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房間裡的大人》

Friday, September 4, 2020

 

 

第2章 紓困斯坦

 

二○一○年初,也就是我進入政府工作之前的五年,希臘宣布破產。幾個月後,歐盟、國際貨幣基金和希臘政府組織了全球最大規模的破產隱瞞行動計劃。要怎麼掩蓋破產事件?只要砸下大筆金錢,遮掩壞帳即可。誰要為這項隱瞞計劃出錢?一般老百姓,也就是全球的「 局外人」。

 

美其名為「 救助協議」的隱瞞行動計劃,於二○一○年五月初正式簽訂與核准。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提供破產的希臘政府大約一千一百億歐元的資金,這是史上最大規模的貸款。在此同時,「 三巨頭」(troika)—這個稱呼指的是三大機構:歐盟的執行機關「 歐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 EC)、歐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 ECB)與國際貨幣基金—的工作人員被派駐到雅典,負責執行相關措施,包括削減希臘的國民所得,並將大部分的債務負擔轉嫁到弱勢的希臘人民身上。一個機靈的八歲小孩都知道,這麼做不會有好結果。

 

三巨頭提供破產國家新的貸款,開出的條件是他們必須縮減收入,這種懲罰手段極為殘酷,且非比尋常。希臘從未接受紓困。但這次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提供「 救助」貸款,加上三巨頭官員積極刪減希臘的收入,成功地讓希臘成了現代版的狄更斯負債人監獄,然後再將監獄鑰匙丟棄。

 

這座負債人監獄最終遭到廢棄,原因在於他們雖然採取了非常殘酷的手段,卻無法阻斷新債的累積,也幫不了債權人拿回原有的錢。十九世紀時,為了讓資本主義得以持續發展,原本認為所有負債都是神聖的可笑觀念遭到摒棄,改以有限責任的原則取代。既然所有債務都獲得擔保,為何放款人在放款時必須負起全責?為何某些債務的利息高於其他債務,只因為他們有較高的風險可能會成為壞帳?破產與債務豁免一直是基督教教義的一部分,日後也成了資本主義的基本運作原則—雖然令人厭惡、卻很重要—但令人不解的是,為何到了二十一世紀,當希臘無力償還債務時,卻極力否認破產的事實,為什麼?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會知道他們到底在做什麼嗎?

 

他們對自己的所做所為瞭若指掌。儘管他們費盡心思宣傳、堅稱一定會拯救希臘、給予希臘人民第二次機會,協助長久陷入困境的希臘政府推動改革等等,但事實上,全球最有權力的機構和政府並沒有抱持任何不切實際的幻想。與要求破產國家償還債務相比,他們認為提供更多貸款給破產國家反而更容易從這些國家壓榨出更多的錢,特別是如果你將縮減收入列為協議條款之一。他們也明白,即使把這個破產國家所有的銀器充公,也不足以收回三巨頭之前再融資購買希臘公債的款項。他們心裡清楚,對外宣稱的「 救助」或「 紓困」方案,只不過是進入負債人監獄的單程門票。

 

我怎麼知道他們知道?他們自己告訴我的。

 

他們受困於自己的裝置

 

五年後,我當上了財政部長,才從可靠的消息來源得知一切。國際貨幣基金會的高層官員、德國財政部長、歐洲央行,以及歐洲執行委員會的重要官員各自用自己的方式坦承這一切都是真的:他們與希臘簽訂了完全無法執行的協議。然而一旦出手,就沒有回頭的餘地。

 

在歐盟位於布魯塞爾的辦公大樓內,令人精神麻痺、沒有對外窗、只有霓虹燈照的會議間處處可見。二○一五年二月十一日,也就是大選後不到一個月,我坐在其中一間會議室內,對面正巧是國際貨幣基金總裁拉加德;她擔任過法國財政部長,也曾是在華盛頓執業的知名律師。當天,她身穿一件亮眼的皮夾克,步伐輕快地提早到了辦公大樓,相較之下我顯得了無生機,且衣著保守。這是我們第一次會面。在進入會議室討論嚴肅的議題之前,我們倆在走廊上愉快地聊了一會。

 

閉門會議室裡,雙方各自帶了幾名助理,討論話題開始變得嚴肅,但氣氛依舊融洽。拉加德讓我有機會針對希臘危機的成因和現況進行簡單的分析,並說明我提出的解決方案,多數時候她點頭表示同意。我們似乎使用相同的語言,而且都希望彼此能達成共識。會議結束後,我們兩人走到門邊,心情放鬆地進行簡短的交談。她從我的論述當中得到啟發,也很贊同我的提議,認為債務減免和降低稅率是希臘經濟復甦的前提。然後她語氣平靜溫和、態度誠懇地對我說:你當然是對的,雅尼斯。他們堅持的目標根本就不可能執行。但同時你也必須理解,我們對這項計劃投入了太多,已無法回頭。你必須接受這項計劃,並在符合計劃條件的情況下採取行動,他們才會相信你。

 

所以,我終於知道了真相。國際貨幣基金總裁告訴破產政府的財政部長,強行要求他們執行的政策根本不可行。她不是說很難執行,也不是說執行的可能性很低。都不是,她親口承認,無論如何這些政策完全不可能執行。

 

每次參加會議,特別是與那些更精明、但更缺乏安全感的三巨頭官員開會時,我愈來愈覺得,這不僅僅是我與他們、好與壞之間對立的故事,而是一齣真實上演的悲劇。不由得讓人想起艾斯奇勒斯(Aeschylus,注:古希臘悲劇作家,有「 悲劇之父」的美譽)或是莎士比亞的作品,這些劇作中的權謀之士最終困於自己所製造的陷阱裡。在我親眼目睹的這場現實悲劇中,局內人意識到自己無能為力,薩默斯那神聖不可侵犯的局內人規則此時開始發揮效用。他們只能未雨綢繆、對外極力否認,畢竟是他們自己創造了這場悲劇性僵局,卻沒有意識到其所引發的後果是進一步將他們禁錮在他們所憎惡的情境之中,進一步削弱他們對事件的掌控力。

 

因為他們—國際貨幣基金、歐盟、德國和法國政府領導人—已投入了過多的政治資本拯救計劃,但這個計劃卻讓希臘的破產情況更加惡化、引發難以數計的悲劇、逼迫大批年輕人出走。希臘人民沒有其他出路,只能繼續忍受痛苦。對於像我這樣的政壇菜鳥而言,若要建立信用,就得接受這些局內人明知必定失敗的政策,然後再將這些政策推銷給那些投票給我、相信我會拒絕接受這些失敗政策的選民大眾。

 

這很難解釋,但我真的從未對拉加德有過任何敵意。我認為她很有智慧、態度熱忱,且受人尊敬。若不是她強烈希望協調出更人性化的希臘協議的立場,我對於人性的看法也不至於陷入混亂。但這並不相干。身為主要的局內人,她的首要之務是保住局內人的政治資本,盡可能降低任何威脅他們集體權威的挑戰。

 

不過,信用就和消費一樣,需要妥協。每當你購買任何一項物品,就代表你損失了另一個機會。當我與拉加德以及其他權貴走得愈近,也就意謂著我逐漸失去藍布羅斯對我的信任,這位無家可歸的譯者曾要求我發誓,要為那些還未被席捲希臘全國的破產浪潮所淹沒的人、而非他自己著想。但我從沒有為了妥協而讓自己幾乎陷入兩難的困境。那些強權國家老早就明白了這一點,因此,除掉我就成了他們的重要任務。

 

一年多後,在二○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英國公投前的宣傳期間,我在英國各地旅行、發表演說,支持更為激進的留歐論述—英國應該要留在歐盟,才能對抗現在的歐盟、拯救歐盟免於解體,並改革歐盟。這是非常困難的遊說過程。要說服英國局外人投票支持留歐真的是難如登天,特別是在英格蘭北部;因為即便是支持我的英國民眾,也就是在精神層面和社經地位與藍布羅斯(而非拉加德)更為接近的男女大眾都不斷告訴我,他們認為有必要狠狠修理全球的建制派。某天傍晚,我聽到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報導,拉加德已經加入其他重要金融機構(世界銀行〔World Bank〕、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歐洲央行、英格蘭銀行等等)領導人的行列,並警告英國局外人不要受到脫歐的誘惑而投票支持。當天晚上我正好在里茲(Leeds)演講,當下我立即傳簡訊給達妮:「 有了這些盟友,誰還會支持英國脫歐?」

 

但最終英國脫歐贏得公投,原因是局內人的作為讓人無法接受。過去數十年來,他們總認為可以信任像我這樣的人,我早已準備好背叛當初投票給我的局外人,他們誤以為局外人真的在乎他們的忠告。美國、英國、法國和德國—以及全球各地—上上下下的局內人察覺到他們的權威正逐漸流失。他們被囚禁在自己創造的裝置內,成了薩默斯所謂陷入兩難困境的奴隸,如同馬克白,他們不斷遭受譴責、一錯再錯,直到他們終於體悟到,他們頂上的王冠所代表的再也不是他們掌握的權力,而是已經流失的權力。在我與這些局內人交手的短短幾個月間,我已經隱約預見悲劇的發生。

 

笨蛋,問題在(法國與德國)銀行

 

有不少朋友和記者希望我描述與希臘債權人協商過程中最令人痛苦的部分。不能說出那些位高權重的人私底下在頂樓和我對話的內容,這點確實讓人感到挫折,但是和那些根本不想要拿回錢的債權人交涉的過程,更是令人難以忍受。和這些債權人協商、試著和他們講道理,就像是和一群早已下定決心絕不停戰的將軍談判和平條約一樣,因為他們知道自己的子女非常安全,不會受到戰爭的傷害。

 

這場戰爭的本質是什麼?為什麼希臘債權人的舉動看起來像是完全不想要拿回自己的錢?為何他們會設計出讓自己受困的陷阱?如果你仔細觀察二○○八年之後法國與德國銀行的營運狀況,便能找到答案。

 

希臘經濟長期積弱不振的原因在於開發緩慢、管理不良以及貪腐嚴重。但近年來希臘之所以無力償還債務,實際上是由於歐盟以及貨幣聯盟歐元的設計不良所致。歐盟成立之初比較像是大型企業聯盟組織,其目的是打壓來自中歐重工業的競爭,並保護大型企業在周邊國家的出口市場,例如義大利以及後來的希臘。如果希臘等國出現貿易赤字,就代表德國等其他國家會出現貿易盈餘。即使德拉克馬(drachma,注:希臘加入歐元前所使用的貨幣)貶值,這些赤字仍舊能獲得控制。但是加入歐元之後,法國和德國銀行提供的貸款導致希臘赤字急速攀升。

 

二○○八年華爾街崩盤之後,緊接著便發生信貸緊縮,許多歐洲銀行因此破產,這些歐洲銀行在二○○九年之前便停止所有放款業務。同一年沒多久,由於無法展延債務,希臘陷入無力償債的無底深淵。法國銀行突然因為周邊國家的貸款呆帳而累積了虧損,金額是法國經濟的兩倍。國際清算銀行(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的數據報告更是揭露了驚人的真相:法國銀行每借貸三十歐元只能拿回一歐元。意思是,如果有三%的貸款成了壞帳—也就是提供給周邊國家政府、家庭和企業的一千零六十億歐元貸款假使收不回來—政府就必須提供紓困貸款給法國三大銀行(注:巴黎銀行、興業銀行、農業信貸銀行)。

 

這三家銀行借貸給義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政府的金額總計六千二百七十億歐元,占法國整體經濟的三四%。此外,在前一年,這些銀行貸款了一千零二十億歐元給希臘政府。如果希臘無法償還貸款,全球銀行都將受到影響而不願意貸款給葡萄牙,甚至是西班牙與義大利政府,因為他們擔心這些國家未來可能無力償還貸款。義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政府累積的債務高達一兆七千六百億歐元,若不能以負擔得起的利率獲得新融資,便無法償還積欠法國三大銀行的貸款,形成壞帳。法國主要銀行提供的貸款只要有三%成為壞帳,便會損失一九%的「 資產」。

 

若要彌補這個財務漏洞,法國政府必須立即提撥五千六百二十億歐元的資金。但與美國聯邦政府制度不同,法國無法將財務損失轉移至中央銀行(聯準會)承擔,於是法國在二○○○年加入單一貨幣之後便撤除了央行,如今只能倚賴歐洲共有的中央銀行,也就是歐洲央行釋出善意、伸出援手。哎,但是歐洲央行成立時便明文規定:禁止將希臘-拉丁的私人或政府壞帳轉移至歐洲央行。可想而知,這必定是德國答應將高貴的德國馬克轉換為下等歐元所提出的交換條件。

 

不難想像,當法國總統尼可拉.薩科吉(Nicolas Sarkozy)以及財政部長拉加德意識到,他們必須憑空生出五千六百二十億歐元的資金時有多麼痛苦。也可以想見,拉加德的前任者之一、聲名狼藉的前法國財政部長多米尼克.史特勞斯-卡恩(Dominic Strauss–Kahn)有多焦慮,當時他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總裁,有意趁職務之便花費兩年的時間為競選法國總統做準備。法國政壇高層個個心知肚明,法國政府必須借貸相當於年度稅收六倍的資金,才能彌補愚蠢的三大銀行財務黑洞。

 

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務。然而,一旦市場察覺到確實有可能發生,法國公債利率將會大幅攀升,那麼法國政府高達一兆兩千九百億歐元的債務便會立即變成壞帳。對於一個放棄印行紙鈔資格的國家而言(畢竟這是唯一可憑空製造金錢的方法),如今可謂窮途末路,整個歐盟、單一貨幣、以及所有的一切,都會被拖累。

 

同一時間,德國總理的處境也相當艱難。二○○八年,華爾街和倫敦金融城的銀行紛紛陷入困境,但梅克爾仍持續強化她小氣吝嗇、財務操作得保守且謹慎的「 鐵娘子」形象。梅克爾在斯圖加特(Stuttgart)發表演說時,猶如道德說教般地指責英語系銀行業揮霍無度,她還提到美國銀行家應該聽聽斯瓦比亞主婦(Swabian housewife,注:德國巴伐利亞邦的七個行政區之一,當地的家庭主婦以勤儉持家著稱)的建議,學習如何管理好財務,這場演講成了當天的熱門新聞。不久之後,她連續接到財政部長、央行與財務顧問打來的緊急電話,所有人都向她報告了一則令人難以置信的消息:總理,我們的銀行也破產了。如果要讓自動提款機持續運作,就必須動用斯瓦比阿主婦的錢,挹注四千零六十億歐元的資金—而且必須趕在昨天之前行動!

 

這正是所謂的政治毒藥。過去數年來,在討論到醫療院所、學校、基礎建設、社會安全、環境等預算時,梅克爾不斷向國會議員強調節儉的美德,現在她要如何面對這些國會議員、請求他們開立巨額支票,援助前幾秒鐘仍現金滿滿的銀行?但是,梅克爾總理不得不順應形勢、放低姿態,她深吸一口氣,走進位於柏林的聯邦國會,這棟國會大樓的正式名稱為德國聯邦議會(Bundestag),由諾爾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設計、裝潢得富麗堂皇。現在梅克爾必須向一群驚呆的國會議員宣布壞消息,並請求他們同意開立支票。至少先解決眼前的問題,她的心裡必定是這麼想的。結果卻事與願違。幾個月之後,她再度接到奪命連環叩,要求挹注與前次數額相近的資金,為同一批銀行提供紓困。

 

為什麼德意志銀行(Deutsche Bank)、金融銀行(Finanzbank)和其他位於法蘭克福的金融機構如此無能,還需要更多資金?原因在於二○○九年梅克爾提供的四千零六十億歐元資金只夠他們彌補在美國操作高風險衍生性金融商品所造成的損失,卻不夠彌補他們借貸給義大利、愛爾蘭、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臘政府總計高達四千七百七十億歐元的貸款,其中提供給希臘政府的貸款為一千零二十億歐元。如果希臘無力償還貸款,德國銀行將會面臨另一筆重大損失,需要梅克爾再額外挹注三千四百億至四千零六十億歐元之間的資金。身為一位老練的政治人物,梅克爾明白,如果她再度回到國會,要求議員提供如此大筆金額的紓困,無異是政治自殺。

 

對於法國和德國領導人來說,眼前有一兆歐元的資金陷入危險,因此不願意讓希臘政府說出真相,也就是禁止對外公開希臘破產的消息。但是他們仍得找到方法為那些銀行提供第二次紓困,同時對國會隱瞞他們所採取的行動。當時擔任盧森堡財政部長、後來成為歐盟執行委員會主席的尚-克勞德.容克(Jean–Claude Juncker)曾說:「 當情況變得嚴重,就必須說謊。」

 

幾星期之後,他們想出了圓謊的方法:將第二次銀行紓困案定調為與揮霍無度、懶惰成性的希臘共進退,雖然他們不配且令人忍無可忍,但他們依舊是歐洲大家庭的一員,因此必須出手相救。最直接的做法就是再次提供希臘巨額貸款,讓他們有能力還錢給法國與德國債權人,也就是那些面臨破產的銀行。但是,首先他們必須克服某個技術性障礙:歐元區成立時曾訂定條款,禁止歐盟提供融資解決政府債務。那麼,他們該怎麼做?他們運用了典型的布魯塞爾式的謊言來解決這個難題,讓原本美味可口的一道佳餚變得難以下嚥,連歐洲人自己(特別是英國人)也開始嫌惡。

 

首先,由於國際貨幣基金加入,因此紓困貸款並非歐洲人,而是由國際社會提供的。如此一來,國際貨幣基金就得違反最不容侵犯的規則:除非破產政府的負債獲得「 減記」,也就是進行重組,否則不得貸款給破產政府。但是,當時的國際貨幣基金總裁史特勞斯-卡恩已開始為兩年後的總統大選做準備,他急於挽救法國的銀行業,因此極力遊說國際貨幣基金內部的官員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一旦國際貨幣基金加入,他們便可以告訴歐洲人,為了全球金融體系的穩定,不只是歐盟,連國際社會也同意貸款給希臘。這樣便可避免讓外界以為是歐盟提供紓困貸款給歐盟成員國,更不用說是提供紓困貸款給德國與法國銀行。

 

其次,提供給歐洲國家最大筆的貸款並非來自歐盟本身,而是透過多次的雙邊貸款來進行紓困,例如由德國提供給希臘、由愛爾蘭提供給希臘、由斯洛維尼亞提供給希臘等等;每一筆雙邊貸款的金額反映了債權國相對的經濟實力,澈底實踐了馬克思的座右銘:「 各盡所能,各取所需。」提供給雅典的紓困貸款將用來償還積欠法國與德國銀行的貸款,每一千歐元,德國將負擔兩百七十歐元,法國負擔兩百歐元,其餘的五百三十歐元則由其他經濟規模更小、更貧窮的國家承擔。這正是希臘紓困案的優點,至少對法國和德國而言是如此:紓困法國與德國銀行的重擔,絕大多數都落在比希臘更貧困的小國人民身上,例如葡萄牙、斯洛伐克。除了這幾個國家,國際貨幣基金的其他共同創始國,包括巴西和印尼的無辜人民,也被迫必須匯款給位在巴黎和法蘭克福的銀行。

 

斯洛伐克和芬蘭人民以為自己必須像德國和法國人一樣,共同承擔其他國家的債務,卻沒有意識到,他們其實是在為法國和德國銀行業自行犯下的錯誤買單。法國與德國組成的軸心國假借與惹人厭的希臘人共進退的名義,在心高氣傲的民族之間撒下了仇恨的種子。

 

 

 

作者為希臘前財政部長,二○二五年歐洲民主運動(DiEM25)的共同創辦人,該運動目的是為復興歐洲的民主而努力。他曾著有《全球牛頭怪:美國,歐洲和全球經濟的未來》、《弱者為了什麼必須受苦:歐洲、撙節措施以及對全球穩定的威脅》等書籍。

書名:《房間裡的大人》

作者:雅尼斯・瓦魯法克斯(Yanis Varoufakis)

出版社:八旗

出版時間:202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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