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中志

從四位元首的喪禮看台灣的轉變


圖片來源:蔡英文臉書



故總統李登輝先生的追思告別禮拜在9月19日於淡水真理大學大禮拜堂舉行,透過全程轉播,國人得以共同追思這位台灣史上最傳奇的領導人。中華民國退居台灣以來,這是第四位元首的葬禮。前兩位蔣總統死於任內,嚴家淦總統卸任後15年於1993年過世,但嚴故總統是蔣家兩代之間的過渡人物,只當了三年傾向內閣制的虛位總統,退休後雲淡風清、安享晚年,過世時國家給予國葬榮典,行禮如儀,在此不論。


比較台灣戰後其他三位強人的葬禮,不但可看出台灣國內政治的進步,也頗能嗅出台灣國際地位的演變。


蔣介石在獨裁榜上名列前茅,但在中國時期的蔣介石從未享受過極權統治的樂趣,反對他的文人武夫多不勝數,是退守台灣後在美國的默許下,才以號稱的60萬大軍統治當時600萬沒有武裝的台灣人,讓蔣介石人生的最後26年在台灣享有比希特勒與史達林甚至毛澤東更高的統治權威。1975年過世時有如帝王駕崩,全國如喪考妣,軍公教與學生一律披麻帶孝,為蔣介石守喪,還禁屠三天,荒謬至極。移靈車隊所到之處,二百多萬人沿途跪拜,不能迎靈者也要就地肅立致哀一分鐘。民主化後這個世紀喪禮留下的記載不少,不在此贅述。


蔣介石的過世引發的權力鬥爭倒是極小,蔣經國是唯一太子,父死子繼,在帝王的孤臣孽子們眼裡極為自然,唯一小小的鬥爭就是流放宋美齡這位廢了正宮的先皇寵妃。這是宮廷戲,沒有任何現代政治的邏輯,蔣經國說了就算,但要面對國際現實,就是難堪的一面了。1975年蔣介石的「中華民國」已被逐出聯合國四年,接下來的斷交潮讓台灣的邦交國減少一半以上,從之前的68國降為27國。與美國的關係也岌岌可危,尼克森已於1972年正式出訪中國,美中建交只是時間問題。


尼克森一年前因水門案下台,總統福特派出副總統洛克斐勒率團參加蔣介石喪禮,是當時層級最高的代表團。美中建交還沒騙到手,中國對美國高規格參加蔣介石喪禮不置可否,但對已建交的日本就沒那麼客氣了。


號稱對蔣介石以德報怨「感激涕零」、「畏威懷德」的日本只能聽北京行事。原本與台灣親善的前首相佐藤榮作要代表自民黨參加,但在中國的強烈抗議下,改以「友人」身分參加,同行的「友人」還有另一位前首相岸信介。


韓戰後韓國的獨裁者一向與蔣介石一個鼻孔出氣,朴正熙派出總理金鍾泌參加。韓國與台灣的邦交維持到1992年。


以蔣介石做為二戰中國戰區的最高統帥與在任元首的地位來看,喪禮除了扮皇帝對內愚民外,這樣的國際待遇是淒涼的,而台灣的國際地位也因他一併成為共同受害者。不幸的是,他的中國夢沒有隨他而去,權力轉到蔣經國後,在蔣介石為國家設定的軌道上,蔣經國能做的改變十分有限。從「反攻大陸」到「三民主義統一中國」,這樣的主權宣示在國際上一樣是不知所云的笑話。而蔣經國有限度的改革或許能延續愚民統治,但無法在國際上卸下蔣家據地為王的惡劣印象。


蔣經國自己當然也有責任,繼承蔣介石後,他的權力已如日中天,應可解決國內法統的羈絆,但蔣經國在享受權力之後錯失不少機會。例如1976年斷然拒絕奧委會與美國的建議,以台灣名義出賽蒙特婁奧運會。1976年台灣的外交處境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時刻,1979年美國離我而去,旋即一連串打壓民主的政治案件出現在蔣經國掌權之初,台灣的形象與國際處境更加艱困。


蔣經國掌權13年(包含嚴家淦總統的行政院長三年),於1988年初過世,雖然遠不及蔣介石誇張,蔣經國仍然依靠領袖崇拜統治。在彩色電視已經普及的年代,硬是強迫電視台播了三天黑白畫面,娛樂業也被強迫歇業,依然有號稱百萬的民眾在馬路兩旁迎送靈車。雖然已沒有軍警強迫民眾下跪迎靈,但民智未開,自動上演五子哭墓的也大有人在。


蔣經國過世後權力的鬥爭卻意外的精彩。蔣經國在1985年的國民大會上宣布蔣家「不能也不會」出任下任總統,宣示下任總統將依憲法產生,有意讓國家回到憲法。這個在民主國家理所當然之事,朝廷重臣卻極不習慣,誠惶誠恐,無法想像沒有蔣總統的國家怎麼運作,偏偏蔣總統又在任內過世,引發國府據台以來唯一一次沒有強人的政治鬥爭。


過去黨國一體的時代,歲月靜好,黨魁是誰還能有疑義嗎?連前太后都千里迢迢趕回來參加國民黨十三全會,發表了莫名其妙的「老幹新枝」演說。李登輝就是在這樣的驚滔駭浪中慢慢穩固了權力,也才有後來為台灣開創出來有別於蔣家政權的新局。


另一方面,我們也能從蔣經國的喪禮上看到令台灣難堪的國際局勢。蔣經國過世時台灣的經濟已脫穎而出,MIT台灣製的名號漸漸響亮,台灣在地圖上早就不是空白。但政治上臺灣當局仍被視為一個沒有民意基礎、從中國叛逃出來的政權,而國府對中國主權的宣示更是荒謬的。儘管當時的美國是極反共的雷根政府,但80年代應是美國對台灣政府最不友善的一段時間,《817公報》幾乎將台灣置於死地。


事實上那時美國的主流政治人物找不到任何道德基礎去支持這個蔣家政權,友台人士通常是找國民黨麻煩的人,如眾議員索拉茲,他關心的不是台灣的國際地位,而是黨外人士的人權與安危。許多為維護美國西太平洋利益而定的法案或決議,如《臺灣關係法》,指涉的對象都巧妙的使用台灣上的人民(the people on Taiwan),連「當局」都不願使用。


以這樣的認知,蔣經國本人連同台灣的國際地位是不被尊重的。美國只派出卸任的前司法部長威廉史密斯William French Smith,以雷根友人的身分參加蔣經國的喪禮。日本則是前眾議院議長灘尾弘吉。蔣經國的喪禮最大的人物只剩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新加坡是唯一與中國有正式邦交但不忌諱與台灣官方接觸的國家。兩國的關係很微妙,李光耀生前訪台25次,與蔣經國的友誼深厚,他的出現不意外。有此一說李光耀建議蔣經國以新加坡模式脫離中國,是否如此,有待證據驗證。除此之外,再無在國際上有舉足輕重的代表參加了。


接任的李登輝逐漸穩固權力後,成為戰後台灣第三位也應是最後一位政治強人。其實強人並不是用來形容政治領袖的正面用詞,但李登輝繼承國府的本質,一旦沒在鬥爭中倒下,成為強人既是政治制度上的必然,也是多數人在政治文化上的當然期許。


但李登輝善用強人的政治資源,開始對台灣做脫胎換骨的改造,宣布中止動員戡亂、國會全面改選、修憲、調整政府架構、凍省、總統直選、出訪友邦等。這些顛覆國府法統的改革,讓李登輝在國際間贏得「民主先生」的封號。「強人」與「民主先生」這兩個原本幾乎互斥的頭銜,同時在李登輝身上出現,可說是前古人,後無來者。


李登輝主政12年,他對台灣的貢獻或許可以寫好幾本書,但他所有的努力均指向一個有如信仰般的終極目標,也就是在他下任前丟出的「兩國論」。對老獨派而言,這或許平凡無奇,但以總統的高度做此宣示,讓多數台灣人對國家的想像不再依靠來自中國的法統。


儘管如此,1999年的「兩國論」對世界仍然是震撼的,中國暴跳如雷,而多數國家對這個宣示不知所措。繼承這個路線的陳水扁總統被視為麻煩製造者,世界必須再花20年才能看清台灣為自己畫出的國界,才是當今世界價值選擇的參考座標。


李故總統過世時已卸任超過20年,這位推動改革的總舵手早已離開權力多時。他留下一個民主的台灣,沒有人組織路祭大隊,國人不必披麻帶孝,討厭他的人一樣在電視上口沫橫飛,但多數的民眾選擇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弔念這位國家共同體的打造者。老邁的李總統那句「台灣交給你們了」,不知讓多少人流下淚來,因為有台灣史以來,台灣從來不是台灣人的台灣,那是遺願。


台灣孤獨地苦撐了半個世紀,李登輝帶領台灣改變,讓台灣與世界的民主價值取得共鳴,讓台灣被看見,也讓中國對台灣的打壓成為不義,而任何配合中國限制台灣自我認同的國家也成為中國的共犯。若簡單比較蔣經國的葬禮與李登輝追思禮拜上的外賓,可以清楚看出世界正在改變。


從前後的外賓到訪,到美國國務院次卿克拉奇、日本前首相森喜朗等出席李前總統的追思告別禮拜,這些外賓的層級與背後的政治意義,連日來的討論已多,不再贅述。但別忘了這個改變是在台灣的國際身分未變、中國更強大、且是在中國瘟疫罩頂與中國戰機滿天飛的威脅下發生的,絕非偶然。


李登輝總統留給台灣最大的遺產是:讓台灣找到一個被世界視為國家的正當性,而世界不再能否認台灣這個國家。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我們正在見證歷史。




作者為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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