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中志

冷戰的序曲


1930年代協助美國在莫斯科創立大使館的資深外交官肯楠(George Kennan)。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



對現在五十歲以上的中老年人而言,上世紀的冷戰是他們形成世界觀的重要座標。僅管已結束三十年,年紀如我者到了歐洲國家,都還會習慣性地去找他們當年所處陣營的蛛絲馬跡。事實上冷戰的效應的確還沒結束,它持續地影響各國的政治判斷,畢竟多數決策者的生長過程還是充滿了冷戰的經驗。這未必是壞事,但我們似乎對冷戰有過多的負面評價,往往不被當成歷史的正面教材。


人類史上有數不盡的世代經歷百年戰爭,沒有一個善了。這二十世紀的百年戰爭,若以歷史的經驗來臆測,上半頁的兩次大戰複製到下半頁絕對是可以想像的,不同的是核子武器將引發前所未有的全面毀滅。但冷戰改變了戰爭的樣貌與宿命,以最少的流血換取最大的勝利,讓世界避開了一場死亡或許以十億計的浩劫。


台灣人對冷戰的感情又更加複雜了。初期它既帶來了美援,卻也穩住了蔣幫在台灣的血腥政權。更不幸的是,正當台灣新一代的菁英慢慢走出二二八的恐懼,嘗試著主張自己的台灣時,台灣突然從站在西太平洋最前線的反共堡壘,一夕之間變為冷戰賽局中的棄子,反而成為美國「聯中制俄」的犧牲品,無情地被摒除在世界舞台之外。台灣人絕對有充足的理由,宣稱自己是上世紀冷戰的最大受害者,這個委屈至今未平。


然而風水輪流轉,在新的冷戰中,美國圍堵的對象變成中國,而當年被邊緣化的台灣已如美國國務卿龐培歐口中充滿活力的民主國家。台灣的社會價值與國家利益和美國一致,不但有機會在新冷戰中提出自己的國家主張,甚至有可能扮演圍堵中國的號角。在這樣的情緒下,當川普政府逐步對中國拉出新冷戰陣線時,有不少國家猶豫不決,但台灣人的反應卻是相當正面與雀躍。


冷戰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更不是幾個政治領袖突發奇想創造出來的,它是在一連串的衝突與誤判之後,從失敗中調整出來的最佳解方。若比較上世紀的冷戰與正在形成中的美中冷戰,確實有許多相似之處,但也有不同的挑戰與不足之處。


簡單講,冷戰是戰略大局的佈署,終極目的是壓制敵人的擴張,以維護我們的價值,而不是冤家窄路相逢,只求戰術上的巧勝。例如柯林頓政府曾誤炸中國大使館、甚至派出航母威嚇中國,雙方劍拔弩張,但由於柯林頓政府對中國的想像,反而幫中國在六四之後打開進入世界之門。


接下來的小布希,在執政之初也發生軍機擦撞的緊張事件,但無損美中若即若離的曖昧關係。小布希政府原本對台灣的民主十分友善,公開重申美國防衛台灣的義務,大有從過去戰略模糊轉為清晰的企圖,讓中國惶恐不已,美國建置派也期期以為不可。然而911恐攻之後,小布希深陷反恐戰爭,美中再度成為合作夥伴。加上美國鋪陳多年,終於讓中國如願於2002年加入WTO,中國從此成為世界工廠,國力大為提升,中國產品也開始充斥美國市場。


有趣的是,神經過敏的中國嗅出冷戰味道始於歐巴馬政府,但這是個誤會。歐巴馬有意在撤出伊拉克後調整美國的全球戰略,但他並不熟悉中國事務。在國務卿希拉蕊.柯林頓的主導下提出轉向亞洲(Pivot to Asia)的構想,宣稱要再平衡亞洲(rebalancing Asia)。


事實上美國從未輕忽亞洲,強大的戰鬥艦隊與60%的陸戰隊長期佈署在東亞,然而歐巴馬的宣示立刻引發北京緊張,認為是美國對中政策的重大轉向,從尼克森以來的交往(engagement)政策轉為圍堵(containment)政策。歐巴馬否認這項指控,保證無意推回(rollback)中國在亞洲的地位。


以上這三位總統來自不同的黨派,各自也有不同的全球布局,但他們共同為中國打開邁往世界之門,無視中國周邊的亞洲國家面對中國崛起的不安,甚至美國與中國明顯的歧見與衝突,也未引發兩國的全面對抗。他們共同的信念是鼓勵中國參與國際事務,相信與國際接軌的中國,行為必將逐漸符合國際規範。這顯然是一廂情願的想法,從人權、竊取機密、香港問題,到武漢病毒對西方的誤導,中國的國家行為無一符合國際參與者的角色。


觀看過去這30年美中關係的轉變,其實非常類似上世紀30與40年代美國與蘇聯的關係,既有疑慮,也明知蘇聯的問題,卻在合作與對抗之間猶豫不決,直到杜魯門總統發現上當為止。而杜魯門的轉變與接下來美蘇關係的調整,今日看來仍有時代意義。我們不妨回到歷史,或許能更清楚看到今天處境的本質。


上世紀的冷戰始於二戰末期。羅斯福總統於1945年四月過世,杜魯門肩負起結束二戰的責任,五月德國投降,七月剛上任三個月的杜魯門前往德國參加波茨坦會議,與史達林、邱吉爾共同發表惡名昭彰的《波茨坦宣言》。這個為期半個月的會議除了片面決定了日本戰後的領土外,雖然列了一大串的協議,卻無具體結論,例如波蘭的國界,德國占領區的重建等,這個會議幾乎沒有參考價值。


但杜魯門認為波茨坦會議是他的重要外交成就,事實上這個會議只是這位大國的新總統認識國際大人物的社交活動。杜魯門甚至對史達林留下良好印象,認為他正直,懂得取捨。真是瞎了眼(能不想到川普對習近平的讚美嗎?)


杜魯門還向史達林透露美國擁有毀滅性武器,事實上史達林透過間諜比杜魯門更早知道曼哈頓計劃已成功製造出原子彈。史達林只是不知道美國是否會真的使用,因此還不忘提醒杜魯門若有好東西,就要好好用來對付日本。杜魯門是在羅斯福過世後才被告知原子彈的存在,對它的威力與使用並無長考。


波茨坦會議後不到一個星期,美國先後投下兩顆原子彈。史達林見此立刻對日宣戰,顯然只是要趁火打劫。德國投降後只半年的時間,蘇聯的擴張主義展露無遺,強制其佔領的東歐各國依馬列主義建立起傀儡政府,而西方國家束手無策。川普是否已改變對習近平的看法不得而知,但當年杜魯門很快就改變對史達林與蘇聯的看法。


進入1946年後,蘇聯與西方民主國家的對撞似乎已無可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戰在二戰的廢墟中一觸即發。西方無法預見的是不出三年,蘇聯將竊取的機密成功試爆原子彈,從此第三次世界大戰將是完全毀滅的核武大戰,世界再無任何一方能在大戰中倖存。但歷史也在此時悄悄改變方向。


1946年2月22日,美國駐莫斯科的外交官肯楠(George Kennan),向國務院發了一封長達八千字的電報,後人以《長電報》(Long Telegram)稱之,被認為是改變美國外交政策最重要的文件之一。1947年肯楠以「X先生」屬名,將部分電報內容以《蘇維埃行為的根源》(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發表在「外交事務」。


肯楠是30年代協助美國在莫斯科創立大使館的資深外交官,熱愛俄羅斯的人民與文化,卻在外交生涯中逐漸觀察到蘇維埃政權邪惡的本質。在《長電報》中,肯楠認定蘇聯不可能與西方民主國家和平共處,必定服膺擴張主義,爭世界霸權。肯楠也對蘇維埃政權的心理狀態做深入分析,相當精彩,他的結論幾乎完全適用今天的中國共產黨。


肯楠指出俄國根深柢固的不安全感加上蘇維埃政權的馬列教條,讓這個政權無法以理性說服,比拿破崙或希特勒這種個人的野心家更難透過外交談判解決爭端;但另一方面,這樣的政權對武力邏輯卻十分敏感,一旦遇到強力的抵抗,必會退縮。因此肯楠主張以耐心但堅定與敏銳的長期圍堵(long-term, patient but firm and vigilant containment)來防止蘇聯的擴張主義。


這封電報引起華盛頓極大的重視,彷彿振聾發聵。當史達林進一步想染指土耳其與伊朗時,杜魯門政府以軍事威脅逼退蘇聯。這說明了杜魯門相信依靠軍事與經濟力量,才是與蘇聯的相處之道,而傳統的外交手段只是蘇聯瞞天要價的舞台。值得注意的是,形成冷戰的圍堵政策不是一般認為的鷹派主張,有別於政治學上稱之為「推回」(rollback)的策略,圍堵政策必須極力避免戰爭,無意以激烈的手段壓迫蘇聯退回戰前的勢力範圍。肯楠在《長電報》中清楚指出這點,即使接任的艾森豪在1952的大選中主張「推回」政策,就任後仍忠實執行守勢的圍堵政策。


國務院收到《長電報》後兩個星期,3月5日邱吉爾訪問美國,在一場演講中拋出知名的「鐵幕」一詞,用來形容蘇維埃下的歐洲國家,立刻引發媒體高度注意,「鐵幕」一詞深入人心。邱吉爾呼籲英國與美國必須合力阻擋蘇維埃的擴張。肯楠的電報與邱吉爾的演講成為冷戰的起點,前者改變了政府對蘇聯的外交政策,後者則改變大眾的認知,一掃自俄國革命以來對俄國的同情。


回到美中關係的近況,對中國幻想的轉變出現在川普政府,更明確的講,是2020年。川普入主白宮後固然力排眾議接起蔡英文總統的電話,引發震撼,但他與中國交往的模式並不一致,是他個人的人格特質與幕僚期望他的表現不一致?還是恐龍迴轉困難,需要時間調整?各有不同的解讀。可觀察的是,延宕多時,川普終於在不久前對南海議題出手,宣布中國的主張違法,並派遣兩艘航母進入南海演習,加上關閉休士頓使館、逮捕中國間諜、抵制華為、削減留學生等,美中關係陷入谷底。


但這些摩擦過去未必沒有先例,更重要的是美國政府各部門領導者,從國安顧問、司法部長,到聯邦調查局長,以一系列的演講做出對抗中國的宣示,最後以國務卿龐培歐刻意選在尼克森圖書館的演講做為總結。龐培歐的講題〈共產中國與自由世界的未來〉似乎有意呼應肯楠74年前的〈蘇維埃行為的根源〉,強調綏靖主義已無法調和兩國基本的意識形態與價值的差異。龐培歐進一步指出舊冷戰的圍堵已經不夠,因為過去蘇維埃是被堵在自由世界之外,而現在的共產中國則已滲透到境內,在你我之間。面臨這更大的挑戰,龐培歐呼籲民主國家再度結盟,強迫中國改變。


這未必只是武漢病毒肆虐與大選年的一時現象,反中恐中的氣氛已蔓延多時,政治人物必須先求不在民意中滅頂。值得注意的是,自由派與民主黨不敢正面反擊龐培歐,倒出現不少反諷說龐培歐的老闆川普自己都做不到。兩大黨甚至以過度傾中抹黑對方,中國政策有改變的需要顯然已是兩大黨的共識。


民氣固然可用,然而要成功形成冷戰對峙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本文只略述二戰後至1946年初的變化,這半年多的美蘇關係演化只是冷戰的序曲,約略等於美中關係進入2020後這半年的發展。此時肯楠剛發《長電報》而已,就如正在懊惱蘇聯的杜魯門,川普總統或任何入主白宮的人都還有許多功課要做。


當年杜魯門收到《長電報》後尚有六年的時間坐鎮白宮,他將與接下來的艾森豪與甘迺迪譜成冷戰的主旋律,他們不斷的犯錯,也不斷的修正,歷經九位美國總統,終至蘇聯解體。這九位總統已八位做古,獨剩完成與中國建交的卡特,但也垂垂老矣。他們或許沒有想到,那些他們為了贏得冷戰而視為理所當然的魔鬼交易,在他們身後已逐漸發展成另一個世紀的冷戰。


作者為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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