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左岸文化

【書摘】《南方的社會,學》(上、下)


「南方」的多重意涵:一個世界體系的觀點

⊙蔡宏政


「南方」語詞的出現與歧義


「南方國家」這個詞彙一開始是由一九八○年與一九八三年的一系列《布蘭特報告》所提出。該系列報告主要認為,除了紐西蘭與澳大利亞之外,北緯三十度以北的國家基本上都算是富裕國家(圖1)。而這些富裕國家主要具有如下的特徵:已開發國家、較高的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較高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較高的識字率與平均餘命,以及較低的生育率與嬰兒死亡率等等。理所當然,南方國家就是在這些指標上與北方國家呈現相反分布的低開發或開發中國家。

在台灣的報章雜誌與日常談話,人們經常會用一種價值判斷的語詞稱呼前者叫「先進」國家,而後者為「落後」國家。然而,台灣社會或許沒有意識到,在這種全球階層劃分中,台灣與新加坡、南韓,是跟阿富汗與海地放在一起,被歸類為「開發中」國家。而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與所有中歐國家,卻僅僅因為位於歐洲,就被歸類為「已開發」國家。除此之外,這個地圖也體現了對穆斯林占多數的國家具有的負面刻板印象。例如,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無論是在HDI或是人均GDP都高於葡萄牙,但葡萄牙也因位於歐洲就被歸類為「已開發」國家,而阿聯酋則被歸類為「開發中」國家。


除了「南方」這個詞語外,我們也經常聽到人們用「第三世界」、「邊陲國家」、「依賴發展」等語詞來形容這些「工業化」與「現代化」程度較低的國家,它們的經濟發展排名落後,欠缺高科技製造能力,出口創匯只能依賴原物料或農產品,但往往又缺乏經濟發展所需的穩定政治制度。這些國家占全球政治實體的大多數,地理上大多分布在南美洲、非洲與亞洲。相對而言,「北方國家」則泛指北美洲、西歐、日本、澳大利亞與紐西蘭等工業化的富裕國家。它們只占全球不到四分之一的人口,卻掌握五分之四的經濟產出,而百分之九十的製造業產出都聚集在這些國家。


當我們用「先進」與「落後」這些比較名詞的時候,其實已默會地接受一個基本假設,假設所有國家都會經歷相同的發展模式,因此可以用同一套模式下所發展出來的關鍵表現指標(key performance index, KPI)來進行「先進」與「落後」的排名次序。「先進」國家就成為「落後」國家學習的典範。本文將解析「南方」這個詞語是在什麼樣的歷史脈絡之下出現,它與「第三世界」、「核心/邊陲」、「現代化」這些評價性概念,在歷史中是如何相互交纏。這樣我們才可以理解「南方」這個概念在使用上的多重意涵、歧義,甚至於內在的矛盾,也才能依照我們自己的理解來恰當地使用這個概念。


「南方」的歷史根源:殖民與農工不平等交換


《布蘭特報告》是由布蘭特委員會所提出,這個委員會是在一九七七年由世界銀行總裁創立,並委請德國前總理布蘭特(Willy Brandt)負責。作為一個社會民主黨員,布蘭特提出這個報告的目的是認為東西冷戰的政治分裂將逐漸退出歷史舞台,不管是「第一世界」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或是「第二世界」的社會主義國家,都不應該是「第三世界」國家追求的典範。因此,這個報告希望工業先進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國家能攜手合作,共同促進「南方」的發展,在這個歷史脈絡下,「南方」被預設是一個比「第三世界」更為政治中立的名詞。九○年代,全球化成為流行名詞,「南方」一詞變成了「全球南方」(global south),更為直接地表明經濟發展與分配不平等作為全球化發展的普遍特徵。《布蘭特報告》希望能透過某種全球性的新凱因斯計畫,例如設置世界發展基金(World Development Fund)以提升開發中國家的基礎建設、農業生產與教育;加強已開發國家對開發中國家的技術援助以提升其製造能力;限制跨國企業對開發國家的活動、能源價格與全球軍售管制。


這種試圖以全球政府對全球市場建立管制的社會民主立場,卻遇上當時攀上頂峰的新古典主義,乏人問津而胎死腹中並非眾人意料中的結果。換言之,《布蘭特報告》之所以難以實現,不只是前述的南北國家分類疑點重重,更牽涉到「國家干預」與「市場自律」這兩者在「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發展過程中的平衡與衝突。


資本主義所需要的投資、市場消費與積累,誕生於西歐對外一連串的殖民擴張與掠奪。它始於十五世紀中葉西班牙哈布斯堡帝國對中南美洲的殖民行動。基本的殖民掠奪模式都是強迫殖民地人民生產殖民母國所需要的原物料,從而支持殖民母國集中資源在製造業的發展上。但西班牙帝國卻無法將得到的巨大財富與土地轉化成更有效的生產力,反而浪費在奢侈與無效的戰事上。工業資本主義這一歷史發展的過程,要等到英國從十八世紀的核心國家上升到十九世紀全球霸權才完成;也就是說,英國開啟的工業革命將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擴張到地理意義上的全球範圍。從此之後,全球貿易不再只限於金銀與少量奢侈品(絲綢、毛皮、茶葉、香料等等),而是真正進入大量生產的日常商品貿易。


在歐洲殖民者到來之前,每個社會都有自己的物質生產系統,用以滿足日常生活所需,並與自身的文化系統及生態環境相配合。常見的模式是以親族聚集而成的村落或城鎮,由男性進行漁獵、畜牧與農業耕作,女性則負責採集、加工食品與操持其他家務勞動,除了個別家戶勞動外,經常還會牽涉到集體的分工勞動,例如水利系統的建設與維持。這些在個人土地與公有土地所進行的農牧業生產通常涉及專門的知識與技術,如此才能有效進行環境資源利用與管理。但即使是高度發展的農業帝國,在面對工業革命之後的歐洲殖民者入侵,也經常處於無力自保的處境。


一位法國歷史學家曾如此正當化歐洲帝國主義對外的殖民行動:


我們不應該忘記,相較於原住民,我們進步他們數百年。在這數百年緩慢而痛苦的過程中,長時間的研究、發明、沉思與智識上的進步,加上合適氣候之助,一個具有科學、實證與道德優越性的輝煌傳統逐漸成形,讓我們卓越地具備保護與領導這些落後種族的資格。


不過,西歐國家的殖民行動現實上幾乎總是以武力威嚇始終,它們四處占領世界各地區「無主權」之領土,強制原住民進行奴隸式勞動,大規模生產單一現金作物(茶、糖、棉花等),以支持殖民地母國集中資源在製造業上的發展需求。正如同歐洲人自身的圈地運動顛覆了歐洲過往的勞動方式、政治秩序與封建文化,西歐國家的殖民行動也根本地顛覆了原住民傳統的勞動習慣、社會規範、文化秩序與生態環境。一九一○年,一位從事英國領事事務的凱斯曼(Roger Casement)爵士受英國政府之邀,對秘魯亞馬遜公司施加在當地原住民身上的殘暴行為進行調查。針對帝國主義是在「教化」非洲人民,凱斯曼如此報告:


這些人不只是被謀殺、鞭打,他們像野獸般被戴上鎖鏈、被到處獵殺,他們的住處被焚燒,妻子被強姦,他們小孩淪為奴隸與罪犯,被毫無廉恥地交易。以上的用字雖然強烈,但還不夠強烈。我相信這裡的實際情況是現在世界上最可恥、最無法無天、最不人道的。其腐敗與道德淪喪的程度遠遠超過剛果政權最橫行霸道的時候。


土地被掠奪、奴隸制勞動、疾病的輸入與單一現金作物的大規模栽種,徹底改變了殖民地的社會與生態環境。印度在一八九○年代到一九四○年代之間,棉花、黃麻、糖、花生與茶葉產量上升了百分之八十五,而在人口增加百分之四十的同時,當地的糧食作物產量卻下降了百分之七。農業出口經濟的結果是男性被驅趕到經濟作物出口部門,成為領取薪資的勞工。女性在傳統父權社會中的公有地使用權被土地私有化剝奪,處於一個更不利的性別不平等地位。同時,在英國對印度小麥消費比例上升的同時,印度則發生嚴重的飢荒。整個西歐國家工業化的資本積累過程,關鍵性地依賴世界其他地區作為殖民地所提供的原物料,也就是在世界規模上農工部門不平等的轉移。透過全球生產與貿易,西歐的工業資本主義固然加速了全球GDP的增長,但同時也直接惡化了全球的階級、種族與性別不平等。


民族自決的發展陷阱:「第三世界」與工業化發展策略


殖民剝削自然引發被殖民者的反抗運動,不過整個去殖民化運動一直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霸權由英國轉移到美國,歐洲帝國失去往日對世界的主宰地位,才產生了全球性的結構重組。戰後美國擁有全球貨幣黃金存量的百分之七十,同時占有全球經濟輸出總值的二分之一。換言之,美國生產一半的工業製品,其他國家卻無力購買,因此全球經濟如果要再次啟動,非得依靠美國保持國際收支赤字,甚至是直接援助,以便輸出經濟運轉所需要的資本。


戰前工業化國家在兩次大戰中耗盡經濟資源,逐漸無力維持舊有的帝國主義體系;舊有帝國體系所形成的關稅與主權板塊也不利於美國希望主導的世界經濟秩序。因此美國對戰前帝國施以經濟援助,換取的是它們的殖民地在民族自決原則下進行獨立,以便美國針對新興國家進行全球政治經濟重組。戰前殖民地紛紛獨立,聯合國會員國也因此由戰前的五十一個遽增到戰後的一百五十六個。但這波民族自決浪潮與其說是人類全體追求自由解放的體現,倒不如說它體現了美國霸權下的西方中心世界秩序。


對這些新興獨立的民族國家,美國提供了一個「現代化理論」來作為後進國家的發展策略。在這個理論中,所有國家都被假設會依循同一條路徑,由農業邁向工業,也就是由傳統向現代前進。在這個世界圖像中,工業化國家(尤其是美國)成為戰後新興國家模仿的典範。這個理論搭配的是一個強而有力的全球物質基礎,這個基礎在維持美國霸權下,也最大程度地維持個別國家的發展計畫。這就是戰後一直到一九七一年間具有穩定的美元——黃金比例的布列敦森林體系。正如魯基(John Ruggie)所言,這是一種鑲嵌式自由主義的妥協結果:


不像三○年代的經濟民族主義,它的性質是多邊主義的,也不像強調自由貿易和金本位制的自由主義,它的多邊主義是可以被各國國內的干預行動所修正的。


在這個自由市場與國家管制相協調的系統下,整個世界經濟在一九四五到一九七一年經歷了人類歷史從未達到過的高速成長、充分就業與低度通膨,因此也被稱為經濟發展上的「流金歲月」(golden age)。在這段期間,新興民族國家也在政治獨立之後,加速國內的工業化進度,以謀求經濟上的自主獨立。西北歐國家、美國與日本這些戰前已工業化的國家被稱為「第一世界」;而提倡用社會主義計畫經濟的方式進行工業化的國家,以當時的蘇聯為首,則被稱為「第二世界」;最後,不願受制在這兩個集團對峙的國家們,用各種自力更生方式尋求工業化之路的農業國家,以中國、印度為首,被稱為「第三世界」。已經工業化的國家,其人均GDP與資本積累速度都比較高,與之相應的平均餘命、受教育年數,或是能源使用、都市化等基本發展指標也都較高,因此也被稱為「已開發國家」,相對地,第三世界屬於後進追趕,正在工業化中的國家,則被稱為「開發中國家」。由於「第一世界」、「第二世界」與「第三世界」既反映著冷戰的邏輯,也帶有對「第三」世界的權力位階意涵,所以到了一九八○年冷戰逐漸瓦解,經濟自由化上場之後,聯合國、OECD或布列敦森林體系等多邊組織都會使用「已開發」與「開發中」國家,以表現出一種較為政治中立的外交辭令。


整個第三世界在戰後因此進入一個追求高速工業化,以追上「已開發」國家的狀態,其主要辦法就是汲取農業部門的剩餘,轉移到都市工業部門,進行工業資本的累積。因此,大量資本與勞動力由鄉村農業地區往都市工業部門移動,不論是蘇聯、印度、中國、巴西、墨西哥、韓國或台灣,都可以看到這個結構性轉變。按照現代化理論的理論意涵是,只要模仿歐美資本主義國家,每個國家最終都可以達到如同美國一般經濟富裕與政治自由的美好境地。第二世界的社會主義集團雖然提供不同版本,但也同樣宣稱其發展計畫才是提供後進國家模仿,達到更快速工業化的有效模式。這就是所謂「匯合理論」,也就是肯定所有國家的發展最後都會在最終的目的地匯合。


但是,不管是實施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或是社會主義計畫經濟;也不管工業化策略是進口替代工業化,或是出口導向工業化,一九七○年代之後,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之間的發展差距並不是逐漸縮小、匯合在一起,而是逐漸加大差距的分歧趨勢。戰前的殖民地在戰後是工業化了,但除了如東亞四小龍等少數國家能夠真正進行後進追趕,其他國家還是一直處於發展階梯的後段,而其工業化的核心技術依然依賴戰前殖民母國的提供,生產上的最大利潤也因此繼續流向戰前殖民母國。唯一不同之處在於過去是殖民地負責農業生產,殖民母國則輸出高利潤的工業產品;現在則是獨立後的殖民地生產勞力密集工業產品,而先前的殖民母國則生產高利潤的資本密集或技術密集產品,利潤依然源源不斷流向已開發國家。戰前殖民地關係下的農工分工,轉變成戰後依據產品週期在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之間的製程分工,但資本積累與支配結構繼續維持不變。這種發展轉變在拉丁美洲國家表現得最為典型。


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早在一八二○年代之前就已經爭取到政治獨立。然而,獨立後的拉丁美洲國家卻仍然維持著殖民地時代的分工模式,持續集中於農業輸出,以配合歐洲工業金融集團的商業發展。然而,戰爭造成第一世界國家的需求下降,對拉丁美洲的農業輸出產生巨大的衝擊,而外匯的短缺則限制了進口產品的能力。


普雷比許(Raúl Prebisch)和辛格(Hans Singer)的研究不約而同得出相似的結論。他們指出,由於傳統初級產品面對的是一個買家市場,而工業產品價格的上漲比農業產品來得快。因此,如果拉丁美洲需要增加從核心國家進口工業化的產品,就必須輸出更多農業產品,也就是貿易條件之惡化。納克斯(Ragnar Nurkse)替這不平等的交易補充兩點。第一、初級產品的消費彈性曲線較工業產品的曲線為低,工業產品因而可以不斷推陳出新,提高新產品之利潤。第二、工業產品可以透過發明替代品來降低對於周遭初級輸出產品的需求,例如將樹膠運用到口香糖。這些理論的共同結論都指向一點,即邊陲國家的經濟未來必須倚賴更多的工業出產,而不是初級產品輸出。由於這種發展方式是要去除邊陲國家工業化發展的結構障礙,所以也被稱為結構主義。


為了促進國家工業化,過去工業產品的進口通常透過關稅或非關稅壁壘來限制。政府也透過公司數量的限制來保證國營企業的利潤。為了降低進口成本,本國貨幣被刻意提高,原料或農業產品輸出所累積的國際外匯因而被不對等地配給到需要進口輸入的工業部門。此外,農產品還通過課稅徵收和國家壟斷價格的方式來維持低價,以幫助工業部門保持工資低廉,完成資本積累。整體而言就是擠壓農業部門的資本,將之轉移至工業部門的進口替代發展策略。


進口替代的工業化方式在戰後的後進國家中獲得不同程度的成功。巴西在一九五○到一九七八年之間的工業國內生產總值實際上擴大十倍,在這二十八年中達到百分之八點五的GDP平均成長率。這個數目是六個鄰近南美安地斯山脈國家的五倍。在一九七○年前,墨西哥每年GDP平均成長率達到百分之六點五。另一個顯著的情況是印度,在其第一個五年計畫(一九五一~一九五六)中,國家收入增長了百分之十八,在前三個五年計畫,鋼產量也增加六倍。從戰後到第一個五年計畫為止(一九五三~一九五七),中國的GDP也以每年百分之八點九的速度增長,其中農業產出每年增長百分之三點八,而工業產出則達到百分之十八點七。雖然後進國家在戰後以犧牲農業的方式取得某個程度的工業化成就,但基本問題並未因進口替代工業化模式而獲得解決。因為低附加價值的加工產品對較高技術產品的貿易條件也同樣會惡化。邊陲國家如果不能消除這種資本與技術的依賴關係,進口替代工業化就會繼續持續下去。很不幸地,當拉美國家進行第二次進口替代工業化時,就遇到全球經濟自由化帶來的衝擊而陷於債務危機。




蔡宏政,國立中山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研究專長:全球化理論、東亞區域發展、中國發展、人口與社會政策、全球化與知識結構變遷、審議民主。

書名:《南方的社會,學》(上、下)

作者:趙恩潔主編

出版社:左岸

出版時間:2020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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