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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海上傭兵》





在亂世危局中追逐白銀


明軍在東北邊疆已和滿洲部族交戰了數十年,但此時正逐漸喪失優勢,即使明軍兵力仍然多過滿洲人所能動員的數量。一六三○年代,滿清騎兵設法越過了長城,甚至侵入了山東省及直隸省沿海地區。由於這個戰術切斷了中國邊防部隊的補給線,部分明朝海防部隊及水師對於不可避免的結果心生畏懼,紛紛拋棄職守加入滿清一方。他們的叛離使得渤海灣的制海權如瓜熟蒂落般落入滿清之手。這份天賜大禮使得滿清能夠經由海路從朝鮮獲得補給,同時繼續劫掠中國東北邊疆的補給線。一六四○年代初期,北京朝廷開始認真顧慮滿清將從渤海灣進攻京師。某些官員提議召喚一官在海上截擊清軍。因此在一六四二年夏天,皇帝下詔給仍在廣東連州山區忙著討平原住民反抗的一官,命令他派出兩名幹將,指揮三千名新兵北上。一官立即答覆,表示他需要新鑄槍炮、新造戰船,才能執行這項任務。他隨即在一六四二年十月返回福建。臺灣長官杜拉第紐斯對這件事的說法如下:「傳聞皇帝親自召喚他(一官)進京,想要請他幫忙抵抗滿洲人……其他人說,他寧願送錢北上也不想親自北上,因為他幾乎不相信帝國的大官。」至少從目前可資拼湊的史料看來,福建巡撫和兩廣總督在試圖計算由此產生的開銷要如何由空虛的省庫支付時,都對此感到窒礙難行。即使一官個人的貿易收益在一六四三年占得更大比重,省庫卻早已枯竭。一官向皇帝回奏,表示新的槍炮將在一六四三年五月前後鑄成,但他本人患病,無法親自領軍。他提議由他的弟弟鄭鴻逵指揮,但福建與北京之間的聯繫此時已被農民起義軍切斷。當李自成率領的農民軍攻掠黃河流域的大城市,福建當局與北京朝廷的聯繫也中斷了四個月左右。等到雙方重新取得聯繫,朝廷已經擱置了原定計畫。儘管如此,皇帝仍然需要鄭家軍為他平定民變,於是在一六四三年調派鄭鴻逵率領三千兵力北上。不久又在一六四四年二月下旨調派兩千名兵士。


一六四四年四月,農民軍攻破北京城,崇禎帝在農民軍入城前自縊於煤山。京師淪陷的消息在五月中傳到陪都南京。一六四四年六月十九日,高官重臣們擁立了新君弘光帝。由於長江河灣環繞南京城,新朝廷命令鄭鴻逵率軍駐守一處戰略地點,防範農民軍或清軍渡江。遠在南方,不受農民軍及清軍入關蹂躪的福建、廣東兩省,成了重新整編的南明帝國之中流砥柱。為了確保這片大後方,新帝策封一官爵位,並承認他在福建省的顯要地位。一六四四年十月三十日之後,他得到朝廷允許統帥一切海防兵力,包括浙江省境內的海防部隊。一官因而掌控了經營中國與日本絲綢貿易戰略最具戰略價值的海岸地帶。他留意著最重要的機會,實際上在那時開始讓浙江與日本直接通航。


中華帝國心臟地帶在一六四四年最初幾個月的動亂,削弱了朝廷對於非法貿易所能施加的任何控制。一群南京及福州商船在一六四四年春天的北風季節載運絲織品抵達日本,正是這一點的關鍵證據。


造訪日本的中國船數量突然增加,同樣可以解釋成對荷蘭人威脅的回應,因為在一官與荷蘭人共享中日貿易的談判破局之後,荷蘭人決定適時採取措施,勸誘一官回到談判桌上。一六四三年六月二日,臺灣長官馬克西米利安.勒.麥爾(Maximiliaan Le Maire)告知來到臺灣的中國商人:


(范.迪門)總督無法理解,他們(中國人)為何在日本替公司製造麻煩,又派船載運各式商品到馬尼拉和我們的敵人交易,直接違背皇帝的禁令。我們因為這些船隻已經蒙受了巨大損失。為防範更大的損害,他(總督)將派出艦隊巡弋中日之間的海路。正如你們即將留意到的,我們派出了兩艘船和一艘荷蘭軍艦巡弋呂宋島北方外海。這些行動將在今年之內持續進行……請公告周知,警告所有中國商人不得前往這些地點。


一官留意到這份威脅,遂不顧北風季節而即刻派出船隻載運貨物,以降低被荷蘭艦隊俘虜的風險。從臺灣派往呂宋的兩艘荷蘭軍艦,的確在六月四日於呂宋島附近設法俘獲一艘中國船,沒收船上的全部白銀,並警告船員不得再與馬尼拉交易。巴達維亞的高等行政當局在一六四二年夏天已試圖調派幾艘快船巡弋,阻止中國船隻再次前往日本,但颱風和普遍惡劣的天候讓他們無法實行這個計畫。由於荷蘭人心裡也在疑惑日本人將如何應對,他們在一六四三年夏天將計畫告知日本。八月一日,范.迪門總督起草的信函遞交給了出島町長海老屋權右衛門,試圖向他徵詢日本方面對於荷蘭人派艦巡弋計畫的回應。海老屋在一個月後給了模稜兩可的答案,表示日本方面不會干預在日本領海之外的巡航,但絕不允許海盜行徑。這項要求很快就被在地唐人社群得知,他們憤怒地向長崎奉行提出抗議。於是奉行向出島的荷蘭人發布以下命令,警告他們不得俘虜從中國航向日本,或從日本航向中國的任何船隻:「自長崎前往泉州及泉州以北其他港口的船隻,要是在明年回到此地時申報有船隻未能到港及下落不明,本官將展開調查,以查明船隻是否被荷蘭人俘虜或毀壞……」


儘管這份對荷蘭人的警告僅只出自長崎奉行,並非出自幕府將軍本人,其中的訊息仍然被荷蘭人明確接收到了。其後,中國船隻再也不曾受到荷蘭船艦損害。這份協議發展成了中國人與荷蘭人彼此心照不宣的默契,一直被遵守到一六六二年臺灣投降為止。不僅如此,一官仍在一六四三至一六四四年間持續向臺灣提供大量中國黃金,並由巴達維亞買進胡椒,這也是不容忽視的事實。所有這些理由都讓雙方有可能將衝突限制在低強度。


表8-7 從泉州以北的港口抵達日本的中國船

出處:

* Robert LeRoy Innes, The Door Ajar, 636. Table A: Shipping traffic between Japan and the outside world (excluding Ryūkyū and Korea) from 1604 to 1715.

** The Deshima dagregisters, XI: 1641-1650, XII 1650-1660, passim.


即使荷蘭人與安南商人在日本貿易上費力達成了協議,他們還是在兩條貿易路線上發生了衝突:其一是與馬尼拉的貿易,荷蘭人自一六四三年起每季都從臺灣派艦巡弋。當一官名下的一艘船在一六四五年被俘虜,他勃然大怒,發函威脅臺灣唐人居民:唐人若協助荷蘭人懷抱敵意搜索中國船隻,將受嚴懲。他在這封信裡的粗暴語氣,正表現出了他對此事有多麼無能為力。


另一條涉及雙方,但較為次要的貿易路線,則是與日本的鹿皮貿易。自十六世紀末以來,日本人進口了大量鹿皮,最重要用途是為武士製作鎧甲的部分原料。在一六四○年幕府鎮壓羅馬天主教,並且實質上閉關鎖國之前,這項貿易由旅居海外港口的日本人與葡萄牙人共同經營。大多數鹿皮來自臺灣、暹羅和柬埔寨。依據出島荷蘭商館的紀錄(參看下表),鹿皮貿易逐漸增長。


表8-8 來自廣南與柬埔寨,載運鹿皮進入暹羅與日本的船隻


前文曾經指出,由於暹羅國王忙著發展王室自身與中國的直營貿易,一官在中國與暹羅交易取得一席之地的企圖宣告失敗。暹羅國王在一六四三年之後,得以在更穩固的基礎上確立與廣東的直營貿易,但他的貿易絕非暹羅鹿皮的唯一出口管道,因為暹羅鹿皮也經由柬埔寨和廣南輸出日本。一六三○年代暹羅動亂之後,許多日本僑民感到不安,因而移居廣南和柬埔寨,從廣南和柬埔寨繼續向暹羅購買鹿皮:他們把這些鹿皮賣給廣南和柬埔寨的中國商人,因為他們自己也被日本一六三六年開始實施的海禁逐出了對日貿易。一六三七至一六四○年間,大城的荷蘭商務員不斷抱怨「交趾支那的日本人」來到暹羅收集鹿皮。儘管這些年裡(一六三六至一六四○年)造訪廣南及柬埔寨的中國船隻數量並未留下具體的文獻記載,但中國官方在一六三九年發出十張洋引,允許船隻前往廣南(按:即安南國王阮主管轄的會安,八張洋引)及柬埔寨(兩張洋引)交易一事則有案可查。東京(按:即安南國王鄭主管轄的昇龍,今河內)與廣南在一六四三年爆發的大海戰,後果之一是當年沒有任何鹿皮由中國船隻運往日本。一六四二年,兩艘在廣南海岸擱淺的荷蘭船被葡萄牙人擄獲,船貨作為戰利品售出。荷蘭人把握這個機會對廣南宣戰,在一六四三年俘虜三艘恰好駛向廣南港口、或由廣南港口出航的中國船。根據荷蘭人從臺灣獲得的情報,中國船在一六四四年直接從廣南被派往日本。一官得知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一六四三年向廣南宣戰,於是也在一六四四年向荷蘭人申請通行證,以便能在廣南交易。


就在一官申請這些通行證之後不久,滿清軍隊於一六四五年六月三日渡過長江,占領了南京。一官之弟鄭鴻逵眼看處境無以為繼,於是率軍撤回福州,同時帶走一位向他尋求庇護的明朝親王。一官和鄭鴻逵決定擁立這位親王成為大明的新皇帝,年號隆武,並於一六四五年八月二十一日在福州建立新的朝廷。一官之子鄭成功被這個新朝廷徵召,成為新皇帝的一名侍衛。新朝廷意識到維持原有部隊水準,同時訓練新兵擴充兵力一事至關重要,也承認以對外貿易作為資金來源之重要性,因此在這段危局中未嘗頒行海禁,中日之間的直接貿易受到允許。臺灣長官弗朗索瓦.卡隆報告:


一官大人開放了與日本之間的貿易和交通,因為這能帶來收益,以支付某種稅金為條件。這(貿易)以前是被禁止的,違者處死,即使他自己靠著收買沿海大官而私下繼續進行。


巴達維亞總督柯內利斯.范.德.林恩(Cornelis van der Lijn)也提醒從巴達維亞前往臺灣的商人:


就巴達維亞及本國的訂單而言,(從中國)運來巴達維亞的船貨不佳,這多半是因為中國連年大戰,以及中國大官一官的惡意所致,後者試圖妨害臺灣貿易、加強自己的生意,因為他想要從今而後獨享日本貿易帶來的豐厚利潤。他得到鉅額付款作為回報,故准許所有商人前往長崎,同時自己也裝運了龐大船貨。因此,去年(一六四五年)有七十六艘滿載的中國船下海,出口貨物總值超過五百二十萬荷盾。眾多商品價格下跌,導致公司遭受嚴重虧損。我們承受不了這種與中國人的持久競爭。


福建的新朝廷也重新開始接待貢使,做為直營貿易的重要管道。例如在一六四五年九月,朝廷就與琉球王國使節展開談判,期望建立絲綢換硫磺的朝貢貿易。


一官甚至計劃以中國皇帝的名義與日本幕府將軍締結正式同盟。他期望運用外交手段,說服南中國海與東海周邊的所有統治者承認他的權利,從此杜絕荷蘭東印度公司對他的船隻進行武裝干預的企圖。他允許麾下的一位水師將領崔芝送信給幕府,請求幕府開放正式貿易並提供軍事援助。出島的荷蘭人在一六四六年一月二十六日得知,一官派出的一位代表向幕府呈遞信函,請求派出援軍對抗滿清。這封半官方信函簽署的日期為一六四六年一月二十八日。但幕府的老中會商後拒收信函,因為幕府當時已實施鎖國政策,完全排除了中國與日本進行朝貢貿易的任何可能性。一官不死心,再接再厲。一六四六年七月,他請求隆武帝同意,派出正式使節前往日本。他親自致函日本天皇與幕府將軍,隨著隆武帝正式授權的國書一起送往日本。將軍這次收到了信函,但他和老中們還是拒絕了請求。這次事件的消息就連出島的荷蘭人都聽說了,因為將軍派出數名侍從拒絕一官的請求,這個姿態引起了大眾關注。無論日本方面有何感受,隆武帝都已讓中國與日本的貿易成為合法。


一六四六年五月至六月間,據說由一官派遣的一位中國特使也在安南(大越)鄭主的宮廷現身。隨同他前來的使團攜帶了價值約二萬兩銀的絲織品。這名特使宣稱,他的任務是前來提醒安南國王,不要忘了向福建的新皇帝朝貢。他們在一六四六年七月三日離開之前,實際上交易了六百兩黃金,以及若干火槍、長矛及刀劍。鄭主獻給隆武帝的黃金其實有個不可告人的目的:為了讓鄭主請求中國冊封更高的爵位。一官也寫了私函給安南國王,通篇表達得「好像他(一官)是他(安南國王)兄弟那樣。」


一六四五至一六四六年間派往日本、琉球、東京的這些使團,全都邀請了相關國家參與以福州為中心的全新朝貢貿易。一官的計畫是要與這些藩屬國重新確立外交關係,並運用外交手段獨占他們與中國的一切貿易。他將這個計畫構思成一種鈍器,讓他能用以擊破荷蘭人犧牲中國商人而取得的一切特權。但他注定要大失所望,因為新皇帝並不相信一官的計畫對於新朝廷有何重大意義,並命令一官盡快準備好對清軍開戰。一官明白要是自己不先確保經濟基礎,就不可能對這樣的任務提供糧餉及兵力,於是他選擇保全自己的水師及財產而犧牲隆武帝。當清軍逼近福建省,他命令自己的部隊從各大城市撤走,因為他確信自己正在建立的全新貿易體系,對滿清君主也會發揮價值。數年後,一官在一封奏章裡向滿清皇帝自我介紹,其中無意間透露了他在人生最後階段對一生事業的自我定義:


臣於明朝,以征剿浙閩粵三省山海賊,攻取紅毛,疏通外番進貢有功,擢為平國公。


任何一個傭兵出身的人物為中國王朝效力,得到的成就簡直莫大於此了。




作者為荷蘭萊頓大學歷史學博士,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

鄭維中所受的學院訓練最初為社會學。他是政治大學社會學碩士,台灣大學社會學博士肄業。大學時代,他旁聽曹永和教授的台灣史課堂,開始對荷蘭時代台灣史感興趣,碩士論文以荷蘭時代台灣社會與法律為主題。進入台大社會學博士班後,仍繼續以荷蘭時代台灣為研究方向,於2005年獲得荷蘭萊頓大學包樂史教授主持的「邁向新夥伴時代」(TANAP,Toward a New Age of Partnership)計畫贊助,赴萊頓大學研讀,於2012年完成博士學位。

鄭維中翻譯有歐陽泰《福爾摩沙如何變成台灣府》,韓家寶《荷蘭時代臺灣的經濟、土地與稅務》。著作有《荷蘭時代的臺灣社會》、《製作福爾摩沙:追尋西洋古書中的臺灣身影》,及與韓家寶合著之《荷蘭時代臺灣告令集,婚姻與洗禮登錄簿》。

書名:《海上傭兵》

作者:鄭維中

出版社:衛城

出版時間:202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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