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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中國意識的危機》

第六章魯迅意識的複雜性


魯迅意識的特徵呈現著一種深刻而又無以疏解的矛盾與衝突,及因之而產生的精神上和思想上的緊張(tension):既全盤化地反傳統,卻又同時在理知和道德上肯定中國傳統中的一些價值。為了簡要論述,本文將以闡釋他所肯定的價值之一─念舊─以及在他生命歷程中對其原則的堅守與履行,來說明魯迅意識中的這種緊張感的強度及其對他不可磨滅的影響。


若將魯迅的全盤化摒棄中國傳統和對傳統某些成分的賞識作為形式上的矛盾來進行分析,這樣的做法並不能成功地說明他的緊張。另外,就魯迅的意識而言,若應用有名的列文森(Joseph Levenson)的「歷史」與「價值」二分法─即認為存在著在情感上對中國過去的依戀和在理智上對西方價值的肯定與投入—來解釋這兩者之間的緊張,也未必恰當。的確,我願意就此問題與那些似乎不能或不願從其他方面來理解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意識的人,保持不同看法。魯迅意識中的矛盾與衝突,不是介於情感與思想兩個領域之間,而是在同一個思想與道德的領域之內的緊張。換句話說,這緊張是不可避免的,正是出於理智上的考慮和道德上的關懷—魯迅拒斥整個傳統的同時,又在傳統中國文化和道德中發現了一些有意義的成分。不過,他對這些傳統成分的肯定,並未帶領他去探索創造性地轉化中國傳統的可能性。


為了便於分析,我將把魯迅的複雜意識分成三個層次來論述:一是顯示的、有意識的層次,另一是有意識而未明言的層次,此外便是下意識的層次。如果要探究最後一個範疇的意義,將會遠離我的正題,因此,除了偶爾參考魯迅的散文詩集《野草》中的一些文字外,我不擬做詳細的討論。魯迅的那本著作是探究1924年至1925年時期他的下意識性質的重要材料。


我要著重探討的是兩個意識層次,即顯示的層次和隱示的層次。魯迅顯示層次的意識可以從四個方面來觀察:論辯的、學術的、文體的,以及個人和美學的。要了解他意識中論辯的一面,可以就他在雜文中公開表達的關注以及從他的創作中所蘊含的思想進行解析;他創作中所蘊含的(極端反傳統)思想,和他明言其論辯中的關注,在類型和結構上是相同的。我將從他留學日本時期這種關注的根源與發展談起。



一、一個分析範疇和早期關注


1902年,魯迅從南京礦務鐵路學堂畢業後,接著東赴日本留學。他在東京弘文學院學了兩年日語,1904年秋遠赴仙台醫學專科學校就讀。在當時的留日中國學生當中,醫學是個冷門,而魯迅卻決定到中國學生不曾涉足的、偏遠的本州東北部市鎮仙台去學醫。這是很不尋常的事。據他自己說,他要成為一名醫生,是由於他目睹病重的父親在傳統中醫的誤診與誤治下殘喘受苦而自己卻無能為力所受的創傷,加上後來又知道日本維新很大程度上肇端於引進西醫之故。「我的夢很美滿,」魯迅這麼追述,「預備卒業回來,救治像我父親似的被誤的病人的疾苦,戰爭時候便去當軍醫,一面又促進了國人對於維新的信仰。」他學醫成績還不錯,並且得到教授藤野嚴九郎的賞識,後來他以溫馨的筆調寫過關於藤野的回憶。然而,在1906年,他便棄醫從文了。關於魯迅的這個決定,研究魯迅的著作中經常都會根據他的自述提到下面這件事:一位微生物學教師教完了課,還剩下一點時間,便放映一些有關日俄戰爭(1904-1905)期間拍攝的時事幻燈片。其中一幅特別引起魯迅的日本同學們的笑聲:


有一回,我竟在畫片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據解說,則綁著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眾,而圍著的便是來賞鑒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


這一學年沒有完畢,我已經到了東京了,因為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


魯迅生命中的這段經歷,雖然戲劇性地說明了他欲獻身於對中國思想和文化的變革,卻不是他決定以文藝為志業的主要原因。這事件對他放棄學醫的決定起了催化作用,但並非決定因素。他的抉擇有更深的根源。魯迅個人的喜好向來是在文學和藝術方面。從年少時期起,他便是個好學的讀書人。除了他在故鄉紹興上學時必讀的四書五經,以及一些名家詩選和正統史書外,他讀了許多「非正統」的書—舊小說、俗文學、道家的經典及注釋、野史雜說、地方誌,以及繪畫評論等。這些被魯迅的胞弟周作人稱為「雜覽」的閱讀,讓魯迅更深入而廣泛地接觸到中國社會和文化的具體事實,使他在社會政治和文化事務方面能超越狹窄的正統觀念。在後來的時日中,這背景對他成為一個社會批評家很有幫助,因為在他思想形成時期,他已累積了對中國社會、文化和文學史的大量知識,這些知識提供給他辨識與評論的實質能力。魯迅又終生對於版畫藝術很感興趣,在童年與青年時期,他的嗜好是把傳統木版或平版印刷版本上的畫描摹下來。此外,他十七歲時寫的〈戛劍生雜記〉和十九、二十歲時寫的舊體詩〈別諸弟〉和〈惜花四律〉,都顯露出他在散文和詩歌方面已有很高的造詣。他早期詩作所表現的思想內涵和婉約風格,尤其值得注意。


魯迅已完全具備作為一個作家應有的知識和素養,國家的苦難激發了他的愛國熱忱,加上1898年至1902年在南京受到嚴復和梁啟超等人譯著和論著的影響,在他負笈日本時,已深切地關懷中國的命運。據他的老友許壽裳的回憶,1902年他們在弘文學院結識時,魯迅對一些事物鍥而不捨的關懷留給他極深的印象。許壽裳特別指出,魯迅心裡總想著以下問題:什麼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什麼?它的病根又在哪裡?他們在討論中發現,中國國民性最缺乏的是「誠和愛,換句話說,便是深中了詐偽、無恥和猜疑相賊的毛病。」


由此可見,魯迅在學醫之前,就已經清楚地認定國民性的缺陷實為中國危機的核心問題。這樣的看法,意味著改變中國人的國民性是解決中國諸多問題的根本。(筆者關於「國民性」及其問題的進一層分析,參見本書所收《魯迅的「個人主義」─兼論「國民性」問題以及「思想革命轉向政治.軍事革命的內在邏輯」》。)但認識這個問題並不等於立志要由他個人來解決這個問題。若說一個好懷疑、對中國留學生的浮誇那麼反感,而且才二十三歲的年輕人,竟已將改變中國人的國民性視為己任,則未免過於狂妄。這使魯迅選擇了有限的、但比較實際的醫生的角色,不只是因為前述個人的理由,而且也為了要真誠地彰顯現代科學知識的價值,以便為中國的重建做出貢獻。這樣的工作本身難以導致中國國民性的改變,但至少與其終極目的並不違背,可以問心無愧。


魯迅選擇到遠離東京的城鎮去學醫,是因為他對許多中國留學生的膚淺和時而流露的十足的虛偽感到厭惡。大部分中國學生以愛國的名義來到東京,儘管口頭上高談闊論,追逐起流行的風尚卻不落人後,投機取巧地選讀一些有利可圖的學科,如政治、法律、警政等。如果魯迅想在東京附近學醫,本可找到學校,但他寧願到仙台去,就是要遠離那群人。對當時的這種感受,他有一段生動的描述:


東京也無非是這樣。上野的櫻花爛熳的時節,望去確也像緋紅的輕雲,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結隊的「清國留學生」的速成班,頭頂上盤著大辮子,頂得學生制帽的頂上高高聳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辮子,盤得平的,除下帽來,油光可鑒,宛如小姑娘的髮髻一般,還要將脖子扭幾扭。實在標致極了。


中國留學生會館的門房裡有幾本書賣,有時還值得去一轉;倘在上午,裡面的幾間洋房裡倒也還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間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響得震天,兼以滿房煙塵鬥亂;問問精通時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學跳舞。」


到別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醫學專門學校去。


魯迅到了仙台,再也不會遇見他引以為恥的「清國留學生」,他對他們的疏離感也就漸漸淡遠了。另一方面,看幻燈片的經歷再度激起他無法忘卻但又深藏於心的念頭:復興中國最主要、也是首要的工作,是改變中國的國民性。從理論上說,要實現這個目標可以有許多其他方案。魯迅之所以決定從事文藝工作以求達其目的,是因為他的愛好和才能與他所主張的「借思想.文化以解決(政治、社會等)問題的途徑」相結合的結果。〔關於「借思想.文化以解決(政治、社會等)問題的途徑」的根源,詳見拙著《中國意識的危機》第三章。〕而且那次看幻燈片後所激發的迫切感,使他不再有任何保留地將這工作當作個人任務來承擔。中國人精神上的痼疾太嚴重了,他覺得必須立即盡自己力所能及地去工作。


回到東京以後,他和周作人以及幾個朋友開始籌畫創辦一份文學雜誌,雜誌的目的就是改變中國人的精神。但因為支援不足,這一充滿年輕人理想的計畫中途夭折了。


1907年,魯迅用文言文為其他學生刊物寫了一些文章,這些文章在當時並未引起注意。它們對了解魯迅的進化論和改革主義思想是很重要的。分析這些文章的含義將顯示,在他思想中同樣占主導地位的,除了「借思想.文化以解決(政治、社會等)問題的途徑」以外,還有另一基本預設,就是:傳統架構裡的一些中國文化質素仍然有其生機。


〈文化偏至論〉也許是魯迅這段時間最重要的文章,他開始嚴厲批評盛行的各種唯西方是從的模式。魯迅評論道:自中國為外來強權擊敗以來,有些人只接觸到中國問題的皮毛,主張強兵之說。另有許多歸國的留學生,既不察中國之情況,又不了解西方文明之實質,以所拾的「西方塵芥」來附和。他們認為武力本身是文明的標誌,這看法尤其令魯迅不滿,他提醒讀者,加強軍備只能是為了自衛,一個國家不應把武力當作終極目標。他說「且使如其言矣,而舉國猶孱,授之巨兵,奚能勝任」。魯迅認識到現代武器對國防是必要的,但認為缺乏新的精神和文化基礎,有了武器是不能發揮實際效果的。


至於那些主張中國發展工商業、實現憲政和眾庶民主的人,魯迅察覺到他們就如那些主張加強軍力的人一般,大部分偽裝其面以掩飾利己之念。誠然,主張憲政和眾庶民主的,也有「中較善者,或誠痛乎外侮迭來,不可終日,自既荒陋,則不得已,姑拾他人之緒餘,思鳩大群以抗禦」。


魯迅無意中透露了他的進化論式的意識形態─他相信眾庶民主在西方已經過時。同時,他以為相信多數人的力量,不僅同相信魔法或萬靈藥一樣是迷信,而且眾庶民主容易變質為恃眾以凌寡的暴政。


魯迅反對唯武力論,堅持以文化和精神改造國人。這點並非異乎尋常,當時許多敏感的中國知識分子都有類似觀點。然而,他認為眾庶民主已經過時的想法值得特別注意。在中國知識階層大多數人都疾呼眾庶民主的聲浪中,他的思想獨樹一幟,這是他受到以進化論觀點解釋西方歷史和閱讀尼采著作的影響。不過,魯迅沒有意識到伴隨這見解而來的,是一個無法解決的邏輯難題。


魯迅指出:「文明無不根舊跡而演來,亦以矯往事而生偏至。」因此,歐洲的眾庶民主產生於革命時期,是對以前獨裁政體的偏激反應;而正是由於對中世紀基督教正統派統治的過激反應的結果,才使奠基於科學研究的物質進步發展到高峰。然而文明永遠不能達到均衡狀態,它有走向過激的自然傾向,在演化過程中會產生尖銳的反應。19世紀末葉,眾庶民主和物質進步已發展得過度了,於是產生了魯迅所謂「神思宗之至新者」的新觀念論思想的反應。極度的物質進步演化成了唯物主義,對社會眾庶民主的崇拜導致作為最低公分母的眾庶的意義擴展太大,而不能容忍獨立的個性與天才。魯迅舉叔本華、齊克果、尼采和易卜生等為例,說明個性自由發展的作用和意義。


魯迅認為,「新觀念論思想」的興起是物質進步和眾庶民主均已過時的證據。不僅如此,鑒於西方潮流是西方社會和文化內在進化的結果,他質疑中國追隨西方潮流是否有益,由於中國自身的問題產生於本國演化的過程,很難任意採用不相干的西方處方來應付。魯迅極力主張以改革的方法調適西方質素,認為只有這樣,才能使中國在各國頻密接觸的時代,不會在世界文明之演進中落伍。他也力主保存本國文明的某些成分,使中國「弗失固有之血脈」。簡言之,對中國問題的解決,他認為國人應在透徹了解自己國民性的基礎上,創造性地將本國某些因素與西方的因素相結合,以便尋求一個解決中國問題的可行方法。


魯迅固然沒有提出任何全面的計畫以使中國達到他認為理想的目標,但他抨擊唯物主義和眾庶民主,視它們為個性發展的阻礙,又強調培養強有力的個人主義精神,作為使中國新生的重要方法。他認為最根本和最主要的改變,是中國人精神和性格的改變。而他所譴責和積極強調的,「湊巧」與他描述的「新觀念論思想」這一歐洲最新的想法相吻合。在這篇長文的最後部分,他甚至將造成歐洲文明的光輝和力量的複雜根源,歸結為一元論式的因素,謂歐洲文明的基礎在於歐洲人的性格。


這些結論帶來了許多問題。首先,魯迅似乎落入他所鄙棄的人云亦云的看法,即採納盛行於歐洲的潮流以應用於中國。其次,他認為歐洲文明是一個演化過程,它的根源是繁複盤雜的,它的過程是由一系列的偏激和對偏激的反應所構成的。那麼,他怎麼最後會得出他那種一元論的結論(強調「新觀念論思想」所主張的培養強有力的個人主義獨立精神)?


從他的結論顯然可以看出「借思想.文化以解決(政治、社會等)問題的途徑」的影響。儘管這種影響是不自覺的,在結論中他把歐洲文明的諸多源流歸諸歐洲人的性格,而這種性格,則可推測是他們的精神和思想所形成的。同樣,他力主要通過新思想來培養強有力的個人主義精神,卻沒留意到他論說中的邏輯上的困難。事實上,正是他思想深處的「解決問題」的思考模式轉變了他對於歐洲「神思宗之至新者」的主張的歷史主義式描述,使其變得合乎他思考中的規範性要求。


我們也應該注意,在魯迅這篇「少作」中,他的主張與他在五四時期整體主義地抨擊中國傳統的主張,構成了鮮明的對比。魯迅此時嚴厲批判了那些追逐西方潮流而背叛中國傳統的人。他知道中國必須圖變以求存,但主張這種變革並不是要完全摒棄中國傳統和「全盤西化」,而是融匯中國和西方的文化質素。他不覺得有必要對其改革主義的立場做明確的辯解,由於當時中國的傳統文化尚未完全解體,他對中國過去的一些質素仍然視為應然。在這一點上,魯迅尚未把中國的危機,以為是涉及整個中國文化的危機。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歷史系榮譽教授。著有《中國激進思潮的起源與後果》、《思想與人物》、《政治秩序與多元社會》、《理念與實踐》等。

書名:《中國意識的危機》

作者:林毓生

出版社:聯經

出版時間:2020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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