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回憶的敘事》

Friday, July 10, 2020

 

 

春雨‧紅漆‧二二八

 

那時,春雨總是綿綿不絕下個不停,彷彿整個春天,地面都不曾乾過似的。孤高的大王椰子,無言佇立在鉛雲密布的天際下;凋謝的紅白杜鵑,就在樹叢下散落一地;走遠的行人背影,盡顯寂寥。

 

我結束在綜合教室的理則學課後,一個人無聊地往學生活動中心走去。一九八三年的春天,我跟這座城市及座落其間的偌大校園,依然疏離,常感失魂落魄般地穿梭行走。

 

下課後,同學四散,我只得試著在這陌生的世界尋找一方安定的角落,慢慢探索友誼的可能。

 

當我走近學生活動中心「二三八」的門口前,室內鼎沸的吵雜聲浪迎面襲來。幾位還不算熟的學長嚷嚷著:「我們不能接受,我們要抗議!」

 

我擠入狹小的室內,側身傾聽。原來,這期要出刊的《大學新聞》,有一篇稿子沒有通過校方的審核,禁止刊登。「再去連絡一些人來!」大家七嘴八舌地談論著,最後決定前往行政大樓找校長理論。

 

於是,一行十幾二十人吧,就沿著椰林大道直闖校長室。其實,沒有人曉得校長室在哪裡,倒是一行人的吵雜聲引來行政人員的關注,一位校長秘書跑來說,校長在開會,他馬上去通知,請我們到另一個會議室等待。

 

雖然有人主張為了凸顯抗爭,應該直闖此刻校長開會的會議室,但終究大家還是決定到會議室等一等。大家坐定後不久,秘書又跑來安撫說,校長開完會就過來。

 

又等了好一陣子,正當大家人心浮動準備衝去會議室之際,只見秘書和另一位職員提了滿手便當進來。「都中午了,校長想先請同學們吃便當,吃完再談。」中年的男秘書滿臉和善地說。

 

對這突如其來的變化,大家顯得有些措手不及,議論紛紛。有人主張,應該尊重校長的誠意,吃完便當再談;有人則反對說:「我們是來抗議的,不應該吃對方提供的便當,自失立場。」

 

雙方僵持不下,最後,「激進派」退席表示抗議;而因為跟我比較熟的學長退席了,我也只好跟在後面離去。留下生氣中的「溫和派」,以及不知所措的校長秘書。

 

這年二月,我大學一年級,下學期才剛開始,世界於我是騷動的、徬徨的。那時我不知道,在同一個校園裡,在同一個濕冷的二月天,有人已經鼓足勇氣,縱身一躍,進入不可知的歷史漩渦中了。

 

「他拿著鐵樂士的手會顫抖嗎?他噴漆之前有先猛力搖晃嗎?」二月二十七日深夜,在那幽靜、濕冷的長巷裡,「鐵罐裡鋼珠碰衝的聲響,應該格外刺耳吧?」

 

多年後,每當我設想那夜裡發生的事情時,我總會無由地想像和好奇這一幕。

 

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七日深夜,幾位學生決定採取行動,除了在宿舍、校園散發傳單外,最觸動當局神經的,無疑是前往位於金華街、麗水街口的彭孟緝官邸,用鮮紅的噴漆在圍牆上寫下「血債血還」四個大字。

 

在一九四六年「二二八」事件中擔任高雄要塞司令的彭孟緝,由於血腥鎮壓、濫殺無辜,為自己贏得「高雄屠夫」稱號。一九八三年,有關這一切,都還是只能私下議論的歷史。社會上,一九七九年美麗島事件大逮捕,以及隔年林義雄滅門慘案的陰影還沒完全散去;校園裡,學生運動還在「廢除審稿制」和「教官退出校園」的萌芽階段。五個學生相約幹下這一票,無疑是跳脫當時學生運動的常軌。

 

由於太跳脫了,以致沒有人可以正確評估可能的後果。一方面,情治單位不動聲色地全面滲透校園,積極掌握犯案學生行蹤;一方面,「作案」學生三緘其口,以致要到暑假過後的新學期,我才隱約聽說「幾個學生作了一件大案,有人跑路」之類的耳語。

 

多年後,我讀了當事人王增齊寫的〈老婆婆背小孩〉,才了解事件的始末,但要再過幾年重讀一些人的回憶錄,才較能領略當時形勢的凶險。

 

歷史揭開序幕,迎接人們進場,但歷史漩渦的流向終是不可測的,每個人都只是一顆任其擺佈的卒子吧。一九八三年,蔣經國逝世前五年,惡化的健康讓接班問題逐漸浮現檯面。情治部門成為保守勢力集結的馬前卒,他們希望把案子做大,羅織罪狀,以便一網打盡「黨外新生代」,繼美麗島事件後,進一步剷除反對勢力。

 

「開明派」則認為反對勢力已元氣大傷,不必特別藉機擴大行事,特別是以「叛亂罪」整肅學生事涉敏感,況且美國壓力也會很大,不利台灣國際處境,主張大事化小。然而,就如同台灣後來一連串令人意外的歷史發展一樣,當時沒有人可以摸透這個獨裁者的心思。間接來自「黨外高層人士」的說法,案子呈報到蔣經國面前,他沉思了片刻,決定把案子壓下來了。

 

於是,歷史的巨輪從他們身邊輕輕輾過,不動聲色、若無其事,卻又是如此千鈞一髮。

 

歷史幽幽前行,或激昂,或淡漠,幸與不幸,由不得人說;那些已發生和「彷彿沒發生」的事件底下,同樣有著動人的情韻。風雨如沐,青春當歌,敬那個時代的友人們!

 

埔里‧石碑‧暗夜二人組

 

一九八五年的夏天,我們為什麼會有這趟南投之旅,於今已不甚明白,就連行程細節也斑駁模糊了。

 

那年大三暑假,林郁容邀約一趟中部旅行,同行的還有他醫學系的同學劉絮愷和葉乙靜;大約三天兩夜的行程,主要是去彰化拜訪鄉土作家宋澤萊,再轉往溪頭度假。

 

作為一個移居城市的農村子弟,宋澤萊小說中的風土、人物、情節,於我是熟悉、親切的,而又帶有療癒的效果。

 

也許窩居在蟾蜍山下的日子,曾與林郁容聊起宋澤萊的作品,以及台灣農村經濟的種種,所以才觸發了這趟三位都會中產階級小孩與一位農村子弟的結伴旅行吧。

 

雖說,主要行程是去拜訪宋澤萊,但也許是舟車勞頓,訪談的細節如今竟連一句對話也記不起來了。

 

只記得,彷彿是在一間幽暗的陋室中,內向、拙於客套言辭的宋澤萊,與我們四個冒失的拜訪者,就這樣有一句沒一句地聊著,大部份的時間則陷於死寂的沉默。於是,我無可避免地分心凝視,一束午後射入屋內的斜陽中,游離漫舞的塵埃。

 

帶著些許的失望,不久,我們就搭上客運到了溪頭,四人投宿活動中心。兩座木造的上下舖床位,我和林郁容睡一座,劉絮愷和女朋友葉乙靜睡另一座。我記得,穿著裙子的葉乙靜要爬上上舖時,劉絮愷大聲開玩笑說:「看到了!」葉乙靜手掩裙擺,笑罵地回了一句「神經!」林郁容和我,只得在旁尷尬地乾笑。

 

現在想想,三十年來,上述狀似無聊的片段情節,之所以會深植我的腦海,也許,正因為我內心一直羡慕和渴望著,人就是應該要這樣輕盈而沒有負擔地活著吧。這正是這對郎才女貌的情侶,三十年來在我心中保留的形象。

 

隔天一早,四人在森林裡漫遊;午後,劉絮愷和葉乙靜就先行北返了,留下兩個「活得沉重」的人。

 

「沉重的人」自有心思。林郁容聽誰說的,說埔里鎮中心有一座「國民黨軍隊屠殺台灣人」的紀念碑,「我們去找找吧!」

 

三十年後,這段記憶的情節,感覺起來,比宋澤萊的陋室,還要幽暗多了。

 

我們抵達埔里鎮時,天夜已黑;記憶中,步下了客運車時,我還特別瞥一眼在暗淡中透露些許輝煌的天際。顧不得晚餐,我們就在黑夜中摸索,感覺三十年前入夜的農村,稀落的路燈格外蒼白失血。

 

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後,國軍派兵清鄉,以謝雪紅為首的地下黨退守埔里山區,與北部的鹿窟、南部的阿里山,同步進行游擊武裝活動……。一段與我出生相隔久遠,卻在生命中斷斷續續被述說的歷史。

 

小學時,父親偶爾提及,說遠房親戚有為的青年,如何在犬隻狂吠的暗夜裡,沿著灌溉溝圳,涉水遁逃,終而被緝獲、槍殺、棄屍荒野,連家屬都不敢認領。當注意到我默聲傾聽時,父親旋即不語,只兀自罵道:「這賊仔政府!」、「土匪政府!」

 

夜很深了。也許沒有那麼深,只是農村格外安靜的夜,讓我們產生誤解吧。繞了一大圈,我們疲累地回到車站附近的一座小圓環;正準備放棄時,我們竟在這座已經找過一次的圓環裡,在荒草漫延的角落,發現了這座傳說的石碑。

 

沒有手電筒,我們點燃一支火柴,再點燃一支,才在微光中,隱約辨識五十公分見方的小水泥碑座上刻著:「歡迎國軍進駐埔里」。

 

也許太累了,我已經忘了當下的感受。林郁容輕蔑地用腳踢了幾下石碑,說「等我一下!」就轉身離去。留我一人,環顧四周,暗夜幽遠、寧靜,還有一點疲憊的無助。林郁容回來了,帶回一包檳榔。我們匆促地咬嚼,再把暗紅的汁液吐滿石碑……。我們在暮色四合之際來到,在更深的暗夜離去。

 

二○一五年一月的忘年會上,與林郁容聊起這段往事。啊,久遠的記憶和憤懣,在歲月的殘燭中,總是幽幽晃晃的,有點失焦,有點褪色;而唯有青春的情感,始終是真摰的吧。

 

校園‧諜影‧一九八三

 

大約就在一九八三年,不曉得是秋天還是冬天,總之是一個舒服的下午,涼爽的,溫暖的,安靜的,我窩在男生第四宿舍的二二三室睡午覺。那種架高的床舖貼近天花板,睡起來特別隱匿而安穩,難怪記憶中的大學生活,很多時間都在睡覺。

 

沒課在下面書桌K書的經濟系室友把我叫醒,半掩的門後,一位穿著白襯衫、黑西褲,整整齊齊梳著西裝頭的社會青年探進身來,很禮貌地說:「你是康文炳?不好意思,可以到外面談一下嗎?」

 

「我是調查局的。」三十歲上下,削瘦斯文的陌生人敏感地張望一下走廊兩端,快速出示了套著透明膠袋的服務證吊牌。「張水深」、「李永琛」,還是什麼的,總之我倒是沒看清楚。

 

我上大學前就因「美麗島」事件被約談過,上了大學後不知悔改,除了在黨外雜誌社打工外,也偶爾跟在學長後面搖旗吶喊,算是參與了一些學生運動。「約談」倒是沒什麼好怕的了,那一年,也是一個便衣刑警來我家說:「你是康文炳?這個星期六下午到分局來一趟……。」

 

「聽你同學說你都在打工。」台灣鄉鎮青年的口音,有一種客氣、親切的語調。

 

我點點頭,本想說都在當家教,但還是保持沉默,這沒頭沒腦地找上門,不知他倒底摸清了我多少底細。

 

「我們有一個工讀的機會,你是念政治系的,敏感度比較夠,」他停頓了一下,又抬頭張望了走廊兩側,「我們想找你幫我們注意校園的情形,也沒什麼特別的事,就定期寫一些報告而已。」

 

我沉默不語,搞不清楚這傢伙真正的意圖,他難道不曉得我過去的紀錄嗎?

 

「一個月有兩萬元,外加配一台摩托車。」

 

「我沒有駕照。」我很高興我能打破沉默,同時給自己找到下台階。他喔了一聲,說:「沒關係,我們會另外折算交通津貼給你。」

 

「喔……」我只好又陷入沉默。一個學生拖著鞋叭叭地走來,年輕的調查員再度停頓不語,他眼神越過我的身後警覺地打量著那名顯然是要去洗手間的學生。

 

「沒關係,你可以考慮一下,我過兩天再來找你。」拖鞋聲遠了,調查員再壓低音量說,「要不要約在外面餐廳見面?」

 

「不用啦。」雖然內心充滿疑團,但我很高興談話可以就此結束,事情會怎樣,也只能以後看著辦了。不意,他走了兩步又轉身說:「你有女朋友嗎?」我說:「有。」

 

望著他離去的背影,我隨即不免好奇,如果沒有,難道你們也能「配」一個給我嗎?

 

這個疑問始終無解。不曉得他們後來是如何想的,總之,「張水深」、「李永琛」,還是什麼的,再也沒來找我了。

 

倒是一、兩個月後,一場社團邀請自由派學者的演講上,在結束後擁擠的會場裡,我還和他擦身而過,彼此交換了一個尷尬的笑容。

 

要到近四十年後,我才知道,那是因為一九八三年「二二八」前夕學生在彭孟緝的官邸外牆寫了「血債血還」後,國民黨當局震驚之餘才在校園裡啟動「安苑專案」,幾年內在全台大專院校內吸收了五千多位學生「線民」。作為「首惡之區」的台大,更是布建到社團和宿舍內,人力孔急之下,難免誤打誤撞。

 

二○二○年陰雨綿長的二月,一個難得晴朗的冬日,我應研究單位的邀請前往「促轉會」閱覽我個人的部份文件。

 

去早了,先在街區繞了兩圈,沈澱一下心情。附近公園裡有母親陪著小孩在溜滑梯,笑聲盈耳;午休結束的年輕人三三兩兩拿杯咖啡返回辦公室,一派祥和。但你知道,此時此刻依然有許多世界在同步運行著,有的在光天下,有的在黑暗裡。

 

有一種忐忑的私密感,像要打開一本塵封的青春期日記,面對那個如今已然身影模糊的自己──而那個自己,還是別人幫你紀錄的自己。

 

瀏覽著電腦裡掃瞄的檔案,泛黃的紙張、朱砂的簽印、陳年的舊事,散發著一種奇異的氛圍。心情是詫異的、憤怒的、失笑的,交雜在一起。一段被竊密的、被羅織的虛虛實實的往事,在漫長的歲月裡發酵後,一時品嚐起來,竟有一種百感交集的味道。

 

「康文炳自入台大後,言行即異於常人,其個性強硬,思想傾向黨外,晨起時常對窗外狂吼亂叫『人生為何!』」

 

一九八四年六月十三日,「內線」阿文給「夏雨生同志」的報告這樣記載著。我有這樣嗎?我不禁啞然失笑,好想再和三十五年前這樣的自己聊聊喔。

 

 

 

作者一九六二年生於台南七股,現任《財訊》雙週刊資深副總編輯,曾任《30》雜誌總編輯、《今周刊》執行副總編輯。

一九八三年在台大政治系就讀期間,進入《夏潮》雜誌工作,自此開始三十多年的記者與編輯職涯;歷任《民進報》、《台灣時報》、《經濟日報》、《中國時報》、《工商時報》、《明日報》、《壹週刊》、《數位時代》、《商業周刊》等媒體,擁有豐富實務經驗,著有《編輯七力》、《深度報導寫作》、《一次搞懂標點符號》。

書名:《回憶的敘事》

作者:康文炳

出版社:允晨

出版時間:202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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