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疫情狀態下防疫共同體

林耀盛

去年一月二十日,因應疫情,臺灣啟動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人們面對不確定性,全心防疫,交出「臺灣經驗」好成績。尤其連續253天無本土病例的承平狀態,一旦面臨紐西蘭機師到近來的桃園疫情,啟動了許多人防疫經驗的負向記憶,認為他們破壞靜好歲月,擔憂又要重複限制生活狀態的責備他人或憤怒情緒。有人只是把時間區帶固著於過去,淡忘病毒始終並未消滅;需要朝向未來,不是僅是作戰隱喻,而是如何與病毒共存。

圖片來源:翻攝自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

臺灣疫情變化引發驚嚇的效應,驚嚇經驗可區分為兩種:一種是有限經濟中的驚嚇經驗,例如觀看災難電影,雖然過程當中會受到相當程度的衝擊,但最終仍能在意識層次上回到秩序感;另一種為無限經濟中的驚嚇經驗,人們無法預估經歷這樣的經驗將會造成何種影響,甚至過往經驗的預期災難心理孵化,加深了擔憂感受。

關於情感的時間感受,研究者區別出兩類:「前瞻型」與「後顧型」,前者望向未來,後者反觀過去。但前瞻與後顧不等於人生發展階段,例如有些小孩顯示出對於自己的過去、家庭傳統以及歷史甚感興趣;有些上了年紀的人卻專注於未來遠景,並且為後代子孫及下一世紀拼命工作。過去、現在與未來三者雖然會以不同的方式體驗,但我們的「個人時間」必定要嵌入社會、歷史的時間中,尤其在這樣的疫情時空。

當臺灣防疫新生活時期,國際疫情仍嚴峻,無新增病例是日常。但在防疫作戰的隱喻下,無敵人的立即威脅,以為本土零確診是有限經濟常態,遺忘疫病研究指出,疫情流行給出了人們反思習慣模式的契機,作為「緊急經驗」可能激發人的新意向性。如詰問日常忽略的問題:「我該如何和他人共同生活?」抗疫時期的戴口罩、勤洗手、量測體溫等具身性(embodiment)照顧,已然體現一種倫理關係。這些個人/公共衛生健康遵守,本身是預防性健康行為(behavior),轉化為因應變動處境的執行力,是疫情帶來的照顧倫理行動(act)價值。單純機制行為難以解釋瘟疫恐懼下的人群疏離,卻又彼此關注的自我紀律具現行動。

倫理是探討個體對自我和對他人的特殊關係,是存在的經驗。行為轉為行動的倫理關係,健康行為本身就非個體自身的習慣,而是呈現自我照顧與關切他人的雙重性價值。由此帶來人們反思照顧自己的健康行為,不僅是道德上的訴求,更是傅柯(Foucault)認為一個道德的行動,不應該只簡化為一個或一系列合乎規則、律法或價值的行動,而是公共面向生命的實踐,反映出某種關於「人是什麼」、「我應該成為什麼樣的人」、「我想成為什麼樣的人」的理論或實踐模式。

而這些模式的形構和演變,來自諸多歷史條件的組合和異動。他進而認為「認識自己」是基於「關心自己」才有可能。關心自己並非自私,而是在「社會距離」管控策略下,凸顯「心理連結」深刻化的重要。疫病威脅的健康(health)照顧,健康詞彙包含一種療癒(heal)的層次,但療癒不僅是身心層面,更涉及人文靈性的復興,以踐行關切他人/照顧自己行動。

面對病毒繁複變異(anomalous)是超乎一般常態,繁複變異的原始字源為anomal,希臘字源名詞(an-omalie),指涉一種粗澀的繁複性關係,是一種解疆域化的現象,需要生成新的超越常態能力。亦即,所謂的健康不只意味著在特定的狀態下維持正常,健康的承諾是在其他的情境下,也能超越轉化常規的可能性,能夠容受習慣常規的被侵害,而能在新情境中樹立新常態。在此狀態下,我們的健康價值,是回到一種變動的,可以容許誤差(normativity)的創新能力,而不是如同以往維持有限制的、統計上的平均(normality)的穩定不變狀態。

變動性的創新力,讓我們理解自身的欠缺,以回應他人與自我的共在。新型病毒的恐懼是詭譎暗影,如同弗洛伊德(Freud)指出的不被理解的事物再度出現,就像是一個尚未找到位置的鬼魂。以精神分析來看,面對早年的挫折的回歸/退轉(regress),以當下之眼看待,其實是更靠近我們主體就是自身的倖存者的匱乏,是具創新適應力。

反倒是過去認為可以因應一切的萬能想像的心理狀態,於自我隔離處境,仿彿他們想像他們自己真能夠獨自應對似的,但阻絕邊界的劃分,喚起了來自早期生活受到壓抑的孤獨感。危機也是轉機,如齊澤克(Žižek)所言,創傷讓主體能夠再一次經歷自身存有的匱乏,讓死亡闖入到生命之中,創發出生命感,進而帶來解放。抗疫不必然造成受創,但對多數人而言這是前所未有的情感經驗,直面事件摧毀的已然被剝落的經驗與感受,使其進入自身的主體匱乏。受創主體面對的並非針對創傷的喪失進行補償,因為所喪失/欠缺的不是至親或能力,而是主體自身。主體的任務是如何讓自己穿越痛苦,再度承擔那個早已存在他們生命中的匱乏/失落。他們就是我們。

當回顧這段時日的防疫生活,失落困厄處境下帶來的心理影響,除了恐懼、疏離、沮喪之外,是否促發更多元的創新韌性力開展,更是面對未來各種複雜風險處境的關鍵。被確診者或遭受居家檢疫、隔離者,也是面對共同的戰役。有人是不幸直接陷入困局,我們不該以敵意態度標籤他人,我們都是在這場戰局內,沒有人是局外人。

我們見證了一場瘟疫無差別式攻擊,「我們」都置身公平風險的環境中。然而,第一線醫護人員、難民、遊民、移工等,面臨比一般人更大的傳染風險,疫情傷痕是社會苦難心理史的再現或縮影。近日一些禁止桃園行的主張,是防疫共同體「納入的排除」,也是共同體的自我意識主張過於強烈,看不見他人。安全安定的友善社會需尊重、接納每個人,回應關切他人的受苦,而非旁觀,這是普遍性身心健康價值的落實。

Covid-19的全球蔓延,使人們面對時間延遲、空間停滯的空白主體狀態。生活節奏的突變,當越是想快速消滅病毒卻得不到立即性回響,面臨空大的靜默黑洞,終究只會益加沈淪於失落漩渦裡。我們要去思考的,反而是一種「自我耗費」必然性。自我削弱,關照他人,迎向「我們」。我們無須預設病毒終結的時刻,沒有所謂的「後疫情時代」,新興病毒仍會不斷變株異化,我們是處在風險中;「後」不是時間的度過就沒事,並非階段論,而是超越線性邏輯的各種可能性並置狀態。

疫病威脅再如何變形新興,都是古典幽靈的徘徊,提醒我們偏安慣了就遺忘如何豐富我們的生存能力,包括回應死亡與哀悼。雖然,這場看似無期徒刑的陰影籠罩,苦難是當下的,情感是延時的。災厄總是站在遺忘的這一邊,藉由遺忘來回憶,它再次降臨。災厄的多重暗黑,也帶來存有上的思考。

作者為臺灣大學心理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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