• 陳信仲

中國吃的其實是「日本鬼子」那套

中國來了,或者說,中國「又」來了。新疆強迫勞動的指控,促成惱羞成怒的中共當局、官方媒體與小粉紅的聯合「撒野」、對香港、台灣頻繁的恫嚇行徑、向國內「中國不吃這一套」的喊話…近年來幾乎是錄影帶倒放一般,惡鄰週而復始地張牙舞爪,想必對住在台灣的人,除了煩不勝煩的厭膩之感外,也有幾分未知的恐懼。


1930年代日本外交代表團合影,中坐者為松岡洋右 。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


說到對這個惡鄰的「理解」,許多人說,中國是新型態的極權主義國家,很難從展演性質強烈的政治手段來研究他們的意圖;也有人說,中國牢牢掌握資訊的控制權,要預測他們往後的行動,猶如瞎猜。誠然作為一個至今仍然運作的極權主義國家,無論想從哪一個途徑來接近,都是難度不小的嘗試。


但綜觀歷史,我們其實不難從過往存在過的極權主義國家,他們所行使過的政策類型來推論,並且給出暫時性的理解。因此筆者想從大日本帝國這樣的「極端國家主義」(Ultranationalism)的國家作為理念型(或者用不那麼學術語言來稱的話,概念工具),用來理解中國近來的作為,以及可能達到與過去的極權主義國家所不曾有的境地。


「忠誠競爭」與「戰狼型治理」


西方服飾企業懷疑進口棉花是中共當局強迫維吾爾人勞動而來,因此終止與中國進口商的合作,之後港台藝人、中國社會開始了如火如荼的出征潮、表態潮與抵制潮。其實背後的涵義不過是在積極的表達效忠,誰看起來最不計代價地表忠,誰就最可能獲得中共當局的青睞,獲得中共當局的青睞意味著中國市場裡的獨佔、特許與庇蔭。


這跟大日本帝國時期,頻繁出征、暴動,處處糾舉誰對天皇「不敬」的右翼法西斯運動—「國體明徵運動」的人士簡直如出一轍,甚至到了後頭還相互較量誰比較忠誠。而這樣蔓延全日本的「忠誠競爭」風潮,其實來自於殖民地人民為了要獲得母國的肯認,藉由拼命學習日語、徹底改為日本的生活方式進而被承認為具備「日本人」身分,來獲得母國平等相待的悲劇根源。


值得注意的是,愛國主義運動遍地皆是,為何就屬極權主義國家最為畸形?那是因為在自由民主的國家當中,捍衛自由民主的價值、暢所欲言可以是一種愛國、肯定集體價值的表現;然而在極權國家當中,掀開中國共產黨「祖國的偉大復興」那樣浮夸的標語之後,內裡除了赤裸裸的鬥爭以外空無一物。實質上既沒有任何偉大的價值可以實踐,剩下來的,不過就是最表面、膚淺的儀式性反應。


中共當局深知這點,於是佐以可能的懲罰來完成這套誅心的「戰狼型治理」,因為比起事後實行鎮壓與社會控制,更好的是被統治者主動揣摩上意。利用虛無來扭曲人性、便於治理,始終是自文革以來中共當局深諳的拿手好戲。


「伸縮自如」的中國人身分


上述所提到的,要求殖民地人民效忠以取得平等身分的歷史事實,凸顯了母國掌握身分且隨狀況適用的解釋權、以及對於殖民地人民的歧視。當時「日本人」這樣的身分,對於殖民地官員來說,除了是自矜的驕傲,也是對殖民人民頤指氣使、魚肉鄉民的利器。當時大日本帝國對於個別殖民地,都有不同套正當化殖民統治的說詞,在沖繩、韓國就說有著同樣的祖先(日琉同祖論、日鮮同祖論);而對於當時普遍由漢人組成的台灣社會,則用「同文同種」來安撫。


有趣的是,當殖民人民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心裡產生「同為日本人卻不被公平對待」的疑惑,反過來跟殖民母國對質時,除了說你「不夠日本」,殖民母國給的理由,也是心底真實的想法,就是「我們比你們文明,你們應當服膺我們的統治」。而且這樣的「文明」,並不是精神上的,而是軍事、經濟等物質上的文明,或者說,「富國強兵」,更粗俗一點說,就是「拳頭比你大顆」、「用錢就能砸死你」,要你臣服。


這樣表面上是「民族大義」,實際上是「財大氣粗」的邏輯構成的身分概念,作為一套統治話語,也活靈活現地應用在中共對於邊陲人民的控制上。要香港作為中國資金流通世界的轉運站時,就強調別於中國的、香港獨有的半自治的自由地位取信於外資;而當香港人追求中國曾經承諾過的自由時,就指責香港人「不夠愛國」,除了祭出國安惡法加以壓制,更要求從此以往必須「愛國者治港」,摧毀香港實質的半自治地位。


一方面把維吾爾人關進「再教育營」、解體維吾爾人的社群、壓制維吾爾人的文化,好讓維吾爾人變成徹底的中國人的同時,也不忘了說新疆「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一部分」。至於台灣,除了已經聽膩的「兩岸一家親」,忘不了的當然還有「留島不留人」。對於中國的擴張意欲,我等不過是「遲來的」中國人,「中國人」身分的本質,就其隨著統治狀況得以恣意解釋來說,說穿了不過是權力擴張、對於他者的宰制慾望,其實卑(劣)之無甚高論。


「從屬型民族主義」的「寬以律己」心理


每當中國因為對內少數民族的壓迫備受國外指責時,除了習以為常的抵賴、「堅決反對外國勢力干涉內部事務」以外,如果我們鍥而不捨地追問,他們會理直氣壯地把「百年國恥」抬出來當相罵本。八國聯軍、列強瓜分的過去,成為當今中共牢而不破的統治依據,「不要再被外國列強欺負」的強烈願望,成為了暴戾卻能讓中國富強的中國共產黨有恃無恐的意識形態基礎。然而拿受外國侵略的經驗來正當化對於國內、週遭弱小民族的壓迫,是欠缺自省主體的「從屬型民族主義」的表現。


以前的大日本帝國,之所以能橫徵暴斂、對殖民地人民赤裸裸地歧視與剝削、實施殘酷的戰爭罪行而沒有絲毫的罪疚感,背後就是這樣的意識形態。為了抵抗列強的侵略,一切的惡都被允許了、全部的罪都被赦免了,所有難以卒睹的卑鄙都高尚了起來。


然而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自身不幸的遭遇,從來就不是造成他人不幸的藉口。更重要的是,這樣的民族主義註定是偏狹、空洞且無法取信於世人。只有自說自話的苦難,沒有理念與價值的共享和同理心,換言之不能用善的價值來治理,只能誘發人性的至惡來牽制,這也是為何直至今日,中共的統治工具只會剩下鎮壓、離間與監視。


如何突破數位極權主義的圍堵


以上的分析,都是來自於筆者讀畢日本政治學家,丸山真男的弟子石田雄的《記憶與忘卻的政治學》這本鉅細靡遺批判、剖析戰前至戰後日本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巨作而來的反省。私心推薦國內出版社翻譯這本對帝國與極權主義饒富啟發的著作,而這本著作是如此的精闢、廣博而銳利,按道理說會是國內一幫左統派喜聞樂見的佳作—只要他們沒意識到這本書的分析同樣適用於他們「偉大」的祖國。


話說回來,現時的中國雖然沒有大日本帝國時期箝制人民思想的「特高警察」,但取而代之的是更無遠弗屆的高科技監視。除了作為輿論平台的網路實施控制,中國也不忘逆向操作,發動資訊戰與輿論戰。現在台灣也深受其害的假新聞,就是其中的一環。這暗示了我們,現在的中國除了與大日本帝國一樣是極端國家主義之外,它還透過高科技輸出極權的統治手段,可稱之為數位極權主義。透過佔領網路平台與輿論,造成認知上的錯誤,淡化中國充滿威脅的形象、造成民主陣營的分裂。


在這個稱之為「後事實」的時代,如何突破中共數位極權主義的圍堵,其實令人悲觀。因為充斥資訊的時代,人們普遍不以理智,而以情緒來接收訊息,比起無聊的真理,人們更愛煽情與怪誕。清明的判斷、準確地判讀就是不受資訊戰波及的條件,而這需要廣泛的閱讀、有耐心地積累經驗才能達到。


橫亙在我們台灣人面前的課題已如步步進逼的帝國迫在眉睫,然而公民社會的討論與學習仍然需要時間。我們能否逃過此劫、及時突圍?沒有人知道,我們只能用我們的實存、我們的知識與良心,映照人類未曾有過的虛無、荒涼與邪惡。望公義能眷顧我們的命運,向遙遠未來的歷史開展。





作者是總算能出國卻被疫情延誤的、自我意識過剩的悲情京大生。關懷德國、日本,當然包含祖國臺灣在內的種種人文社會思想議題。希望有天渺小的自己能為臺灣及其周遭的弱小民族盡綿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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