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傾!其實是台灣的現實主義轉向

江昺崙

適值318太陽花運動七周年,但最近因為藻礁公投連署的事件,臉書動態上支持與反對公投的朋友各執己見,難以對話,彷彿大選提前來到,台灣社會又進入了政黨政治的喧嘩時刻。

但本文不是要討論藻礁公投,而是要討論背後的社會現象。林雨蒼有一篇〈臉書演算法如何撕裂這個社會〉,他認為兩方對立是因為社群軟體背後的演算法,但這是一種技術上的解釋,其實可能還有更深層的集體焦慮在背後。

先進入結論,台灣社會最大的集體焦慮就在於「地緣政治」。

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

地緣政治的風險與限制

我們台灣是一座太平洋上的島嶼,位於美、日、中三強的勢力交界,百年來混雜了美日中的文化與認同,藉由列強的對峙張力,因而保持獨立至今。若要了解這複雜的關係,可閱讀林孝庭《意外的國度》汪浩《借殼上市:蔣介石與中華民國臺灣的形塑》。簡而言之,台灣今日之所以保持獨立且模糊的主權國家狀態,乃是冷戰體系下非預期的結果,或許也出乎蔣介石的意料之外。

因此在這座島嶼上的人,無論持有何種意識型態,無論左翼右翼統派獨派親美親中,都必須先在這個多重混沌的「主權」狀態下,先定向自己的認同座標,才能接下來理解個別的社會議題。

有人可能會問說:「我們討論性別、階級、弱勢社群,何須碰觸統獨議題?難道要因為國族認同而放棄追求平等嗎?」不是這樣,而是不管什麼議題,我們都會有一個以國家為界線的思辨領域(除非主張無政府主義或者世界主義),例如婚姻平權,我們實難以「一整個亞洲」為單位去進行倡議,我們也很難想像在「一個中國」底下去推動婚姻平權,我們只能在自己的「國家主權」範圍內思考與行動。萬一「中華民國(台灣)」這個框架,被中國強制破壞掉,則我們現存任何公共倡議就會失去約束力。

所以「我的國家是什麼?」與「我們的政府合法嗎?」等等難題,就成為了島嶼揮之不去,如同空氣中無法消散的pm2.5,長期困擾著我們。

這樣的難題,原本在中國經濟快速成長的21世紀初期暫時擱置,台灣人眼見中國舉辦北京奧運,國力達到百年巔峰,歐美列強也歡迎中國進入國際社會,似乎兩岸就這樣和平共處、攜手發財也是不錯。

習近平就任後對週邊地緣政治的影響

不過歷史轉折出現了,2012年11月,習近平就任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與軍委主席,正式掌權。在掃平薄熙來勢力之後,習近平開始大展鴻圖,除了透過打貪掃除黨內異己(甚至清除了黨內默認2022年接班的孫政才與胡春華);對國民則加強了言論控制;在國際戰略方面,也從原本胡錦濤時代的「韜光養晦」逐步轉向今日的「戰狼外交」。在中國網路上有這麼一種聲音:若鄧小平是中國現代化的「總設計師」,那麼習近平就是「總加速師」。

習近平的突飛猛進,帶動了週邊地緣政治極大的震撼與轉向——原先在21世紀初,台灣社會面對中國有數種不同聲音,以偏自由派或左派的社群來說,有許多人認為中國並不是不能對話的對象,特別是中國的公民社會,是有合作、相互影響的可能。當時也有言論認為,中國學生來台灣留學,可以將台灣民主自由的思想帶回去。而中國一旦出現民主政治,台灣就有機會對等與中國對話,甚至爭取到獨立的空間。

不過因著習近平對內政策日趨高壓,中國的公民團體幾乎都受到監控、打壓乃至解散,原本可與中國公民社會接觸的管道逐一消滅;中國學生來台的交流空間越來越小(個別中國學生的正面案例,可見《我的青春,在台灣》)。

失去「民主自由」的交流空間之後,台灣社會對於中國民主化的期待也逐漸落空。六四學運領袖王丹2010年後在清華大學教書,或許他本人沒有意識到,但他代表了台灣人對於中國民主精神的想像,因此王丹接觸到的學生如陳為廷等人(筆者也聆聽過多次王丹演講),也抱持著與中國人彼此對等交流的開放姿態,以及對中國民主化的同情理解。但隨著兩岸關係緊張,王丹代表的「民主化」路線也越來越限縮,部分獨派對於王丹「中國民主化之後再來談統獨」的論點也感到不滿,於是2017年王丹低調離開台灣,幾乎等於是「第三種中國想像」(2015年吳介民的著作)的終結。

習近平大轉向激起台灣的亡國感

與此同時,「習近平大轉向」後加強對新疆及香港的箝制。2019年反送中運動,「勇武派」與「合理非」意識到此戰即為終局之戰,反抗運動集結成「齊上齊落」的統一戰線。不幸在運動過後,香港公民社會仍遭遇大清洗,連溫和的民主派及黎智英都遭拘禁整肅,港人爭取近二十年的「真普選」落空。

台灣從2014年「太陽花運動」之後與香港即處於共振狀態,當年香港隨之爆發的雨傘運動,讓兩地民眾產生了特殊的情感連結,到2019年反送中運動達到高峰。台灣人一路看著港人從和平遊行,變成市民在毒煙與火牆之間保衛大學,心底萬分恐懼,縱使是國民黨支持者,大概腦中也浮現當年1989年的六四記憶。於是更強化了台灣人的危機意識,「亡國感」浪潮將蔡英文推上總統職位,韓國瑜也因踩進中聯辦(中港台主權與治權的高敏感區),而種下日後滑鐵盧的敗因。

簡單說亡國感就是基於「習近平大轉向」而來的集體焦慮。

美中衝突迫使台灣在重大議題上必須「選邊站」

美國從柯林頓時期以來的對中政策,基本上是以邀請中國參與國際體系,企圖以經貿發展,引導中國走向民主轉型之路。但習近平大轉向後,顯露大國野心,一方面一帶一路串連亞非大陸,另一方面積極取得國際組織的發言權甚至主事權等位置。終在川普任內與美國對撞,中美貿易戰爆發之後,逐漸形成中美兩國新冷戰的局勢。

當然還有一連串如新疆種族清洗、中印邊境衝突、東南亞南海問題、中澳貿易衝突、COVID-19直到近期的緬甸軍事政變案,都讓中國成為國際秩序的新興不穩定因素,美國也重新強化與太平洋盟友的關係,特別是位於第一島鏈的台灣。

這也是為什麼台灣人會在2020年美國大選期間,對川普如此期待的原因,因為川普是打破柯林頓後美中關係的第一任總統,雖然可能不是出自川普本人的雄圖大略(畢竟川普本人一開始對中國還是很友善),但對台灣人來說是百年難得一遇的契機,當然會對川普出現各種超乎理性的期待。

綜上所述,在習近平時代後,提前讓中國與美國舊秩序對撞的時程到來,夾在美中兩強中間的小國台灣首當其衝。稍有關心國際局勢的台灣人當然也會升起無名的焦慮感,迫使人民在重大議題上必須「選邊站」,於是在社群軟體的推波助瀾下,加速了公民社會的極化現象。

「現實主義轉向」來自台灣社會的焦慮

很多知識分子會批評說這是台灣社會「右傾化」,但從過程來看,應該是原本理想主義的空間緊縮,重新回到國際關係理論的「守勢現實主義」氛圍,例如轉而支持國防軍備(逆轉洪仲丘事件後人民對國軍形象)、訴諸團結戰線(於是時代力量內部出現分歧)、強調犧牲局部以換取情勢穩定等等。

「現實主義轉向」最明顯可討論的就是民進黨開放瘦肉精美豬一案,為什麼民進黨之前反對,現在主動開放進口?因為中國的壓力迫使執政黨必須面對現實,與美國合作,當中已經沒有太多政策模糊的空間。

藻礁公投是另一明顯例子,原本關注藻礁公投的人不多,大概都是平時很關心環境議題及動保議題的公民團體等,所以民進黨對此也低調處理。但在2月22日國民黨加入連署之後,加上其他即將成案的三個公投,突然上升成為政黨政爭,民進黨及其支持者心中的警鈴大響,全力反擊藻礁公投提案。

環團這一方,感覺到突然被民進黨支持者鋪天蓋地的攻擊,心底就會有一種「民進黨出動網軍來打壓我們」的感受。事實上民進黨的文宣部隊可能沒有大家想像得這麼厲害,大多數還是泛綠支持者基於現實考量,感受到國民黨「挾藻礁推核四」的威脅,於是這些支持者成為泛義勇軍,在網路上氣急敗壞地反駁護藻礁的訴求。後來藻礁討論形成兩極化的觀點,正反雙方都丟出「綠營側翼」及「藻膠」的標籤。

無法理解雙方焦慮,討論就無法繼續。堅持採取中立立場,希望各方理性思考並非解決之道——這也是為什麼很多知美派,如陳方隅及范琪斐等人會在美國大選時被批評,並不是他們的論點有什麼錯誤,而是他們刻意保持的中間偏自由派立場,無法理解台灣社會普遍的焦慮所在,所以才會讓讀者們出現一些情緒性的反彈。

避免嘲諷批判與歧視性標籤

最後提出兩點建議,第一:本文並不是要求大家要轉向現實主義,而是去思考所謂台灣社會近年出現「愛國動員」背後的現實因素。不須一定要認同現實主義,但也沒必去嘲諷批判。

第二:網路的雙極化社會是當代正常現象,就算關掉FB也不可能解決問題(除非像中國一樣控制網路),選邊站相互叫罵也是很合理,唯一可以做的是就是不要繼續貼「歧視性標籤」,請避免公開用「柯粉」、「韓粉」、「中共同路人」乃至「綠營網軍」等標籤。你可以用「韓國瑜支持者」等比較中性的字眼,也無損你的論點,畢竟給別人貼這種標籤其實不會有任何攻擊效果,只是鍵盤自嗨,但反而會引發更多報復性反擊。如果你真的很不爽某些立場的觀點,不要立刻想要回應反擊,讓子彈飛一會兒。可以先關掉電腦、收起手機去戶外走走,或陪家人朋友聊天。過一陣子再回應會比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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