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可孛羅

【書摘】《真理的史詩》



III


大多數人的政治生涯都會遵循算術曲線,但尼克森的崛起是指數型的:三十三歲當選國會議員,三十七歲時獲得參議員席位。兩年後,他將當選副總統。


對於錢伯斯聲稱希斯是共產主義者一事,他緊咬不放地調查,過程經歷一連串媲美希區考克電影的曲折變化,包括在錢伯斯位於馬里蘭州的農場中,發現藏在挖空南瓜裡的微縮膠卷,也就是所謂的「南瓜檔案」(Pumpkin Papers)。尼克森指控希斯不僅是共產主義者,而且像錢伯斯一樣,是蘇聯間諜。


一九五○年一月,希斯因為否認自己是共產主義者(間諜活動的訴訟時效已經到期),而被判決偽證罪,並處以五年徒刑。一月二十六日,宣判五天後,尼克森在國會發表了一場四小時的演講,他稱之為「希斯案──美國人民的一課」。他敘述整個調查經過,就像在敘述出自柯南.道爾之手的故事,而尼克森自己成了王牌偵探。為了爭取參議院席次,尼克森將這場演講印成紙本,並寄送給加州選民。


尼克森競逐的參議院席位,原本由老牌加州民主黨人謝立登.道尼出任。道尼曾在一九三三年的加州州長大選中,組成「厄普頓─道尼終結加州貧窮聯盟」。這一年他決定不再競選連任。尼克森以抹紅與含沙射影的暗黑手法,擊敗了民主黨對手海倫.加哈甘.道格拉斯(Helen Gahagan Douglas)。他說道格拉斯是「連內衣都是粉紅色」。《國家》雜誌的凱莉.麥克威廉斯(Carey McWilliams)說尼克森「擅長犯下小奸小惡,到了讓人驚訝的程度。」但讓尼克森贏得席位的,是當年起訴希斯而在全美獲得的名聲。不過這場聖戰的主角,很快就由另一個身高六尺、體重兩百磅的前重量級拳擊手取而代之。


二月七日,有位來自威斯康辛州,名叫約瑟夫.麥卡錫(Joseph McCarthy)的年輕參議員,抄襲了尼克森「希斯案」演講的幾個段落,放進自己的演講稿中。在這場演講中,他宣稱握有國務院中的顛覆分子名單。麥卡錫在揪出顛覆分子時喜歡說:「我找到了一個南瓜。」以此向尼克森致敬。


麥卡錫有雙大手和濃眉,以及令人不安的目光。戰爭期間,他曾在太平洋地區擔任海軍陸戰隊。雖然他很少親身戰鬥,也只在一次欺侮事件中受了點傷,但在一九四六年的共和黨初選中,他卻以戰爭英雄的身分,擊敗了廣受歡迎的現任議員小羅伯特.拉福萊特(Robert La Follette Jr.)。接著他又擊敗民主黨的霍華德.麥克莫瑞(Howard McMurray),並贏得參議院席次,但這場勝利,卻是靠著謊稱麥克莫瑞的競選活動受到共黨資助,彷彿麥克莫瑞也穿著粉紅色的內衣。


麥卡錫在參議院的頭幾年充滿失敗和背叛。像尼克森一樣,他試探了盛行的政治風向,並決定透過發起反共聖戰來成名。尼克森在希斯演講中暗示說,除了希斯以外,國務院以及杜魯門政府裡還有許多人,都參與了大規模的共產主義陰謀。二月九日,麥卡錫在西維吉尼亞州惠靈市(Wheeling)的俄亥俄郡共和黨婦女俱樂部發表演講,他比尼克森更進一步。「雖然我不能花時間一一點名國務院裡頭的共產黨員,」他說,「但在我手裡握有一份兩百五十人的名單,他們的共產黨員身分已經呈報國務院,但他們依舊在國務院任職,並影響著政策走向。」但他並沒有這份名單,他只有想像中的粉紅色內衣。


麥卡錫在惠靈市發表演講後幾天,副國務次卿約翰.佩里福伊(John Peurifoy)說,雖然國務院沒有共產黨員,但最近有九十一人遭到解僱,因為他們是同性戀者,被認定為「國安風險」(另一種委婉說法是,這些男人的「慣習使他們特別容易受到勒索」)。一定程度上,正是佩里福伊的聲明讓麥卡錫的指控聽來更加可信:真的有人被解僱了。有位來自伊利諾州的共和黨眾議員,稱讚麥卡錫掀起的大清洗:「他迫使國務院解僱了九十一名性變態。」但這麼說是把時序全搞錯了。


清洗工作早在一九四七年就開始,根據的是一系列提供給國務卿的「安全原則」條款。被發現有「習慣性酗酒、性變態、道德敗壞、財務紊亂或犯罪紀錄」的人,都被解僱,或在聘任過程中被刷掉。一九四七年,有三十一名同性戀者被國務院解僱,一九四八年有二十八人,一九四九年則有三十一人。在佩里福伊發表聲明一週後,雄心勃勃的華盛頓特區風化警察隊長羅伊.布里克(Roy Blick)在機密聽證會上作證(聽證會主題是「顛覆分子和道德變態滲透到美國政府的行政部門」)。他說,華盛頓有五千名同性戀者,其中近四千人是聯邦政府員工。這個故事被洩漏到新聞圈。布里克呼籲成立一個全國性的工作小組:「這個國家需要一個中央機構,記錄各種的同性戀和性變態。」


尼克森與麥卡錫的反共運動離不開反同運動。很多跡象顯示,身為男同志的錢伯斯之所以出面告發希斯,乃是因為在一場浪漫關係中受挫。到一九五○年三月,全國各地的報紙都報導了麥卡錫的指控。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召開聽證會,討論「國務院是否僱用了對美國不忠之人」。聽證會由馬里蘭州民主黨人米勒德.泰丁斯(Myillard Tydings)擔任主席,結果毫無新意。在該委員會的最終報告中,泰丁斯稱這些指控「是種詐欺和騙局」。但這沒有減低麥卡錫的憤怒,也沒有讓他退卻。他巧妙地操縱了媒體,並加劇人們對全球共產主義陰謀和全球同性戀者網絡的恐懼,這兩者都試圖破壞「美國主義」。(麥卡錫對選民影響如此之大,當泰丁斯競選連任時,他因為挑戰麥卡錫而輸掉選舉。)


誰能管得住他?在批評麥卡錫主義的眾人當中,很少有人力量比得上緬因州參議員瑪格麗特.蔡斯.史密斯(Margaret Chase Smith),她是第一位在參眾兩院都曾任職的女性。一九五○年六月,她在參議院起身發表演說,這場演講後來被名為「良心宣言」。史密斯說:「我不想看見共和黨依靠誣衊他人的四騎士──恐懼、無知、偏執和誹謗,而贏得政治上的勝利。」史密斯是和溫德爾.威爾基一樣的溫和派共和黨人。伯納德.巴魯克曾說,如果這段話是出自一個男人之口,這人將成為美國的下一任總統。但後來,史密斯被踢出美國參議院常設調查小組委員會,由尼克森取而代之。


一九五○年九月,國會越過杜魯門的否決權,通過了《內部安全法》(Internal Security Act),要求共產黨人向司法部長登記,並建立忠誠委員會,審查聯邦僱員。那年秋天,瑪格麗特.蔡斯.史密斯加入了北卡羅來納州參議員克萊德.霍伊(Clyde Hoey)對「政府僱用同性戀者和其他性變態者」的調查,儘管她傾向於中間派,但她對清除同性戀者毫不猶豫。霍伊委員會的結論是,這樣的男男女女將構成國安威脅。


這場反共產黨員和同性戀者的聖戰,也是場針對聯邦政府當中知識分子的運動,他們被嘲笑是「蛋頭」(eggheads)。一九五二年,路易斯.布羅菲爾德(Louis Bromfield)因為禿頭的伊利諾州民主黨人阿德萊.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而靈光一現,創造了這個詞彙,用以描述「一個自命不凡又虛假的知識分子,通常是教授或教授的門生;他們對任何問題的反應基本上都是膚淺、過度充滿情緒且女性化的」。這個詞彙也暗示著幽微的同性戀傾向。有位國會議員將那些僅存的新政人士描述為一群「短髮女人和長髮男人,喜歡干預每個人的私人生活與事務」。


但麥卡錫主義之所以起身回應國內共產主義,絕非是經過了審慎評估。當時美國共產黨黨員人數是一九二○年代以來的新低。一九五○年,當美國人口達到一點五億時,共產黨員只有四萬三千名;到了一九五一年,只剩下三萬兩千名。在義大利、法國和英國等地,共產黨相當強大,但在一九五○年代,這些國家都沒有經歷過紅色恐怖(Red Scare)。一九五四年,邱吉爾被要求建立調查英國共產主義的皇家委員會,但他拒絕了。


一九五一年,麥卡錫的聖戰取得了至關重要的法律勝利。美國最高法院在「丹尼斯訴美國案」(Dennes v. United States)中,以六比二的投票結果,決定維持一九四○年的《史密斯法案》(Smith Act)的判決,也就是第一修正案對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集會的保障,並不包含共產主義者。這一決定讓司法部可以自由地搜捕共產黨員,後者可能被定罪入獄。大法官雨果.布萊克在對本案的不同意見書中,沉痛地寫著:「然而我們希望,在較為平靜的時代,當目前的壓力、激情和恐懼消退,本院或是其後來者,會將憲法第一修正案保障的自由,恢復到它們在自由社會中享有的崇高地位。」那樣的平靜時代遲遲未能到來。相反地,麥卡錫想像的陰謀網絡愈長愈大、愈伸愈遠。他說,民主黨被一群男男女女所掌控,這些人「屈從於賣國賊的低聲請求」。來自印第安納州的共和黨參議員威廉.詹納(William Jenner)說:「我們唯一的選擇是彈劾杜魯門總統,並找出誰是神祕的無形政府。」


不管是不是蛋頭,民主黨人都未能擊敗麥卡錫主義。林登.詹森在一九五○年成為民主黨黨鞭,兩年後成為少數黨領袖;一九五二年大選後的早晨,他在日出前就打給新當選的民主黨人,以爭取他們的支持。「這傢伙一定都沒睡覺。」不知所措的約翰.甘迺迪說。詹森用一種牛仔馴牛的方式,來馴服參議員,並因此聞名。他會在走廊上,把人逼到牆角,然後傾身向前,給他們一些報紙專欄作家所稱的「詹森對待法」(Johnson Treatment)。「它的速度令人嘆為觀止,而且只朝一個方向,」他們寫道,「他逼近,臉離目標只有幾毫米,他的眼睛忽大忽小,眉毛上上下下。」詹森鄙視麥卡錫:「連他媽的鞋帶都繫不好。」但詹森缺乏足夠的支持來阻止麥卡錫,只能暫且忍住不發。


自由派知識分子拒絕承認右翼控制了美國人的想像力,他們傾向於把麥卡錫主義視為反常現象,是自由主義大海上的一個奇怪漩渦。一九四九年,歷史學家小亞瑟.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寫道,自由派曾經對社會主義甚至蘇維埃主義抱持著妄想,並且對普通人和日常生活有著浪漫的依戀,這些事情折磨他們。如今他們再次找到一條路,能回到美國政治的「活力中心」。保守派可能是怪人和煽動家,可能擁有權力甚至是廣播節目,但是自由派思想家相信,在思想世界中,自由主義幾乎沒有敵手。「在這個時代的美國,自由主義不僅占據主導地位,甚至是唯一的知識傳統,」文學評論家萊昂內爾.崔里林(Lionel Trilling)強調,「因為很明顯,目前市場上沒有保守或反動的思想。」


這個評估是錯的。麥卡錫主義不是一個漩渦,而是美國保守主義漲潮的一部分,領頭的思想家是逃離法西斯或共產主義政權的難民。他們反對集體主義和集權規劃,提倡個體自由、個人權利和自由市場。艾茵.蘭德(Ayn Rand),原名艾麗莎.羅森鮑姆(Alisa Rosenbaum),在布爾什維克時代的俄羅斯長大,一九二六年移居美國,先在好萊塢寫劇本,最後轉向寫小說;她的《源泉》(Fountainhead)一書於一九四三年問世,一九五七年則出版了《阿特拉斯聳聳肩》(Atlas Shrugged)。奧地利出生的弗里德里希.海耶克,在倫敦經濟學院工作了近二十年,於一九四九年移教芝加哥大學(一九六一年,他移居德國)。儘管海耶克和蘭德參與的計畫,與惠特克和巴克斯特截然不同,但他們採取的許多修辭行為,卻並無二致。如同所有最能幹的冷戰鬥士,他們將醫療保險等政策問題,簡化為自由與奴隸制之間的爭鬥。惠特克和巴克斯特用以對抗杜魯門健保計畫的修辭,與海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聽來如出一轍。惠特克在一九四九年寫道,事實是這樣的:

希特勒和史達林,以及英國的社會主義政府,都使用公費醫療的鴉片來減輕失去自由的痛苦,並催眠人民,使其無法抵抗。舊世界的強制健康保險,如果傳染到我們的新世界,將標誌美國自由體制終結的開始。接下來,鐵路、鋼鐵廠、電力公司、銀行和農業的國有化,只是遲早的事。

醫療改革法案將使美國退回「奴隸國家」。


但最有影響力的新保守派知識分子,或許要屬理查.韋弗(Richard M. Weaver),他是芝加哥大學教授,出身南方。他對現代性的不滿是「事實」取代了「真理」。一九四八年,韋弗出版《思想產生後果》(Ideas Have Consequences)一書,書中反對機器驅動進步的觀點,他認為這種觀點是「歇斯底里的樂觀主義」,並且指稱西方文明的衰落已經延續幾個世紀。韋弗所指的衰落始於十四世紀,從否認普遍真理(即一個比人類更高真理的存在)開始。「否定普遍性,也就是否定超越經驗的一切,」韋弗寫道。「儘管人們找到了各種方法來迴避這個問題,但否定超越經驗的一切,不可避免地意味著否定真理。」韋弗主張,回答「事情變好還是變壞」的方法,就是要看現代人是否比他的祖先懂得更多、或更有智慧。而他的答案是否定的。伴隨著科學革命,「事實」(關於世界如何運作的特定解釋)取代了「真理」(對其存在意義的通盤理解)。韋弗同意有更多人能夠閱讀,但「在一個人人有表達自由,而贏得眾人歡迎就會受到獎勵的社會中,他們閱讀的東西大多只讓他們墮落。他們不斷受到印刷機控制員的操弄」。對韋弗來說,機器無法用來衡量進步,不過是「絢爛粉末般的腐朽」。需要差別和階級的時候,美國人卻歌頌平等,這是個糟糕的替代品。


若說韋弗是保守主義中最嚴肅的思想家,那麼最能標誌該運動不斷高漲的流行趨勢,莫過於一九五一年小威廉.巴克利(Willian Buckley Jr.)出版的《耶魯的上帝和人:「學術自由」的迷信》(God and Man at Yale: The Superstitions of “Academic Freedom”)。在此書中,巴克利對美國大學的自由主義表示遺憾。他說,教師們宣揚反資本主義、世俗主義和集體主義。巴克利成長於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家庭中,在家中有十個孩子,他排行第六。他之所以變得家喻戶曉,特別是因為他極具知識分子的姿態。


一九五三年,羅素.柯克(Russel Kirk)出版了《保守心靈》(The Conservative Mind)一書。柯克是位來自密西根州的思想史家,他為這個新興運動提供了一份宣言:一個關於起源的故事。《保守心靈》自稱是「追尋定義的長篇論文」,試圖解釋「從法國大革命開始以來,那些懷有保守衝動的人們,在抵抗激進理論和社會變革時所用」的思想。


柯克認為,自由派看到「一個咒罵傳統、推崇平等、歡迎變革的世界」;自由主義產生了一個「被工業主義所汙染的世界,大眾成為了標準,政府再加以固化」。柯克從艾德蒙.伯克身上汲取靈感,敦促那些不同意自由主義基本信條的人將自己稱為「保守派」(而不是十九世紀主張自由放任的「古典自由主義者」)。他認為,保守派知道「文明社會需要秩序和階級,他認為人具有邪惡的本性,因此必須控制自己的意志和欲望」,而且,「這種傳統可以制衡人們的無政府主義衝動」。除此種種,保守主義最是讚頌「人類存在的奧祕」。


這場戰鬥因此不只是為了美國的靈魂,而是為了美國的心靈,是為了讓奧祕戰勝事實,讓階級戰勝平等。一九五五年,巴克利創立了《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兩年後,惠特克.錢伯斯加入團隊。而批評美國報紙雜誌上頭「儀式化自由主義」的柯克,則開設了專欄。在創刊號中,巴克利表示,這本雜誌要「力挽歷史狂瀾,大喊停止」。


宣揚這些理念並撰寫新保守主義書籍的,主要是男性,但還有那麼一群女人,她們帶著標語,走進街坊鄰居之間,她們沒有大吼大叫,而是禮貌而低聲地說:「請停下來。」共和黨全國婦女俱樂部聯合會的領袖貝蒂.法林頓(Betty Farrington),讓那些熱切反對共產主義和支持麥卡錫的家庭主婦,塞滿了俱樂部。在一九四八年杜威敗選之後,法林頓認為共和黨需要一個強人:「如果一位領導人能夠指出通向應許之地的道路,我們會多麼感激他。今天世界正需要這樣一個人。他一定遲早會出現。但我們不能袖手旁觀、僅止於盼望他的到來。他能否到來,一定程度上也取決於我們。只是需要領導者,並不能保證他的出現。人們必須為他做好準備。作為女性共和黨員,我們會在我們的俱樂部裡,為他做好準備。」法林頓相信,麥卡錫就是那個男人。麥卡錫在惠靈市的演講,原本是他受邀向共和黨婦女俱樂部發表的談話;而他所使用的語言,是十九世紀女性改革運動的語言。這些都不是偶然。麥卡錫說:「我們的西方基督教世界與無神論共產主義世界之間,有著巨大差異,不是政治的,而是道德的。」節制、廢奴、選舉權、民粹和禁酒令,柯克沒把這些包括在他寫的保守主義系譜之中,但他們卻是這項運動核心成員的基本經驗。


家庭主婦是共和黨的基礎,一如工會成員之於民主黨。貝利.高華德(Barry Goldwater)承認:「如果沒有共和黨全國婦女俱樂部聯合會,就不會有共和黨。」(但尼克森不能忍受她們,他生氣地說:「我不會去和那些笨拙的老太太說話!」但一如既往,他還是咬緊牙關地去了。)到一九五○年代,活躍的共和黨員大半是女性,相比之下,女性在活躍的民主黨員中只占了百分四十一。一九五○年,法林頓在華盛頓啟動了為期三天的政治學校培訓課程,以培訓選區工作人員;會議對男性和女性開放,但與會者大多數是女性。同一時間,民主黨舉辦的同一類會議,與會者則大多是男性。在共和黨中,黨的工作就是婦女的工作,共和黨將其稱之為「家務」,以此來解釋、組織和證明其合理性的工作。受到感召的共和黨員被告知要「以身為在家庭前線、敲響門鈴、填寫登記卡,以及一般執行政府家務的女性感到驕傲,這樣才能把共和黨的原則帶進每個家庭之中」。共和黨婦女建立了廚房內閣(Kitchen Kabinets),在每個男性內閣的職位上,對應地任命一名女性。她們藉由每月公告「華盛頓做些什麼菜」與「全國家庭主婦」分享「共和黨成就的政治食譜」。如同一名參議員對婦女俱樂部聯合會所言,選擇大象作為共和黨象徵是對的,因為大象「前有真空吸塵器,後有地毯清潔棒」。


到了一九五○年代中期,保守派對於學院作為無神論者,以及新聞界缺乏心靈的批評,已經完全成熟。伴隨而來的,是要捍衛家庭,以及女性身為家庭主婦的角色,無論這個家庭主婦角色已經變得何等政治化。一場反對同性戀的道德聖戰已然開始,它所支持的,是晚近被想像出來的傳統家庭。


同一時間麥卡錫主義還在繼續:心胸狹隘、庸俗不堪、精神錯亂。許多觀察者認為,麥卡錫的崛起、他瘋狂的陰謀論,以及其追隨者規模,就是美國政治核心疾病的症狀。這讓喬治.肯楠發出了一個延續許久的疑問:「在我看來,政治制度和輿論受到這般挑戰便如此輕易迷失方向。它在一個時代如此,換到了另一個類似的時空下,也會同等脆弱。」為什麼這麼多美國民眾,在面對這般令人難以置信的世界觀時,會顯得如此毫無防備呢?




作者為哈佛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紐約客》雜誌專欄作家,2014年獲選象徵美國人文學科最高榮譽的「人文與科學院」院士。萊波爾著作等身,第一本著作《戰爭之名》曾贏得班克洛夫特歷史獎,2005年《紐約大火》曾入圍普立茲獎決選,2015年《神力女超人的歷史》再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真理的史詩》則入圍2019年坎迪爾歷史獎決選。

書名:《真理的史詩》

作者: 吉兒.萊波爾(Jill Lepore)

出版社:馬可孛羅

出版時間:202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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