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掙扎的帝國》

Friday, May 1, 2020

 

南海經濟體

 

當鄭和的艦隊遍航南海,並且於一四○五年進入印度洋時,他已經航行進一處現存的分散貿易網絡之中。一四九八年,葡萄牙船長達伽瑪(Vasco da Gama)駛入印度洋時,同樣的情況依舊到處可見。以南亞為基地的穆斯林商人,主導了此地的貿易,但是沒有人能獨攬生意。當葡萄牙人到達印度洋時,各處的人們仍然記得鄭和的歷次「下西洋」。對鄭和船隊的記憶之所以會經久不散,既是因為歷次遠征的規模皆非比尋常,也因為下西洋船隊顯露出的特別性質,它似乎指出另一種不同的貿易運作模式,也就是由國家主導協調,可以取代現有的多頭、分散的貿易體系。葡萄牙人帶著好奇心,聽聞當地民眾說起這些「白膚色之人」(這是中國人在南亞民眾記憶裡的模樣)──他們曾經造訪過印度洋上的所有主要港埠口岸。隨著葡萄牙人在亞洲的野心企圖日漸增長,有些人將鄭和視為一個榜樣,無論這個榜樣是否如某些人所讚譽鄭和的,拒絕奪占他人土地作為自己的殖民產物,或是一項接受港埠城邦朝貢的慣例,而他們也願意循此前例,和葡萄牙人通商貿易。

 

葡萄牙人於一五一一年抵達南海西側邊緣的麻六甲時,表現得相當殘暴。當他們發現已經有一個中國貿易社群在這裡,而且經手的貿易相當繁榮興旺時,便決定把這些中國人當成是他們的主要競爭對手,並且做下歐洲貿易商通常會對競爭對手做的事情:殺了他們,然後接手他們的生意。這樣的「發現」,將會一再的反覆上演。無論歐洲人的蹤跡在哪裡出現,中國人都早已經在那裡了。葡萄牙人試著想成為明朝的朝貢國,但是明朝政府卻拒絕他們的請求,因為他們所有關於建立外交或貿易通商關係的主動提議,都是為了保護其現有海上貿易的獨占地位。

 

這就是為什麼南海在明朝經濟最終與世界經濟合為一體的過程裡,成為關鍵區域的原因所在。朝貢體系允許外國人以朝貢者的身分進入中國,但同時卻也責令他們離開。外國商旅被禁止在國境之內長期定居,而明朝擁有執行此項規定的軍事力量。任何想要進入中國商業市場的人,無論是買或賣,都必須透過官方管道,並且建立一個雙邊對等的關係,方能達成;而建立關係的條件,總是掌握控制在明朝政府的手中。唯一可供民間私下貿易的場所,在近海的島嶼,以及走私者控制的峽灣──它們都不是能維持長期交易的穩定根據地。而如此一來,就必須找出一個商貨交易的區域,以便經營、管理離華的中國商品,以及外國貨物的進口。出現在南海地區,同時也是葡萄牙人涉入其中的情形,是一個多邊交易的貿易網絡,在這個網絡裡通商的商人,和大多數明朝的朝貢藩屬有關聯,但是那些發展出地區內部貿易的人當中,則以中國手工業製品和農作物為其主要交易貨物。

 

這樣的貿易安排要依靠兩個條件才能達成,一為經濟,一為政治。經濟上的條件,是明朝必須持續生產出各種品質良好、價格合理的貨物,以因應其他各處的大量需求:中國是這個貿易網絡成長發展的發動機。政治上的條件,是明朝必須持續阻擋外國商人進入本國市場。前述這兩個條件都沒有發生動搖。事實上,我們確實可以說,在整個十六世紀期間的商業經濟,結合關閉邊境的政策(只在本世紀的最後三十年才緩和放寬),確保了這個貿易體系的力量。這是一個相當強健結實的貿易網絡,可以建構出一個或許能稱之為「世界經濟」(world-economy)的體系。

 

「世界經濟」一詞,由研究地中海歐洲的史學家費爾南.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所創,其意並不是指整個世界的經濟體系。所謂全世界的經濟體系,實際上最早要等到十八世紀才出現。更確實的說,「世界經濟」所指,是一個大型地區,透過定期規律的交易網絡,形成高度整合一體的經濟實體,並且在內部的生產勞力分工方面,維持相對程度的自治自律。這個相對程度上的自主,使得一個區域經濟體系得以建構它自身的「世界」,不但自給自足,而且在面臨改變時,有調適的能力;此外,它還具有在自身內部流通的貨物價值增加之時,和距離更遙遠的地區進行連結的能力。

 

這就是我們所想像的南海世界經濟體系:這個具備相對自主能力,但是內部又整合為一體的貿易區域,在十五世紀後半葉出現,這多虧了從北邊來的中國商賈,以及從南方來的穆斯林商人,有系統、有組織的進入本地區(見地圖七)。鄭和的歷次下西洋,確實有若干貢獻,因為這擴大了中國商人在本地區的參與程度,但是國家主導的遠航次數再多,也無法開創這樣的世界經濟體系。貿易必須超越朝貢的程度,才能有這種世界經濟體系的出現。

 

海上貿易沿著兩條主要路線組織起來,兩條路線都以月港和泉州為起點。東洋航線朝台灣的背風處而去,從這裡向北,發展出一條到日本的支線,不過貿易的主流還是向南到菲律賓,經過摩鹿加(Moluccas,即歐洲人口中的香料群島),轉向西到達爪哇。西洋航線則緊挨著大陸海岸線下行至越南,穿過泰國灣(Gulf of Thailand),然後到達麻六甲。當福建月港人張燮(一五七四至一六四○)於一六一○年代將他對海上貿易的考察心得編寫成書時,便以這兩條航線作為全書的架構,也因此這本書被稱作《東西洋考》。張燮在書裡提到,海圖是他在寫作時參考的書面文獻之一;這也就難怪勞德海路指南編排資料的方式,會與《東西洋考》完全相同了。

 

早在歐洲人抵達之前,南海世界經濟體系就已經形成,這就是為什麼當他們一出現在這個地區時,就能夠運用當地現成的區域貿易。從西方航海而來的葡萄牙人,終於在一五五七年得到一塊狹小的半島狀土地,也就是今天的澳門,作為其休憩的中繼站。從美洲西岸穿越太平洋而來的西班牙人,於一五七○年發現了馬尼拉這處絕佳的港口。在這裡,他們還發現了一個超過三百人的中國人貿易聚落,以及一個規模較小的穆斯林部族王廷;在隔年,西班牙人就以陰謀詭計,分別將他們消滅、罷黜。荷蘭人是在這個經濟體系裡出現的第三個歐洲角色,他們一直到一五九○年代才抵達南中國海。在下一個世紀,荷蘭人在東印度公司的招牌底下重返南海之後,便在爪哇各地建立據點,首先是一六○九年在該島西邊的萬丹(Bantam),接著是更東邊的雅加達(Jakarta,當時他們稱作巴達維亞城)。爪哇對荷蘭人而言具有戰略地位,因為據有該處便可以封鎖摩鹿加(Moluccas,也就是香料群島);可是,儘管他們多方嘗試,爪哇距離中國實在是太過遙遠了。他們占領時間最長的據點位在台灣,為了與馬尼拉的西班牙殖民地競爭,東印度公司於一六二三年在該島設立根據地。荷蘭人一在台灣島上建立起他們的基地,就招攬來許多中國人,充作農夫和獵人;其結果相當諷刺,正如歷史學者歐陽泰(Tonio Andrade)指出,台灣之所以會「中國化」,正是荷蘭人在島上殖民的結果。台灣的荷蘭勢力,最終於一六六二年被海上軍閥鄭成功(國姓爺)給驅逐出去。

 

荷蘭人有兩種手段,用以維持他們在這個世界經濟體系裡的地位。其中一種是使用暴力;靠著這種辦法,荷蘭東印度公司得以獨占香料貿易的巨大利潤。另一種辦法,是以靈巧熟練的手腕大量經營地區內部的貿易,如此一來,致使東印度公司在南中國海和印度洋兩地各處之間搬運的貨物,還要多過該公司在歐洲和亞洲之間的數量。只要雅加達可以壟斷它的地區性市場,這筆生意就能夠獲得利潤。不過,各種壟斷生意都是有時效限制的,因為規則會改變,也會有競爭者出現,與他們角逐利益。在這個區域中,中國商業網絡的鞏固,意味著到了十八世紀時,中國商人掌握貿易的程度要遠超過荷蘭人或西班牙人。在此同時,英國人的身影正逐漸在這個地方出現,很快就使荷蘭人為之黯然失色。雅加達淪為商品進出貨流當中一個無關緊要的小城,在槍砲彈藥構築起來的各個帝國還在成長茁壯時,它兀自作為一個時代的遺跡,繼續存在著。

 

白銀如潮水

 

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與荷蘭人一樣,都是想盡辦法要進入這個區域,但是使他們真正進入這個貿易體系,並且鞏固其地位的,卻是一種礦產;他們(尤其是西班牙人)對於這種礦產,有著近乎壟斷式的掌控,他們還認為這種礦產的供應,將會永無窮盡。同時,明朝經濟體也將這種礦產視作價值高於一切的交易媒介。這種礦產就是白銀。它來自美洲西班牙人勢力範圍內的多處礦山,主要產自波托西(Potosí,位於今日玻利維亞境內)和墨西哥。這些礦山的產量極不尋常,特別是自從一五八○年代開始,當時人們採用一種新的提煉技術,即在開採過程中使用水銀,以增加白銀的產量,而一直進入到一六三○年代,有愈來愈多可開採的礦脈漸趨枯竭,於是產量下降。在這數十年間,西班牙人手中控制的白銀數量,既足以為其帝國提供資金,也能夠買通進入南中國海經濟體系之路。不到幾年的時間,西班牙人就在馬尼拉站穩腳跟;他們將安地斯山脈(Andes)開採出來的白銀運往祕魯海岸,從那裡裝船,載往阿卡普爾科(Acapulco),然後再裝載到於每年冬季橫越太平洋的加利恩(galleon)大型帆船上。在一五八○年代,每年大約有三噸的白銀穿越太平洋,來到馬尼拉。到了一六二○年代,年運量提高到二十噸,此後則降到大約十噸。

 

福建商人的反應相當敏捷,他們立即將所有倉儲貨物盡可能的裝載到平板帆船上,然後運往馬尼拉交易,換取白銀這種貴重金屬。貨船在每年春季離開,正好與加利恩大帆船抵達馬尼拉的時間一致。在雙邊的貨船都抵達之後,就開始磋商價格、支付關稅,然後互換手中持有的銀兩和貨品。雙方都要確保趕在每年六月的雨季造成其航海的巨大混亂之前出港。從月港到馬尼拉,福建到祕魯,從大明到西班牙,白銀成了連結前述這一切的橋梁。

 

從馬尼拉川流而出的大量白銀,引發一則謠傳,認為西班牙人在菲律賓發現了一座銀礦山。宦官高寀是萬曆皇帝由皇宮大內派往福建的海外貿易收稅太監(這項稅收是皇帝個人的收益),他於一六○三年派出一隊人馬,前往調查謠言是否屬實。對於這座銀礦山,他使用了一個人們慣用的名詞來稱呼:金山。「金」字本來指的是黃金,但是這也是對「銀」的委婉稱呼,因為高寀正在尋找的其實是白銀,而非黃金。大眾心中對於「在南海之濱有著一座銀山」的念頭是如此著迷,甚至到菲律賓被證明並無銀山存在之後,美洲和澳大利亞許多有中國移民聚居之地,都被俗稱為「金山」,通常這是黃金礦山的錯譯。美國三藩市(San Francisco)的中文名稱,至今仍然是舊金山。實際上,確實有一座真正的銀礦山,但是此山位於波托西。利瑪竇把這個地方標誌在他於一六○二年為中國友人繪製的巨大地圖上。他為這個地方起了一個樸實貼切的譯名:銀山。

 

從歐洲人的角度來看,白銀是一項絕佳的礦產。在中國,白銀能兌換到的黃金價格,是開採產地的三倍,兩地市場間的大幅價差產生了巨大的利潤,等待著人們去攫取。不但如此,歐洲人以白銀在馬尼拉購得的貨物,其所需價格遠遠低於他們回到歐洲後販售的價格。從明朝人的角度而言,這項買賣也很划算,他們的理由差不多完全一樣,情況則與歐洲人顛倒過來(譯按:即在馬尼拉賣出貨物所換得的白銀,其數額高過國內甚多)。貨物價格差異之大,令人難以置信:一六三九年,一百斤杭州絲綢在中國可賣一百兩銀子,但是賣給馬尼拉的西班牙買家,則可得二百兩銀子。而買賣一完成,交易所需的成本也隨之結束。中方賣家不必將其報酬折換成其他的貨幣或是商品。在買賣結束的當下,他就可以將自己獲得的利潤變現。

 

當然,前述這些貿易上的安排並未讓所有人都獲利。在這個經濟體之內運作,所需的投資數額是如此巨大,以至於生意失敗時付出的代價也相當可觀。而當貿易失敗的情況發生時(這種情況時常出現,因為每趟遠航買賣都仰賴在遠渡重洋之後,能有好的結局),便可能帶來災難性的後果。一六○三年,因為貿易而引發的緊張局面,使得在馬尼拉的西班牙人與中國人之間爆發全面衝突,最後以估計超過兩萬名中國人死亡作為收場。同樣的情景在一六三九年時再次上演。前一年,有一艘返程的加利恩大帆船於離開馬尼拉之後沉沒,而從阿卡普爾科出港的帆船也因為遭逢颶風而遇難──在這些損失之外,還要加上明朝政府於隔年關閉沿海地區,禁止商人出海貿易。擔心破產的緊張局勢,同時沉重的壓在西班牙人和中國人雙方的肩頭上,因而當一群中國農民在鄉間舉事反抗其西班牙上司時,亂事隨即在整個地區引燃,所造成的死難人數,與一六○三年那一次規模相當。然而,貿易在一或兩年之內便告恢復。一場大屠殺對貿易帶來的阻礙與破壞,對於雙方來說,都是無法承受的重大損失──而這些損失,全都是以銀兩來衡量的。

 

而究竟白銀是怎麼影響明朝的呢?即便在西班牙人的白銀到達之前,明朝的經濟就已經遭逢了一次商業財富的重大激增擴張,這使得許多人富貴得意,而令其他人羨慕妒忌。財富激增的成因在南美洲的白銀到來之後,改變了原來的因果關係。正因為明朝經濟的繁榮昌盛,起初吸引了歐洲的買家,讓他們情願以手中的貴重金屬(白銀)來換取明朝的產品。另一方面,來自馬尼拉、澳門和日本的白銀數量,在一段時期內出產的額度幾乎相等,它們大量湧入明朝,造成萬曆一朝後期名副其實「錢淹腳目」的盛況。隨著這種商業財富逐漸超越其他收入來源,商賈之家就有了在奢侈品消費項目上超越仕紳階級的本錢,即便在文化成就上不全然如此。舊時將仕紳排於首位、商賈敬陪末座的四民地位順序,此時正受到顛倒反轉。銀子或許被上層社會看作是沒有品味的身外之物,但是人人都想要得到它。

 

在一六一○年代,也就是萬曆一朝的最後十年,人們心中對於奢侈揮霍習性和暴發戶粗野品味的焦慮擔憂,已經來到高峰。並非巧合的是,也就在這個時期,仕紳階級的文人開始教導新近致富的有錢人:如果他們期望能晉身上層社會,就應該要知曉、掌握若干文化舉止。在文震亨於這個時期邁向尾聲時所完成的雅致消費教導手冊《長物志》當中,就充滿了關於錯誤濫花銀兩的告誡。身為偉大書畫家文徵明的曾孫,文震亨清楚自己筆下所寫為何。他之所以寫出這本參考手冊,是因為確信無知的消費者可能會犯下錯誤,因而浪擲他們的財富,他還再三強調,如果你不想讓自己看來像是個粗鄙無文的有錢人,那麼堅守書中的規則是如何的必須與必要。

 

舉例來說,讓我們來看看文震亨怎麼教導他的讀者,在自家的私人茶室裡主持一場聚會時,該如何表現才能克盡主人身分。這個例子十分恰當,因為只有最富有的人家,才能指望在市區裡坐擁足夠的地產,在其中布置一座面積夠大的花園,足以建造一間茶寮。文震亨提出的第一條建議,與僕役有關。「教一童專主茶役,」他建議道,否則最後你將會因為茶具等細瑣物品而手忙腳亂,反而耽誤了正事,也就是「長日清談,寒宵兀坐。」另一條記載則強調,「幽人首務,不可少廢者。」可是,奈何啊,要有些人的行為表現得當,烹茶時不讓茶湯溢出,坐臥都合乎禮節,真是難乎其難的事。文震亨在許多事物上的要求都極為嚴格,比方說──鸚鵡。牠們「需教以小詩及韻語」,這就意味著不能讓牠們聽聞市井鄙俗的談話聲,因為那些聲音「聒然盈耳」。家具裡也暗藏著危險。避開龍形狀的裝飾,他建議道。那些刻著龍紋圖案的桌腳,更是粗鄙至極。

 

當白銀如潮水般淹沒萬曆年間的社會之時,風格並不是唯一一件擺脫常規慣例的事物。當新來的錢潮逐步毀壞舊日社會地位原本確定之事時,關於人生要如何度過的新想法便受到人們的支持。月港人張燮寫出航海路線年鑑《東西洋考》,他的友人便在為該書撰寫的序言裡,表達出這種新時代的意識。這位友人寫道,月港的海上商販「視浮天巨浪如立高阜,視異域風景如履戶外。」這些人「海上安瀾,以舟為田。」他們對異邦君長陳詞說明時,「如挹幕尉(如同與左鄰右舍談話一樣輕易)。」「男耕女織」的古老片語,已經不再適用於形容月港的民眾了。這不是他們所過的生活。

 

張燮並不指望憑著他在《東西洋考》裡記載的海洋知識,就可以改變所有人的認知觀念,不過他確實在該書的前言裡做出一番強有力的陳述,暗示事情應當如此。在討論編纂一部像他筆下這樣蒐羅資料廣泛的著作,所遭遇到的挑戰時,張燮挑出先前若干位作者,他們的著作裡只是反覆引用文獻,而不留意於近來的發展;他指控這些著作是將疏失永遠保存下去,而不是在開創知識。張燮想要開創這門知識,這就是為什麼他採訪水手商賈,盡他所能的探求關於南海貿易路線的一切事物。這部著作並沒有受到當時讀者的重視和接納,它對於大部分明朝人們認為重要的知識學問,也沒有起到太大的影響。勞德海路指南與塞爾登地圖也遭遇到人們同樣的冷落,這也許在某種程度上能夠解釋,為什麼這兩份文獻都只有孤本傳世,被存留在泰晤士河上游的一間圖書館裡。

 

 

 

作者為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教授,曾任英國牛津大學邵逸夫漢學講座教授、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歷史系教授等。主要研究明代社會文化史、全球史。 著述包括榮獲美國漢學界最高學術榮譽列文森獎的《縱樂的困惑:明代的商業與文化》;已有中文版的《通敵:二戰中國的日本特務與地方菁英》、《維梅爾的帽子》、《塞爾登先生的中國地圖:香料貿易、佚失的海圖與南中國海》等。另編有《鴉片政權》、《民族的構建:亞洲精英及其民族身份認同》及一套六冊的《帝制中國歷史》等著作。二○○五年獲加拿大歷史協會頒發歷史學弗朗索瓦.澤維爾.加諾獎章,二○○六年獲頒古根漢學術獎。

書名:《掙扎的帝國》

作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

出版社:麥田

出版時間:202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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