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群學出版

【書摘】《「漢文脈」在近代》


第二章 「支那」再論


「支那」是不是蔑稱?該不該用?到今天,彷彿時不時地就要重複這些議論。一方面,這種各執一詞的爭論絲毫無法得到共識,但另一方面,卻也能夠看到一些論文,如川島真〈「支那」、「支那國」、「支那共和國」──日本外務省對中稱呼政策從外交史的角度展開翔實的史料分析,同時也具備了關照「中國」這個框架本身的視角;這顯示了「支那」的稱呼問題,不只是過往的課題,而是與今後中國研究息息相關的當今課題。稱呼中國為「支那」也好、「中國」也罷,但有意識地採取任一種稱呼時,我們在民族國家框架中產生的自我─他者認識究竟是如何?表露我們自身是先決條件,若不這樣,那麼去討論「支那」、「中國」哪個才適合,是不會有任何進展的。稱呼在政治上、外交上的意義,在上述的川島論文中已經討論得很詳盡,在此,我想更站在論述的框架下來思考這個問題。這也是探尋十九世紀末東亞世界中民族國家意識(nationalism)如何形成的工作之一。


一 做為稱呼的「支那」


「支那」作為一個國號問題,至今已有許多人對此發表意見。其中,實藤惠秀在《中國人日本留學史》(黑潮出版,一九六〇)裡,特闢「國號問題」這一節來討論,並歷史地概觀這個問題,其整理得十分有條理。


實藤敘述甲午戰爭之後孩子們以「日本贏了!支那輸了!」嘲笑清國人,並說:「從此時開始,日本人說『支那』這個字,當中就開始帶有輕蔑」(原文是以空格分段,以下同)。只是,他也引用當時早稻田大學清國留學部的畢業生的紀念揮毫集《鴻跡帖》,並說:「那個時候,中國人對於他們被稱為『支那』還有『支那人』,好像還未懷有厭惡的情感」,指出了這件很有意思的事實。


調查其第四冊(一九〇七年份的一部份),執筆者有九十五名,其中只記姓名不記籍貫者有三十三名,而看剩下六十二名的籍貫記錄方式:

 支那 18

 清國 12

 中國(含「中華」) 7

 不記國號者 25

這個時候,「支那」被用來否定滿州族的「清」,是帶有革命意義的。


不只是「支那」,「中國」同樣也可以被當作是基於不想使用「清」的意識所致;作為一種事後之論,實藤的這項指謫仍是有效的吧。而他也引用郁達夫和郭沫若所言:「聽到日本人說『支那』開始會感到不愉快,是隨著日本在二十一條──西伯利亞出兵──巴黎和會這一連串事件裡逐漸展露野心之後的事,也是五四運動以後的事」。甚至,到了中華民國政府正式向日本政府抗議時,根據實藤所言,一九三〇年五月二十七日發行的《東京朝日新聞》外電是如下報導的:「中央政治會議看到日本政府以及人民給中國附上支那之稱,日本政府發給中國政府的正式公文也寫著大支那共和國。『支那』這個詞的意思非常不明確,與現在的中國也沒有絲毫關係。所以外交部立刻對日本政府要求:中國,以英文來寫是National Republic of China,中文則讀作大中華民國,今後請如此記述,若有公文書使用『支那』二字,則會斷然拒收。」


那一年年底,日本政府雖然正式將「支那共和國」改為「中華民國」,但是民間仍舊使用「支那」,中國留學生與日本人之間的爭論也相當頻繁。實藤在一九三〇年六月八日就已經以〈以中華來稱呼吧〉為題,投書至《東京日日新聞》。這封投書,是反對另一位投書者的──那位投書者則反駁了上述外電,並聲稱中華民國應該放棄「中華」這種驕傲自大的國號。而實藤當時的反對邏輯相當單純明快:既然中國不想要「支那」這個稱呼,「應該以他們看了會覺得正確的名字來稱呼」,「那才是民族間交際的正確禮儀」。但是,「日本人這種傾向使用『支那』、拒斥『中國』的心態,到了戰後仍持續著」,而實藤把理由整理如下:


1 中國是傲慢的名稱。

2 只有支那才是歷史的通稱。

3 支那=china,這是世界性的名稱。

4 日本也有中國地方。


實藤對此則提出反駁:關於1,不管什麼國號都多少是如此,而且現在的中國並非傲慢的國家;關於3,有著世界最多人口的中國自己,並不會說「支那」,而且蘇聯稱呼中國是叫「Китай」(發音為Kitay,應源自「契丹」),所以那不能算是世界性的名稱;關於4,與其這樣說,不如說日本的「中國地方」才比較不符合實情,應該改名為「本州西部地方」。而他花最多篇幅的,就是我剛才跳過的、關於2的反駁。他舉了許多例子來敘述「支那」這個詞的淵源,是經由印度而來的,雖然在佛經中時常可以看到,但是並未變成日文;這個詞被拿進日文中,最早應該是從新井白石《采覽異言》(一七一三)開始的,而後漸漸為地圖或漂流記所使用,但是「到甲午戰爭為止,庶民之間並沒有使用支那這個詞」。雖然他也正確地指出明治初期那個階段,時常因為「模仿西洋人說話」而說「支那」,但他要強調的,還是與甲午戰爭後蔑視中國的關聯。之後,明治、大正、昭和都接連一味地使用「支那」這個詞,然後,由於一九四六年六月六日外務次官通告以及七月三日文部次官通告〈關於避開支那之稱呼〉,之後在報導、出版方面,使用「中國」的情況總算漸漸地取代「支那」,而也由於新中國的誕生與躍進,使「日本人能自然而然地說出中國這個字」。


實藤的議論是基於這樣的認識。而例如下面這個段落,最能清楚展現他的議論。


文字寫下了語言,卻不能如實反映語言。語言有男性、女性的音色,而同性之間也有不同的個性。有高低,有強弱。此外還能加入喜怒哀樂的情感。語言實在是有很多面向,相對地,文字只有一個面向。


現在,如果是針對「支那」這兩個文字來討論的話,那自從源於印度的發音被中國人以漢字寫下之後千餘年,就一直都沒變。但是,這兩個字被尊敬地說跟被不屑地說,音色完全不同。大正之後日本人看中國人的目光就不一樣了。因此,嘴裡說出的「支那」這個詞的音色也不同了。因為是以明治時代說「清國佬」的那種心情在說「支那人」,所以中國人聽了會反感。因此,明治時代留學生還沒有把它當成問題的日本人說的「支那」,就變成了大問題。


實藤的這套邏輯,讓那種認為「支那」一詞是歷史詞彙、自身不帶有歧視之意故可毫無顧忌使用的意見變得無效。焦點不是在「支那」這個詞,而是在對中國的輕蔑態度上。實藤彷彿也在追問:會對捨棄這個曾經帶有輕蔑意味的詞彙感到遲疑,不正是還帶有輕蔑的緣故嗎?這套邏輯愈單純就愈有力,且也是因為他將論點集中在「輕蔑」上,才使得這樣的提問得到力道;但是,也因此,他較少回顧為何「支那」這個詞在明治以後變得特別醒目。也就是說雖然他透過仔細的考證,說明了這個詞在明治以後漸漸為人所使用,可是他卻沒有關心為什麼這個詞會被使用。


在提到庶民階級裡「支那』的普及是在甲午戰爭之後的時候,實藤一定會說到甲午戰爭之後的中國蔑視,然而「支那」這個詞為什麼會與中國蔑視結合在一起的機制卻未被闡明。如果從實藤之論述來延伸的話,「支那」這個詞的普及和中國蔑視,兩者是個別出現的,在那個時間點「留學生還沒有把它當成問題」;而兩者緊密結合,則是因為「大正之後日本人看中國人的目光就不一樣了」的緣故。但是,如果「還沒有把它當成問題」時的「支那」,其實就已具備了全部的條件的話呢?「帶有革命意義的」「支那」與「模仿西洋人說話」的「支那」。實藤偶然指出的這幾件事,其實可以結合成同一件事,而那也正是問題的核心。


但是,在急著往下之前,做為國號的「支那」問題還有另一位評論者,竹內好。讓我們來看看他的評論。


竹內好的評論活動十分多面。他的許多中國論跟得上時代,也給時代很大的影響。他的國民文學論是其中最突出的討論之一,而中國的國號稱呼問題,也是顯示他對中國認識的重要討論。竹內對這個問題相當熱中,也是他「幾個擅長的領域」(〈為了瞭解中國 九 支那與中國〉,《竹內好全集》十,筑摩書房,一九八一)。

  竹內與實藤一樣,都從戰前來討論「支那」這個稱呼。但是,他那時的態度和實藤有些許不同。一九四〇年,在雜誌《中國文學》第六十四號上,他如是說。


過去稱呼支那,確實是為了輕蔑支那嗎?現在稱呼中國,就一定不帶有輕蔑嗎?任何人若不捫心自問就想要提出語言的問題,那麼沒有比這個更背叛文學的了。〔……〕如果確實把支那這個詞給用盡了,那麼用中國來代替支那不過是舉手投足之勞。現在就努力練習使用支那吧。直到那一天來臨。


以這個時期的《中國文學》為中心的竹內評論活動,可說顯示了一種非常緊張的中國認識。由於「支那」這個和自己的存在有深刻關聯的詞彙已經存在了,那麼光是從稱呼之類的問題來討論是解決不了的。現在沒有餘裕詳細討論此事,但只要記得這段發言顯示了「支那」這個稱呼問題的深刻性即可。


戰後經過二十年,竹內於雜誌《中國》連載的「為了瞭解中國」第九回,以〈支那與中國〉為標題,再次提起了國號稱呼問題,之後便斷斷續續地持續著這個主題的連載。敗戰之後,「支那」這個稱呼雖然不被使用,但是圍繞著稱呼的轉換也有各種爭議。竹內根據這件事,再加上他認識到:「這個問題中,帶有日本與中國之近代史的全部重量。『瞭解中國』的意義、改變印象的意義,這些全都在其中」,所以才再度為了這個問題花費篇幅。


竹內的結論十分明確。亦即:應該稱呼為「中國」。這個態度,和先前引用的戰前姿態,有些許不同。要說是「因應時局」也可以吧,但是,他認為並非稱呼為「中國」問題就能解決的態度,和戰前則是連貫的。「把『支那』變成『中國』,這件事情本身並不壞。〔……〕不把錯誤當錯誤、不反省該反省的事情而改變,這樣將會留下禍根」(〈為了瞭解中國 十二 從支那到中共〉);正如他所說的,在戰敗之後沒多久就發佈的通告上,可以看見「今後沒有任何藉口」、「總之不要使用支那這兩個字就好」之類的句子,這誠然是消極怕事,當然光是這樣是無法解決問題的。竹內在十三年後,重新提起一九五二年青木正兒在《朝日新聞》投書〈關於支那這個名稱〉,並遭劉勝光在同報紙上猛烈反擊一事,並且這樣說。


語源本是美稱,對中國的佛教者而言是自稱,在歐洲語言裡也不帶有反感,這些是事實。指出這些事實也沒問題。但是,因此而說「日本人說的支那也是如何如何」,這種邏輯是不成立的。「『但是』日本人說的支那卻」──要用這種理路來展開,才算是站在問題的出發點。(〈為了瞭解中國十八正名乎〉)


這可說是他基本態度最完全的展現吧。只要不去思考為何只有日本人的「支那」如此被嫌惡,那麼這個問題就不會解決──他如是說。


竹內所提到的這場青木與劉的爭論裡,劉的反駁過於感情用事,因此有許多誤認事實的地方。青木說明「支那」一詞由來的部分,比實藤還要來得精細,無愧為古典文學研究者,然而,竹內即使承認這部份,卻也說:「原本中國人就變得討厭『支那』,可是青木先生竟誤會這是甲午戰爭的結果,這裡很有問題,問題就是青木的史觀把甲午戰爭到太平洋戰爭視作連續的。」毋寧說「『支那』在中國得到公民權,是在甲午戰爭之後」。那麼,這個問題到底是為什麼會產生的?竹內理解其原因如下。


中國人開始對「支那」有嫌惡感,是從一九一〇年代開始,而這件事普及,則是一九二〇年代。換言之,中國國族主義的勃興與日本帝國主義的進入,這兩者相交,才產生了這個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好,中國共產黨也好,都和這個問題沒有任何關係;這個問題不如說是在國民黨時代敏感多了。日本的政府、新聞、國民,也都無視於這個中國國族主義的要求,想要貫徹「支那」到底。換言之日本發揮了他的「干涉癖」。〔……〕禍根,就在輕視中國國族主義的這份歷史遺產上。為了想要消除國族主義而太過勉強,反而讓「無影之影」出現,還出現「支那」是侵略的象徵這種顛倒的議論。因而,也引起了「可惡!」的這種駁斥。(〈為了瞭解中國十一幽靈論〉)


竹內的這種認識,放在今天也算是一種有效的討論吧;但是另一方面,竹內獨有的這種「國族主義」論,也同時顯示了某些弱點。極端地來說就會變成這樣:對竹內而言,主張「國族主義」的主體是中國,而日本並不是以自身的「國族主義」來對抗,而只是想要將之消除而已。這樣的邏輯,可說是根植於竹內對近代的認識。「中國」這個名稱是「賦予一個文明圈或是一個民族共同體的總稱」;他也說,「『中國』這個詞的這種用法開始被人使用,是從二十世紀開始」,而「隨著近代國族主義的勃興,產生了訂定自稱的要求,雖然中國以外還有中華,或是偶爾也會使用支那,但是最後逐漸地固定為中國」──這樣的認識也是正確的。但是,為何日本要特地將中國稱呼為「支那」,關於這點,竹內卻未加敘述。反倒正是在這裡,才有中國蔑視這個框架所無法含括殆盡的、日本自己的民族國家意識/國族主義。


竹內如此斷言:在明治時期「支那」這個稱呼,中國人也積極地使用,完全不是什麼歧視性的詞彙;然而,這個稱呼為什麼到了明治期,日本人也開始積極地使用呢?這一點,他也和「支那」擁護論者一樣,可能因為時勢、方便之類的理由,而不想加以探索。實藤也是一樣的。但是,實際上,稱呼中國為「支那」這個行為本身,就是幕末明治期日本國族化的一環;要是沒有這個環節,恐怕日本很難變成一個國家(nation)。




作者一九六三年生,現為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教授(中國文學)。京都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課程修畢,曾任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助手、奈良女子大學文學部助教授、國文學研究資料館文獻資料部助教授、東京大學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教授等。其主要研究領域為六朝至唐宋的詩賦與文學理論,以及現代東亞整體的語言與文學,一方面關注中國古典文學之肇始,另一方面則是關注現代化之後,中國古典文學在東亞各地的流變與傳播。近年其關心更在於現代之後,在這樣重層的文字世界當中,閱讀、書寫主體之型態與精神樣貌。曾獲SUNTORY學藝賞、樋口一葉紀念山梨文學賞等。著有《「漢文脈」在近代:中國清末與日本明治重疊的文學圈》、《漢文脈與近代日本》、《漢文風格》、《漢詩之扉》、《漢字世界的地平:對我們而言文字是什麼?》、《詩的TOPOS:連結人與空間的漢詩之力》等。

書名:《「漢文脈」在近代》

作者:齋藤希史

出版社:群學

出版時間:2020年9月

讀冊博客來金石堂誠品​​


Tags:

歡迎追蹤《思想坦克》臉書粉絲專頁,

每日為您推播最新文章消息!

  • 黑色的Facebook圖標
  • 黑色的Instagram圖標

THINK TANK, THINK FOR TAIW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