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盧郁佳

殺子不是家事,是國殤


圖片來源:Pixabay



單親媽媽殺子自殺案報導急轉彎,起先名人發文抗議判死,以同為媽媽的身分,同情被告育兒辛勞。接著臉書廣傳友人爆料內幕,指被告只讓小孩吃泡麵,不工作卻整天睡覺,兩度殺子等,頓時風向逆轉。當中關鍵是指被告安眠藥只吃四顆,不會致死,並傳訊息通知前夫,導致「被救活,變成了想和孩子一起死,但沒死成的可憐單親媽媽」,暗示被告假自殺真脫罪,不值得同情。


友人指控足以逆轉風向,反映殺子和殺子自殺兩者的落差:殺子受社會譴責;但殺子自殺會受同情。友人爆料的動機就是殺子自殺贏得社會同情。實際上,在什麼情況下殺子自殺盛行,和殺子自殺廣泛贏得社會同情,兩者息息相關。



南韓女性家族部副部長金熹暻倡議兒童保護的報告《異常的正常家庭》一書分析,日韓社會對於殺子自殺廣泛同情,因沒有社會安全網可託孤,所以認同事主為怕死後兒女無依,迫於無奈殺子。中國則毫不同情,因為仍存在傳統家族網絡、社會主義制度可依賴,事主自殺時沒理由要殺子。


臺灣自殺防治中心報告也提出跨國數據:「殺人後自殺」發生在家人或伴侶間,在美國約6-16%,瑞典四成,英國四八%,日本則高達七成。看來日本同情殺子自殺,絕望的照顧者也將殺人視為自殺前必須自己「負責」的唯一途徑。


金熹暻批判,在接連社會危機下,守護個人的唯一堡壘竟然只有家庭。近代化過程應該為個人建立保護,事實上不但沒有,還剝奪了原先社區、家庭等保護機制:工時變長,薪水變低,失業增加,不婚不生增加,家庭親友互相照顧的機能被嚴重削弱。政府還把社會責任都推給家庭,從育兒、教育、身心障礙保護到長照,全都算家庭的責任。貧富懸殊,低收入、高風險家庭增加,被拋棄的子女增加,殺子自殺案件也隨之增加。這和臺灣近年趨勢完全一致。


金熹暻研究南韓殺子自殺案的歷史,發現一九九八年是高峰,之後逐年下降,到二○○二、二○○三年再創高峰。時值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外匯危機、金融危機、信用卡大亂,一九九八到二○○五年殺子自殺案最多,推測主因是經濟困頓。一九九七年外匯危機後,南韓政府為還國債,向人民勸募。人民抱持「一旦亡國,我生活得再好又有何用」的迫切感,熱淚盈眶的捐款瘋狂湧入。新村婦女會發起「募愛國戒指運動」,五個月內舉國捐出金戒指、金項鍊、金牙等兩百餘噸,價值二十一億餘美元,導致國際金價暴跌。作者深感情況詭異,政府和財閥五鬼搬運造成外匯危機,結果送稅金去給造假不實的企業、銀行補洞,還向國民伸手要錢。國民大量失業、不少人淪為街友,政府還是把責任推給家庭。



臺灣輿論焦點放在單親媽媽殺子應否判死,或是哪天政府需要提振民意支持度時突襲處決死囚,也有「募愛國戒指運動」的同仇敵愾效果,把政府保護個人的責任推給失能家庭。


死刑、處決,給公眾虛假的安全感,相信惡人伏法,危機就解除。事實上,這類悲劇還在繼續增加。衛福部六月公布,臺灣二○一九年有二十四名○至十七歲兒少死於他殺,比前一年增加一倍。其中九人兒虐致死,比前一年增加三人。十二人遭家長「殺子自殺」,比前一年增加七人。三人遭保母、托育機構等不當對待,比前一年增加二人。


假設按照統計的數字繼續人數翻倍,就意味著四十八個孩子的死亡。失去任何一個,都令人無法忍受,何況是這麼多個。我們真心需要虛假安全感的一時撫慰,但滿足以後也許能回頭接受真相灼人的逼視。


根據自殺防治中心的報告,殺子自殺增加,主因是貧窮、精神困擾或疾病、婚姻衝突。與自殺率、失業率皆有顯著關係,在我看來,揭露殺子是家長自殺問題所引爆的照顧問題,由家庭自行承擔的結果。


母親殺子的原因,患精神疾病為最高,佔三六.六%。


父親殺子的原因,以藥酒濫用為最高,佔二十七%。殺子自殺的原因經常是配偶離去。


政府把照顧責任推給家庭承擔,意味著推給母親承擔。直接結果就是母親憂鬱症,或逃離家庭。兩者差別可能就在,是母親或父親執行殺子自殺。殺子自殺,是冰山一角。


這次單親媽媽殺子案,即是在過去憂鬱症復發下犯案。友人爆料指被告整天睡覺不工作,因為作息和兄嫂爭執等,在普通人看來都是匪夷所思。但在憂鬱症患者看來,嗜睡、煩躁、無力從事最簡單的動作,都是熟悉的生理症狀。懲罰一個人,無法預防廣泛憂鬱症的失能。社會必須正視憂鬱症,政府必須預防、治療,和提供照顧兒童的選項補位。



《報導者》網站李雪莉、簡永達、余志偉《廢墟少年》報導,兒福聯盟高雄中心張開華主任說,近年高風險家庭通報,藥癮和精神疾病家長的比例明顯上升。一位新住民單親母親,獨自撫養兩個青春期兒子,家暴離婚後,開始幻聽、幻覺,妄想有人在監視、要傷害她,所以拒絕別人關心,還會偷拿石頭砸壞鄰居車子。張開華陪伴一年才博得信任,接到她意識不清的電話說:「有人要傷害我們,我要帶兩個小孩走。」張通報衛生局,回應是等她有自傷傷人的事實才能處理。


這次單親媽媽殺子案,事發前也經社工訪視。事後發現未能挽回悲劇,社工會有多麼痛苦。這也許是社工面對的常態,但如此壓力也不是個人應該承擔的。三級通報制度時常難以發揮效果,根本在於社福預算、人力編制、將現場經驗彙整反映到政策改革上的研究能力都過低,不符職責,政府只是將責任推給基層社工。


美國記者安德魯.索羅門的憂鬱症報導專著《正午惡魔》說,憂鬱症者因為無法表達痛苦,導致憂鬱症對社會的危害被嚴重低估,防治預算人力編制也被低估。政府不作為,事後再來用過勞社工補破網,省小錢、花大錢,仍然無法改善情況。


根據衛生署國民健康局憂鬱症調查,按人口比例估,有憂鬱症狀約兩百萬人,其中重度憂鬱約一二五萬人。他們多數沉默,無法為自己爭取政策制度權益。兩個孩童失去了生命,或可助我們體會看不見的各角落,照顧者與受照顧者的心酸無助。




作者曾任《自由時報》主編、台北之音電台主持、《Premiere首映》雜誌總編、《明日報》、《蘋果日報》主編、金石堂書店行銷總監,現職寫作。獲《聯合報》等文學獎,著《帽田雪人》、《愛比死更冷》等書。

美日同盟與台海安全(下)──邁向以同盟為主的區域戰略回應

後冷戰時代美日同盟兩次指針修正的戰略演進軌跡 美日同盟防衛指針是在1978年第一次設立,當時剛好發生美蘇冷戰再度白熱化,美日同盟防衛指針是以此確立對抗蘇聯從北邊入侵日本時,美日軍隊之角色與任務分擔,即所謂美軍擔任反攻的矛,日本擔任防守的盾之角色。日後所謂日本美日同盟是「專守...

歡迎追蹤《思想坦克》臉書粉絲專頁,

每日為您推播最新文章消息!

  • 黑色的Facebook圖標
  • 黑色的Instagram圖標

THINK TANK, THINK FOR TAIW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