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國家正常化最後一個戰場

Friday, July 10, 2020

圖片來源:華視新聞YouTube

 

 

本年度指考國文考題的內容爭議,隨著媒體報導熱潮過去已無聲無息,似乎不再引人注意。然而,這件事在蔡英文總統第二任期發生,或者說,在台灣教育本土化已推行30多年的前提下,保守而頑固的意識形態彷彿毫無鬆動,甚至蠢蠢欲動、伺機反撲,無疑代表了教育,將是未來幾年台灣國家正常化的最後一處戰場。

 

簡言之,本屆指考國文考題有幾個值得討論的面向:一是文言文比例從去年的4成4提高到6成;二是文學性的內容較少,也未直接取材新詩、現代小說;三是幾乎沒有台灣文學(除了余光中,但為何又只有余光中?這是個值得再寫一篇的問題)。

 

如果說升學考試是決定誰晉升、誰落第,是決定資源分配,形塑國家菁英的第一道關卡。那麼考題就不僅反映了出題者的意識形態,更是複製意識形態的最有效工具。換言之,決定升學考題的人掌握的不僅是當下的權力,更直接的是對於未來、下一個世代的直接影響。

 

考題出的是否洽當?除了內容正確與否,當然也應該按照教材的比例平均分配,而非由出題者的喜好為依歸。本屆國文科考題的核心缺失,無非是當教材已經逐漸落實多元、開放的綱領,且過去受到漠視的現代文學、台灣文學也開始排進課本之際,考題卻明顯地「復古」、「不合時宜」,也難怪有人會稱本屆指考國文考題為「報復性中國化」了。

 

「報復性中國化」或許過於戲謔,但本屆考題卻著實反映了出題者的「遺老」心態,我們或許可以說這是一起文化霸權的殘餘與逆襲,但是,與其針對出題者的動機進行臆測,我認為更直接的反省應該是:為什麼台灣教育本土化推行至今,我們在教育場域上的掌握竟是如此單薄、任人擺佈;與其一直就本次考題的內容進行批判,我反而認為:坦承面對我們在當前結構中的缺陷與限制,才有可能在未來的五年、十年內翻轉目前力有未逮的現況。

 

一言以蔽之,過去教育本土化的努力,存在所謂「為德不卒」的瑕疵,僅僅只成功地在高等教育建立灘頭堡,卻缺乏在中等教育落實的政策規劃。過去幾十年來,雖然台灣文學、台灣史等順利地在大學內授課、成立系所,但在研究所多、大學部少的情況下,專業人力持續且大量地流失,始終是我們本土陣營不願正視、改善的真相。

 

學術窄門無法消化每年生產出來的台灣學人力;但是另一方面,如果這些人力想要投身中等教育(國中、高中)的話,又往往必須比其他相關學科(中文系、歷史系)在師資培育與教師甄選上付出更多的成本。長年觀察下來,真正能夠進入教學場域的少之又少,擠進去的少數人又要如何在教學、行政、個人生涯等諸多壓力之下,成為那個投身改變結構的火種呢?

 

說得簡單一點,別說考題了,現在就是連舉手都永遠舉輸人家。

 

過去沒有改變培育機制,沒有持續地讓具備教學資格的台灣學人力進入教學現場,當然就不可能有足夠的力量推動教材更新、影響考題方向。每次有問題再找學者、專家評論指點只是事後諸葛,結構不變,課綱再怎麼修訂,教學與考試一樣有他們自己的玩法!

 

長年觀察下來,我發現一個本末倒置的現象:本土派的支持者似乎特別鍾愛「文化」,卻忘記了真正的戰場應該在「教育」,是教育形塑了文化產業消費者的品味,從而決定了誰是主流、非主流,決定誰可以升學,誰可以把持文化霸權。

 

就像如果還是將這次的指考國文考題爭議視為文化霸權的逆襲,卻不反省為什麼教育本土化、多元化那麼多年了,卻還是被人轉身賞吃一記悶棍。

 

不認真思考解決問題,問題就會一直來解決你。

 

教育,終究還是我們國家正常化的最後戰場。

 

倘若我們真的相信台灣存在著所謂的天然獨世代,那麼除了2014年318學運前後的現實衝擊以外;第一次政黨輪替時由杜正勝部長所推動的教育改革(《認識台灣》與同心圓理論),就算屢屢遭受攻擊、污名化,卻應該還是真的有在一整個青年世代的心中,埋下一顆原生的種子,直到某一天她真的發芽。

 

我的結論是,大考考題不均與偏廢應該視為是病徵,而非病灶。我們所要面對的課題,還是如何重新規劃台灣學體制的戰略位置,在學術研究與教學普及之間,在人力培養與運用之間,重新活化已略顯疲態的學術體制,讓更多人力投入第一線的教學現場。國家與教育正常化的目標、我們的理想就會有實現的一天。

 

 

 

作者為獨立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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