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燕玉

誰的「國際觀」?誰的「國際新聞」?


圖片來源:翻攝范琪斐的美國時間臉書專頁



以《1984》、《動物農莊》兩部政治寓言傳世的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在1941年德軍大轟炸期間,寫下他對英國政治社會和英國民族性的觀察:以張伯倫為代表的統治階級愚蠢麻痺、懦弱無能,甚至不乏權貴與德國法西斯勢力暗通款曲。


左派知識分子理想高遠,卻總流於空洞而離地的口號,終究無法成為一股有效的反法西斯力量。尤有甚者,英國的左派知識分子情感上認同法國美食與文化、理智上認同俄國共產主義思想,偏偏就對「愛英國」這件事特別鄙夷,把「愛國心」視為暴虎馮河、野蠻粗鄙的無知行為。


一般中低階級的英國人則外語能力低落、欠缺美學素養與哲學思辯精神、缺乏國際觀,只要不妨礙他保有自己想過的小確幸生活,對外界的紛擾就不會太在意。他們往往厭戰避戰,然而,這個習慣自掃門前雪的島國民族,卻每每在重大危機時刻,神奇地共同做出正確的抉擇,包括迎戰法西斯。這股關鍵的神奇力量,就是「愛國心」(patriotism)。


歐威爾對 1940 年代英國社會與英國民族性的描寫,想必帶給許多台灣人深深的既視感。近日,隨著美國大選逼近,這股台灣島內存在已久的內部分歧,也隨著選情日益詭譎膠著而投射到美國大選,台灣人之間,為了一場自己無法決定的選舉而互相爭吵攻訐,並再度引爆「台灣人的國際觀」爭辯。


台灣人是否特別缺乏「國際觀」、特別需要專家指導?台灣人「缺乏國際觀、對國際新聞沒興趣」,究竟是客觀事實,還是刻板印象?這問題可分幾個層次來談。


台灣在日治時期,仕紳階級往往透過日文書報習得西方世界的現代文化與思想,甚至到東洋留學。在國民黨兩蔣統治時代,台灣人也常透過遠洋跑船的海員或駐台美軍的引入,大量接觸西洋物質文明與流行文化。1980年代起,《繞著地球跑》之類的國外旅遊節目甚受歡迎。而隨著全球化的浪潮,跨國連鎖商店、食衣住行育樂方面的各種進口商品與資訊,也早已成為台灣人日常生活中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來自世界各國的新移民、留學生與觀光客,人數也快速成長。


此外,台灣知識分子的留學熱潮,也從來不曾斷過,台灣人對於學習外語的興趣與渴望也反映在市場上,轉化成源源不斷的商機。我們甚至可以大膽推斷,在今日的台灣,不論任何階級族群,我們幾乎找不到一戶家庭,其親友中沒有人曾經出國留學,或移民,或出國旅遊,或仰賴外籍看護照顧,甚至有新移民家人。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台灣人不關心國際事務、缺乏國際觀」的假設,都很難成立。


如本文一開始所述,「缺乏國際觀」正是英國知識階級眼中,英國普羅大眾最鮮明的民族特色。網路普及之後,我們也不時能接收到以「測驗美國人的國際觀」為主題的影片,發現大多數美國人對於美國以外的世界毫無概念。就此看來,「缺乏國際觀」這件事,若要從客觀事實層次去探究,比較可能的解釋是與階級因素,也就是經濟、社會與文化資本密不可分的視野差異;這種階級差異在世界各國皆然,並非台灣特殊現象。


再回到美國大選議題,在英國、美國與台灣的重大選舉紛紛上演「黑天鵝效應」之後,「走出同溫層」的浪潮四起,各種試圖了解保守白人勞動階級和鄉下川粉的出版品與行動紛紛出籠。但這股天真的善意與熱情卻難以持久。畢竟在網路普及與全球化洗禮之下,跨國都會中產階級彼此所共享的價值、文化、理念與利益,往往多過任一國的都會中產階級與「鐵鏽區」鄉下或傳統工業區的勞動階級,成為難以跨越的鴻溝。


而當嚐盡全球化的甜美果實,卻把苦果全丟給鄉下勞動階級承擔的都會知識分子與中產階級,輕率地用「缺乏國際觀」的標籤,來置換階級經驗的差異時,自然予人「討了便宜還賣乖」的惡劣印象,更進一步刺痛許多只能將「變強大、不被看輕與打壓」的個人夢想寄望在民粹強人身上的國人。


21 世紀網路普及之下,每天能夠同步從各種語言的外國媒體得到國際新聞的各地台灣人不知凡幾,主流媒體、新媒體、自媒體也比過去更積極整理、翻譯國際新聞,早就不是上一世紀那個「你給我30分鐘,我給你全世界」的時代了。就此來說,現今的台灣,其實並不缺「國際新聞」的輸入;台灣人對「國際觀」的焦慮,我認為關鍵在於缺乏「台灣觀點出發的國際新聞」,也就是讓台灣人的客觀處境與主觀意志被國際看見與肯認的媒體平台。


什麼是「台灣觀點的國際新聞」?我的定義是,基植於台灣特殊的國際政治經驗,能夠讓國際社會理解台灣人的客觀處境、主觀意志與選擇,同時能深刻關照其歷史、社會脈絡而發展出來的國際新聞。


以近日的網路爭議為例,范琪斐用1450這個連她自己都不知道意思的標籤,將台灣網路鄉民的出征行為和「網軍」劃上等號,並有意無意將之與俄羅斯干預美國大選的假新聞攻勢做連結,表達她對這種行為如何傷害台灣民主的憂心。


然而,如果她在意的點是「網軍」、「假新聞」,那這幾年來台灣(甚至歐美國家)飽受中國網軍、假新聞攻擊,甚至連西方自由民主國家的媒體和NGO事實查核機制都被滲透,到現在媒體核實變得如她自己所說的這麼困難,中國的責任難道比不上她所指控的1450嗎?


當她一面大肆報導俄羅斯對美國大選的假新聞操作時,台灣的自由民主體制在中國毫無底線的假新聞攻勢中幾乎翻船,這難道不是同樣令人關切憂心的民主危機?但作為一個報導者,她卻沒有盡責去揭露中國假新聞機制的其中分毫,讓受眾粉絲了解中國如何在全世界佈下天羅地網,企圖掌控、操弄「真相」、製造「事實」。遇到此等不方便報導的真相時,她就把「媒體人的社會責任」收起來了。如此的偽善和取巧,才是她激怒廣大鄉民的重點。


「中國假新聞機器如何傷害台灣與全球民主」,這種生成於台灣特殊經驗的「台灣觀點的國際新聞」,實為國際社會上益發受到珍視的重要資產。今年春天歐美疫情高峰期間,美國彭博新聞駐台特派員Samson Ellis接受美國Podcast專訪,深入討論台灣的防疫成功經驗。訪談中,Samson Ellis特別提到造就台灣人對防疫超前部署的集體心態:2003年SARS的慘痛經驗,使台灣人普遍了解到他們面對中國的脆弱;而在國際政治上被排除、甚至無法進入WHO,和世界各國分享重要資訊的孤苦情況下,台灣人知道,一旦大難臨頭,他們毫無機會得到正式的國際奧援,禍福只能靠自己,這是台灣人面對任何危機的基本心態,決定著台灣人在重大事件上的集體抉擇。


此外,他特別提及台灣是個不久前才解嚴的新興民主國家。長期的威權統治,使台灣人普遍不信任政府;為此,台灣政府費了很大的工夫,才使政府運作更透明、更讓人民信任,並在今年的科技防疫之中發揮重大的功能。他特別提及唐鳳的貢獻:「我許多各國同業來台灣採訪過,都對台灣政府資訊透明這件事特別讚佩,他們想調的任何重要統計資料數據,不論是哪個部門哪個領域,都可以在公開網域找到』、『世界上好多國家都派人來台灣(向唐鳳)學習這套新作法』。


而隨著香港局勢日益嚴峻,許多國際媒體紛紛撤出香港,甚至考慮撤到台灣,作為其在亞洲華人世界的據點。台灣因防疫成功而贏得一個可能改變國家命運的機會,同時也因自由民主的名聲,使國際媒體更認真考慮來台設點。此刻,台灣似乎站在國家命運的轉捩點上,許多人期待川普連任成功,能帶來這關鍵的臨門一腳,這種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但台灣人可以不只是被動地期待透過美國人的政治選擇,來改變我們的命運。台灣固然應努力爭取撤出香港的國際媒體來台駐點,但我們終究無法長期仰賴國際主流媒體替台灣人發聲。台灣人終究需要透過公共媒體,建立起給國人看,和給外國人看的,具自己觀點的國際新聞。


數週前,政府委託公視成立國際新聞頻道,卻引起「大外宣」的疑慮與批評,導致原本傳聞中的計畫一夕生變。公共媒體在資金取得與管理上,當如何確保獨立性、避免淪為政府的宣傳機器可以討論,但因此疑慮而猛踩煞車卻是很可惜的發展。當我們能夠建立起台灣觀點的常態國際新聞頻道,並在此需求上長期培養整合、消化、分析出台灣觀點的國際新聞人才,就能打破龍應台、范琪斐等虛有其表,言論內容品質卻往往禁不起檢驗的資訊掮客對「國際觀」的壟斷。




作者為自由譯者、哲學星期五@高雄策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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