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安法與香港人抵抗的藝術

Tuesday, August 18, 2020

圖片來源:路透社/達志影像

 

 

日前香港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被依國安法罪名逮捕,消息傳出後,香港市民紛紛購買《蘋果日報》以表達抗議,原先每日印製7萬份暴增至55萬份。在《蘋果日報》刊登支持民主的全版廣告或是分類廣告也成一股風潮;更神奇的是,香港散戶投資人發起了買股票的行動,壹傳媒股票一度暴漲二十倍,黎智英在獲釋之後,趕緊勸告投資者不要再買,因為公司的基本面沒有那麼理想。

 

香港人採取這些抗議手段,原因當然是因為合法的集會遊行都被禁止了,以第三波疫情為由的限聚令禁止二人以上聚集;在國安法下,高舉「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大旗,或是唱「願榮光歸香港」都被視為「分裂國家」、「顛覆政權」的滔天大罪。如此一來,異議只能採取迂迴與間接的管道。

 

從去年反送中運動以來,香港人購買抗爭物質、捐助民主派媒體、捐錢協助被起訴的手足、撐黃店等一系列的「道義經濟」(moral economy)之實作,也加深了運動參與的廣度與深度。讓許多不敢現身抗爭現場的溫和派享有一樣的參與感與認同。香港是富裕的城市,中產階級又多半是持親民主派的立場,既然花錢已經成為了一種運動參與,進一步演化成為一股買股票的風潮,這也不是令人意外的現象。

 

從去年抗爭運動興起,共產黨最擔心的是街頭上的堵路與破壞行動,以及到處出現的「香港獨立」口號。不過,那只是表面的現象,也不能代表支持運動陣營的共識。這場運動最令人眼睛為之一亮之處在於其韌性,成功地抵禦了政權的警察黑道暴力與濫捕濫訴,以及企業與學校內部「白色恐怖」。到後來,共產黨不得不端出撕毀一國兩制的國安法,如此也引發了全球的制裁。

 

香港人運動的韌性展現於其多面向性,運動的參與包括前線勇武行動與後勤支援活動(包括家長義載與接濟,協助被開除或被捕的手足找工作等),同時採取體制外與體制內、線上與線下、本地行動與國際線等策略。立體化的運動擴充了支持者所能扮演的角色,也分散了政權打壓的力道。

 

各種有創意的行動紛紛出爐,使得參與者可以展示彼此的團結,共同打氣聲援,又不至於暴露自己的身分,例如去年夏天出現的每天晚上十點在窗台高喊運動口號,或是政府公務人員連署運動聲明,並且在網路上展示遮住姓名的職員證。不斷創新的抗爭策略也使得倍受挑戰政權左支右絀,應接不暇。

 

抗爭者避開了政經中心的港島區,特意在新界的新市鎮發動行動,吸引了更多的在地街坊之參與。多次在機場進行「和你飛」的集會是看準了警察不敢在國際門戶動用催淚彈。利用大學校園的戰略位置(中大與理大),堵塞交通幹道(吐露港公路與紅磡海底隧道),也增添了警力鎮壓之困難度。

 

在《支配與抵抗的藝術》一書中,耶魯大學政治學者James Scott指出,越是處於高壓的情境下,弱勢者越是要採取隱蔽性的抵抗策略,因為公開的表態將導致風險極高的後果。在這一本經典著作中,Scott臚列了各種奴隸、農民、勞工、異議者、少數民族等群體歷史上所採用抵抗形態,其中我覺得最有創意的是一椿波蘭Lodz城市的「帽子抗議」。

 

那時政府頒佈戒嚴令,團結工聯已經被鎮壓,政府控制新聞頻道不斷地在宣傳官方的說法。因此,Lodz市民每晚在新聞播放時間不約而同地外出散步,他們特意將帽子反戴,諷刺政府的講法都是謊言,結果這股帽子抗議風潮很快地蔓延到其他城市。到了後來,政府當局不得不將宵禁時間提前至新聞時間,阻止團結工聯支持者外出散步,但是仍有民眾索性將電視機搬到窗邊,對空蕩蕩的街道大聲播放新聞節目。

 

波蘭的例子也呈現了支配與抵抗之微妙互動,表面上,政權大肆拘捕,查禁公開空間的言論是其重大的勝利,因為異議行動已經不復存在,秩序已經恢復。但是這也延伸了統治者所要嚴加戒備的防線,挑戰者反而獲得更多的突破點,而且過往被視為溫和的表達方式也變得具有實質的顛覆性。

 

去年,舉光時旗、合唱榮光並不是特別具有挑戰性的行動;但是在國安法體制下,萬一出現了類似的集體行動,而警察又無法有效及時壓制,那麼無疑即是對於政府威信的重大打擊。

 

理所當然,共產黨可以強大打壓的力道,濫用國安法的模糊授權,全面撲滅異議份子,達成Scott所謂的所謂「躺平的公民社會」(prostrate civil society),使得香港人完全沒有任何抵抗能力。文革時期的中國、史達林恐怖統治下的蘇聯都呈現出這種極端的情態,只是短期內不可能在香港實現的,而且也會使共產黨付出更沈重的國際代價。

 

可以預期,在國安法陰影籠罩下,香港人的運動會採用更為機靈與隱諱的藝術。其中,我認為幽默反諷與藝術創作很有可能是接下來抵抗運動的戰場。東歐共產國家的政治笑話與中國的順口溜,向來是一種隱蔽的批評,真實地反映了民眾心聲。笑話的政治力量正在於這些講法本來不是認真的,因此,使用者可以保持一個安全距離。為了抗議去年10月的禁蒙面令,許多參與者載上了小熊維尼、V怪客、連登豬、佩佩蛙的面具即是發揮了搞笑的作用。我個人認為,去年最爆笑的插曲即是建制派議員何君堯聲稱為了撥亂反正,盜用與改編了「願榮光歸香港」,與一群白衣青年拍了一首「願和平歸香港」的MV。理所當然,這樣缺乏想像力的二次創作肯定會了招來三次創作。網民很快將何君堯的MV再改為原首,並且穿插抗爭者的畫面,youtube上的影片標題即是「港独议员何君尧带令众港独人士表演歌曲」。

 

反送中運動也激發出各式各樣的創作,重要的集會與遊行會有上百種宣傳海報,其背後是許多匿名平面設計師的參與。也由於香港抗爭十分激烈,前線的攝影記者都鍛練出一身戰地採訪的好工夫,他們創造了許多令人震撼的影像作品。

 

幽默與創作並不會直接衝擊到統治者,也無帶來立即的改變,事實上,設置路障、丟汽油彈、破壞地鐵站等激進行為也是如此。儘管如此,這些靈巧的抵抗藝術卻能夠維持運動陣營的士氣,凝聚起相互的認同,共同渡過國安法所帶來的政治寒冬。

 

 

 

作者為六年級前段班的中年大叔,目前育有一女一子。從小在繁華的西門町長大,看盡台北西區的沒落與重生,結果當教授的薪水在台北買不起房子。現在是靠研究與教學為生,任職於台大社會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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