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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神保町書肆街考》





11. 儼然中華街的神田神保町

夢幻中國城


神田神保町、特別是「鈴蘭通」在明治末期到大正年間一度是「中華街」這件事,筆者是在一九九○年代初期《東京人》聚會上跟藤森照信先生站著閒聊時才第一次聽說。


「日清戰爭後,清國有大量留學生來到日本,因為日語學校和留學生會館都集中在神保町附近,所以這附近出現許多做他們生意的中菜館,自然而然多了幾分中華街風格。」


「沒錯,神保町確實有很多老字號中餐廳呢,像揚子江菜館和新世界菜館。」


「不過要定義一個地方是中華街(中國城),光靠中餐廳是不夠的。」


「喔?其他還需要什麼條件?」


「中文裡有種說法叫『三把刀』,除了餐廳還要有理髮店和裁縫店,否則算不上中國城。」


聽到藤森先生這席話,我內心靈光乍現。因為當時在共立女子大學任教的我,幾乎每天都會在現今聳立著東京公園塔的神保町後巷一帶走訪探索,也發現過這裡的理髮店和裁縫店特別多。


「原來如此!理髮店和裁縫店確實很多。不過那些店都不是中國人經營、而是日本人的店啊?」


「可能是關東大地震後中國留學生都回國了,那些經營理髮店或裁縫店的人也把結束營業回國、或者遷往他處了吧。除了已經在當地生根落地的中餐廳以外。」


「這樣啊,那神保町可以算是個『夢幻中國城』囉?嗯,這倒挺有意思。」


距離當時已經過了二十年。近年來我所任職的明治大學紀念創校一百三十週年推動了「神田、神保町中華街」計畫,《東京人》也策劃了「中國城神田神保町」特集(二○一二年十一月號),神田神保町不再是「夢幻中國城」,舊時面容逐漸揭開神祕面紗。


實際上根據調查,神田地區除了老字號中餐廳以外,也留有若干堪稱「中國城」時代「遺跡」的建築物和紀念碑,極有可能根據這些線索復原「中國城」。而這反而讓我們得以看見神田地區的另一種歷史。


既然如此,自詡為神田地區歷史偵探的我們,遂決定嘗試重現日清戰爭結束後到關東大地震前後確實曾經存在於神田地區的「中國城」。

如同許多學者所指出,神田地區開始有中國留學生大舉聚集,是因為日清戰爭結束隔年的明治二十九(一八九六)年,清朝政府高官湖廣總督張之洞所寫的《勸學篇》在皇帝命令之下頒發至各省(地方政府),積極呼籲應派遣留學生到日本。張之洞之所以推薦前往日本留學,是因為比起歐美語言,日文因為使用了漢字能較快學會。再者旅費、生活費比歐美便宜,西歐的知識也容易透過日文翻譯吸收。

受到張之洞《勸學篇》的影響,各省高官紛紛決定派遣官費留學生,來日本的留學生年年增加。此外,沒能考取官費以私費來日留學的學生也增加不少。


那麼當時的日本又是如何「接收」這些中國留學生呢?


此時我們不能不提到時任外務大臣、文部大臣的西園寺公望。曾有留法經驗的西園寺深知,要接收留學生首先必須得有能教授日文和基礎科目的教育設施,至於誰有能力解決這個問題,最後雀屏中選的人物是當時東京高等師範學校(今筑波大學)校長,嘉納治五郎。


嘉納治五郎生於萬延元(一八六○)年,明治十四(一八八一)年畢業於東京大學文學院哲學政治學理財系後曾在多所私塾執教鞭,之後自明治二十四年起奉職文部省,明治二十六年起擔任高等師範學校校長。


他在這段期間中提倡「柔道」,以改善虛弱體質為目的柔術的因此得以自成體系,明治十五(一八八二)年還在下谷北稻荷町設立「講道館」。


西園寺為什麼挑選嘉納做為商討解決中國留學生問題的諮商對象,或許是因為嘉納提倡互惠觀點,認為提早一步成功西歐化的日本,假如要對抗歐美諸國,更應該以各種方式提供清國(中國)援助、一同增強國力才行。當時日清戰爭剛結束,主流論調多半認為如果中國受日本之助成為強國,將來一定會侵犯日本的權益,唯獨嘉納對中國的觀點獨排眾議,足以想像在開明派西園寺的眼中並沒有其他選擇。


總之,聽了西園寺的說明後嘉納的反應相當快,他在明治二十九(一八九六)年六月於自家附近神田三崎町租借一處民宅,開設私塾接收十三名清國國費留學生和一名候補、共計十四人。最初這只是一間連名稱都沒有的私塾,不過任教的教師有高等師範學校教授本田增次郎等人,分別負責日文及普通科(數學、理科、體操),水準應該不低。這所無名的嘉納塾正是「神田中國城」的發源地,一切都由此開始。

此時的十三名留學生年齡從十八歲到二十三歲。他們都是通過清國選拔考試的菁英。不過也有人因為梳辮被日本小孩嘲笑傷了自尊,或者吃不慣日本食物等理由而中途回國。不過明治三十一(一八九九)年還是有七名學生畢業。其中三名進入東京專門學校(早稻田大學的前身)就讀,所有人之後都回到故國擔任官職或者教授。(與那原惠,〈柔道之父、留學生教育先驅嘉納治五郎〉,《東京人》二○一一年十一月號特集「中國城神田神保町」)

清國政府對這樣的成果堪稱滿意,之後年年派遣愈來愈多的留學生。但日本政府並沒有因此採取任何特別因應對策。包含日文教育等進入大學和專門學校必須具備的普通學科教育,政府完全放任民間辦理,並不打算設置官方機構。


由於沒有其他妥善的接收機構,嘉納塾很快就面臨超過員額的狀況,嘉納在三崎町設置新校舍,從論語中選字命名為「亦樂書院」,指派三矢重松擔任教育主任,負責監督、教育留學生。不過新校舍也轉眼就面臨收容空間的極限,他開始尋找大規模的新校舍用地,最後在牛込區西五軒町發現一處三千坪用地中有十三棟建築物的宅第,決定以每月兩百五十日圓的費用全數租用,在明治三十五(一九○二)年一月二十九日與地主締約,同年四月十日向東京府知事申請「弘文學院」設立許可,於四月十二日獲得認可。北岡正子在《魯迅身處異文化日本當中──從弘文學院入學至「退學」事件》(關西大學出版部)一書中,調查了東京都官方資料館館藏的官方資料,推論出上述正式的日期。


如同前述書籍的標題所示,提到弘文學院就會想到魯迅。魯迅是弘文學院的首屆學生,之後他也寫過許多相關回憶,使弘文學院不再僅是日中留學生交流史中出現在首頁的私學,更成為一所「名留世界文學史的學校」。


那麼魯迅又是在何機緣之下,進入嘉納治五郎的弘文學院就讀?


關於這一點,北岡正子也翻查了官方資料,找到幾項有趣事實。以下將參照該書,介紹魯迅入學的來龍去脈。


魯迅(本名周樹人)明治十四(一八八一)年生於浙江省紹興中階地主之家,後來因祖父入獄、父親病死而家道中落。魯迅經過一番苦學,先進入張之洞仿德國軍制而創立、類似幼年學校的軍人培訓學校「江南陸師學堂」,但因對課程內容不滿而退學,轉至附設的礦山技師培育學校「礦務鐵路學堂」就讀。自該校畢業後獲選為「南洋留學生」,在江南陸師學堂校長俞明震率領下,跟其他留學生一起在明治三十五年三月二十四日離開南京,經上海前往日本。魯迅畢業自礦務鐵路學堂而非江南陸師學堂,因此他跟其他五名留學生被稱為「礦務學生」。


當初魯迅這些礦務學生本來應該跟陸師學堂學生一樣進入成城學校(進入陸軍士官學校、陸軍幼年學校之前的預校)就讀,但據說到達日本後成城學校校方拒絕接收並非立志從軍的魯迅等六名礦務學生。於是清國公使立刻在四月十一日寫信給日本外務大臣,表示希望讓這六名學生進入前一天四月十日剛提出設立申請的弘文學院就讀。外務省隨即在隔天十二日委託當天剛取得認可的弘文學院接受這六名入學,並在同一天內收到弘文學院回覆的入學許可。對於這幾個實在太過湊巧的日期,北岡正子推測其意義如下:

這場外務省、弘文學院、清國公使的聯合表演效率之高,到底意味著什麼?簡直像各方早已事前開會疏通過一樣。有一種說法是魯迅是自己選擇進入弘文學院而非成城學校,(中略)但是魯迅等六名「礦務學生」不太可能有選擇學校的自由。事實上包括他們原本安排進入成城學校,還有在抵達後改為弘文學院,一切都跟魯迅這些留學生的意志無關,早已經拍板定案。

事已至此,無論內情如何,總之魯迅就這樣成為剛設立完成的弘文學院第一屆學生,同時也是首位中國留學生。


而魯迅進入弘文學院後屬於哪個學科、都學習些什麼內容?


根據北岡正子分析的資料,弘文學院的授課內容主要有兩大系列,一是教授升大學、專門學校的基礎科目,例如日文,一般理科、社會科的三年制「正科班」,另一種是上課時有口譯隨堂的專業領域速成教育「別科班」(六個月結業),其中「別科班」又根據內容分成培育警務官的「警務學生」班和培育師範的「師範學生」班。


學生們很快就依照籍貫分成「湖南組」和「江南組」等組別上課,也在宿舍依此分組一同生活,因為同樣來自中國、也可能因為南北差異在語言和習慣上的不同導致學生無法順暢溝通,更重要的是,統治民族滿洲人和受統治民族漢人很難共同生活。


魯迅他們六人屬於「浙江組」,特別被稱呼為「礦山學生」,但是他們並沒有特別學習礦山學,只是因為來自礦務鐵路學堂才有此稱呼,實際上他們進入三年結業的「正科班」,學習普通學科。


弘文學院創立時「正科班」和兩個「別科班」加起來學生總數共有五十六人,其中寄宿在牛込區西五軒町的弘文學院本院者有魯迅他們六名、師範學校生十五名,以及來自江西的自費生一名,共二十二名,其他警務學生則住在小石川區江戶川的外塾。警務學生都是北京警務學堂派遣的滿洲八旗(清代的統治階級滿洲人的社會組織、軍事組織),身分尊貴,校方可能認為必須讓他們跟漢人集團分開。

此事暫且不提,相信大家都很好奇,魯迅當時是個什麼樣的學生。魯迅升上二年級的明治三十六(一九○三)年四月,赴該校任教的松本龜次郎留下了一段知名的回憶。松本先提及幾個小故事,表示自己負責的普通班學生日文都已經程度不錯,反而是自己收穫良多,之後他提到跟魯迅相關的回憶。

魯迅從少年時期就喜好鑽研,日文的翻譯最為精妙,往往能忠實掌握原文語意譯出,且其譯文平穩流暢,因此同志間稱之為「魯譯」,推崇為譯文範本。(北岡正子,同前書)

由於送來的學生優秀,弘文學院算是順利地踏出了第一步,而清國當局確認了成果之後,兩個月後立刻又送來第二批留學生到弘文學院,學生數一口氣增加為三倍。


如同前述,學生們得依照籍貫分組,接二連三接收來自不同地區的學生後,只好在大塚、麴町、真島、猿樂町、巢鴨等地增設外塾。學科方面也鑒於許多學生希望速成,增設了速成普通科,還為了想白天工作、晚上學習的學生設置了各科的夜校,規模急遽擴大。


留學生如此激增的背景,與清國在明治三十八年廢除科舉,准許以留學取得的學位代替也有關係。一路以科舉為目標求學的學生紛紛轉換學習方針,來到日本留學。


於是,到了明治三十九年弘文學院已經有超過一千五百名的學生,同時擁有一百七十多位教師,規模龐大。


在迅速擴張的腳步中,該年一月十五日忽然接到文部省一紙通知,要求將校名由「弘文學院」改為「宏文學院」。


變更校名的原因,一般認為是因清朝向來有迴避名君乾隆皇的諱(生前的名字)弘曆之「弘」、改用「宏」的習慣,所以公使和學生經常寫為「宏文學院」,校方遂從善如流地配合,不過北岡正子卻推測,這突如其來的校名變更背後可能有其他內情。這番內情真相又是如何?


遠因可以追溯到早於「弘文學院」、明治三十五年三月底於神田區駿河台鈴木町十八番地開設的「清國留學生會館」,當時清國公使館和日本文部省與留學生之間因管理營運問題產生對立。留學生當中的激進派聚集至清國留學生會館,召開集會討論政治問題,公使館相當重視此事,要求文部省在明治三十八年十一月公布「清國留學生取締規則」。


弘文學院的學生也直接受到這個問題波及,陸續出現附和激進派、贊同以退學或回國表達抗議的聲浪,明治三十九年開年後,主張繼續留學的慎重派勢力抬頭,退學和回國的動向逐漸式微。校名從「弘文學院」更名為「宏文學院」,很可能是嘉納治五郎因應這種狀況的處置。順帶一提,魯迅在改名以前明治三十七年即已完成學業,因此他畢業於「弘文學院」、而非「宏文學院」。

弘文學院的改名申請在學生開始復校的一月十五日遞交。特意選在這個時機遞交「申請書」,很可能受到長達兩個月的留學生反抗運動之影響。弘文學院或許希望藉由改掉留學生不便使用的校名,稍微安撫反抗情緒。(同前書)

可能是校名變更之策奏效,「宏文學院」的學生杯葛行動漸漸收束、恢復常態,但學生人數減少的事實已經難以扭轉,不得不關閉三所分校。校名變更後三年的明治四十二(一九○九)年,「宏文學院」也無奈關閉,結束其留學生教育先鋒的任務。


不過由嘉納治五郎開闢出的這條道路已經相當踏實,往後許多中國留學生持續經由這條路徑來到日本,其中許多人都進入集中在神田地區的大學或專門學校留學生附校就讀。


「神田中國城」就這樣誕生於這般單點集中的景況當中。




作者為法國文學家。明治大學教授。專精十九世紀法國文學。

一九四九年生於橫濱市。一九七三年東京大學法文科畢業。一九七三年同校研究所人文科學研究科博士課程修畢。現為明治大學國際日本學院教授。曾以《職業別巴黎風俗》獲讀賣文學獎評論、傳記獎,獲獎無數。擁有龐大古書收藏,於東京都港區開設書齋工作室「NOEMA image STUDIO」。近作有《「歪腦筋」的逆襲》(清流出版)、《聖人366日事典》(東京堂出版)等。

書名:《神保町書肆街考》

作者:鹿島茂

出版社:馬可孛羅

出版時間:2020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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