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備仍有患?──對歐美防疫失誤的初步觀察

Sunday, August 9, 2020

今年初爆發2019冠狀病毒疾病大流行(COVID-19 pandemic)以來,最出乎意料的發展是歐美一些醫療發達的先進國家出現嚴重的疫情,且一時之間似乎情況失控,必須訴諸封城來遏止。這當中又以美國疫情蔓延的狀況最讓人驚訝,畢竟長期以來美國一直是醫學研究與醫療科技領先群倫的國家。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這不只顛覆了一般印象,就連學術界對各國防疫準備工作的評比也同樣失準。例如,歷史悠久學術地位甚高的《英國醫學期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子期刊《全球衛生》(BMJ: Global Health),2019年1月29日刊出歐本漢(Ben Oppenheim)等學者的研究論文〈評估全球對下一場大流行的準備〉(Assessing Global Preparedness for the Next Pandemic),結論毫不令人意外:防疫準備最好的是「地球上最富裕的地區:北美、西歐、澳洲與紐西蘭」。

 

同樣地,全球衛生安全指標(Global Health Security Index)今年刊出的2019評比,名列前茅的美國、英國與荷蘭,這次的防疫表現都不突出,反而是中段班的越南、葡萄牙表現相對較優。如此狀況顯示,除了各國防疫準備需要檢討之外,疫情準備評比這個研究領域本身就需要深刻的批判與反省。

 

理應防疫準備最佳的美國,這次的表現如此荒腔走板?在回應這個問題之前,也許要先思考「防疫準備」(epidemic preparedness)這回事。醫療社會學者安德魯.拉寇夫(Andrew Lakoff)在2017年出版一本如今看來標題帶有預言色彩的著作《無備:緊急時刻的全球衛生》(Unprepared: Global Health in a Time of Emergency),考察「疫情準備」的歷史,指出其起源是冷戰期間美國關於如何因應核武戰爭的研究與討論,包括在遭到核武攻擊時會發生怎樣的狀況?要如何準備才能維繫國家的生存,乃至維持生產力與作戰的能力。

 

換言之,緊急狀況準備探討的是機率很小、難以用統計方法或風險評估來預測估算但具有巨大災難性後果的事件,而場景模擬在這種研究扮演重要的角色。

 

冷戰的結束並未終止這類研究,而是把關注轉移到恐怖組織等非國家行動者,討論核生化恐怖襲擊的威脅,其中關於生物攻擊的焦點是天花這個已經被撲滅的古老病毒疾病。在前蘇聯解體後,開始出現當地儲存的天花病毒樣本可能流出並落入恐怖份子手中的傳聞,由於各國疫苗接種計畫都已停止,人口缺乏免疫力且疫苗庫存不多,一旦發生這種攻擊後果不堪設想。

 

然而,雖然部分科學家呼籲正視此一威脅,當時並未引起太大重視。直到911事件的發生以及接下來美國發生寄送炭疽桿菌信件的恐怖攻擊,才使得生物恐怖攻擊的因應成為美國國家安全的重點。

 

拉寇夫指出,接下來出現的轉折是對緊急狀況準備的探討又從人為的恐怖攻擊擴及到「自然」發生的新興傳染病,焦點則是新型流感。曾造成全球至少四千萬人死亡的1918流感大流行成為重要參照,用來說明若出現致死率高的新型流感大流行的嚴重後果。學界與國安智庫模擬探討這樣的疫情會如何影響美國的國家安全,也獲得小布希政府很大的重視。

 

新流感成了疫情準備的主要參照並進行種種模擬推演。但「疫情準備」的實際運作卻曾遭遇挫折,例如2009年在墨西哥爆發的H1N1「豬流感」,WHO宣佈這是一場大流行,一些專家警告其嚴重性,英美等富裕國家也大量採購克流感等抗病毒藥物作為因應。

 

但結果這場疫情遠比預期來得溫和,大量採購的藥物並沒有派上用場。接下來有人批評WHO有些專家和藥廠有財務關係,涉及利益衝突,甚至指責這是場「假的大流行」,連《英國醫學期刊》都刊登文章批評此事。

 

虛驚一場固然會造成不良的後續影響,輕忽疫情造成的後果則更加嚴重。拉寇夫分析2014年爆發嚴重的伊波拉疫情。當西非幾內亞在2013年底爆發傳染時,無國界醫師組織就發出警告指出該地區過去從未出現伊波拉,情況非比尋常,卻沒得到世界衛生組織太大的重視。疫情接著蔓延到賴比瑞亞與獅子山等鄰國,直到2014年7月底,有兩位美籍人道工作者染疫,並且在奈及利亞人口上千萬的超級大城拉哥斯出現第一例確診病例時才引起國際緊張。

 

外界終於認知到這次疫情可能在非洲人口龐大的都會擴散而難以收拾,甚至還可能透過航空旅行傳播到更多國家。世衛組織也在同年8月8日發布「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PHEIC,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雖然這場疫情終於控制下來,但世衛組織的反應遲鈍成為批評的焦點。

 

拉寇夫認為世衛組織的應對與對伊波拉的認識改變有關。當伊波拉在1976年被發現時,由於其高致死率與傳染力又缺乏有效的治療藥物與疫苗,很快就成為預想中的毀滅性新興傳染病的原型。某種類似伊波拉且能夠透過空氣傳染的出血熱病毒疾病,所謂的「超級伊波拉」(Super-Ebola)常出現在嚴肅討論、科普寫作乃至科幻小說與電影。

 

然而,接下來科學界對伊波拉的傳染模式與控制方法有了更多認識,加上非洲發生幾次伊波拉疫情也得到成功的控制,影響範圍不大感染人數不多,於是對依波拉的認知也逐漸改變,成為一種非洲地方性的嚴重傳染病。因此2014年西非的疫情,儘管無國界醫師組織警告疫情來勢洶洶,卻沒有得到世衛組織及時的回應。由於當地公共衛生崩壞、人民不信任政府與國際衛生組織,加上無國界醫師在當地的人力與資源有限,結果釀成大規模傳染。拉寇夫以「治理想像的失敗」(failure of administrative imagination)來形容世衛組織在這場疫情的表現。

 

我們若將「治理想像的失敗」這種形容加以概念化,也頗適合用來探討部分歐美國家在COVID-19疫情爆發初階段的反應。例如義大利和美國在中國疫情爆發之後,很快就採取斷航的措施,以為可以阻絕病毒於境外。

 

然而,義大利卻沒想像到病毒其實已經在北部倫巴底地區潛伏散播了,而義大利疫情爆發後,美國並未適切考量到兩國密切的往來,對歐洲的邊境管制實施太晚,紐約接著也爆發嚴重疫情。此外,曾受SARS侵襲的國家與地區以及曾經爆發MERS的韓國,其疫情應對大多優於未曾經驗這些疾病的歐美國家。

 

這種差異不能簡單歸因於東亞和歐美的文化差異,畢竟加拿大防疫表現也優於美國。如果說2014伊波拉疫情,世衛組織是因為對伊波拉逐漸固定的認知與治理想像而導致災難,那麼2019冠狀病毒疾病的大流行,不少歐美醫療先進國家初期的應對失當的部分原因,或許是沒有從其他國家的SARS與MERS等冠狀病毒疾病的防治經驗汲取足夠的教訓。

 

不僅如此,這次疫情也顯示政治領導人以及國內政治的重要性。例如,美國總統川普疫情期間秉持一貫高調樂觀的政治風格,即使美國疾管署很早就提出美國會爆發大疫情的警告也不甚在意,甚至屢次批評自己政府的傳染病專家,如此領導風格更添防疫訊息與作為的混亂。

 

在兩黨嚴重對立下,美國中央與民主黨執政的地方政府在防疫事務上常對槓,各州政府不同調,更難協調達成有效防疫。英國則是疫情爆發前注意力大多放在脫歐協商與準備,首相強生甚至多次缺席重要的疫情應對會議。現在英國國會開始要調查追究為何政府會延誤設立邊境檢疫措施。這兩國的例子都顯示,各國的醫療與科學實力只是決定疫情控制成效的部分因素,領導者的決策,尤其是疫情剛出現時的防疫作為,往往更為重要。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主要研究興趣是現代西方醫學史與科學史,尤其是英國熱帶醫學史與傳教醫療史,並致力推展西方醫學史的研究與教學。代表作是《帝國的醫師:萬巴德與英國熱帶醫學的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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