歪打正著談地名與地方制度:回溯1920年的改變

Sunday, June 21, 2020

臺灣總督府。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六月初的高雄市長罷免選舉,由於有立法委員以「又高又雄」作評論,引發了一些關於台灣地名命名的討論。

 

1920年高雄從原先的「打狗」改名為「高雄」,引發的討論中,除了有評論說明改名是採取近似發音的日本地名外,也有進一步引申日治時期改地名的動機等評論。1920年的地名改正,至今已百年,當時改正的地名,百年來也已經台灣化成為台灣的文化地景。

 

1920年的台灣地名改名原則,大致上是延續既有的地名,整體而言,除了將清代台灣地名常見的三個字地名改為兩個字,例如坪林尾改為坪林。或是進行同音的修正,有些雖然採用新的日文漢字,但是發音接近,例如打狗、打貓改為高雄、民雄。當然也有新創的地名,例如錫口改為松山、水返腳改為汐止等、牛罵頭改為清水、葫蘆墩改為豐原。

 

然而,即便是改名,台灣社會也發展出對於地名的日語與台語的雙元發音,例如高雄即可發音為Takao以及Ko-hiông。當然戰後的再中國化過程中,高雄多了「ㄍㄠㄒㄩㄥˊ」的發音,民間對地名的雙元發音的策略,仍是普遍的現象。高雄、民雄、汐止、松山、萬華、關西、竹東、鹿谷、竹山、草屯、花壇、田中、虎尾、善化、永康、佳里、美濃、岡山、旗山、小港、玉里、鶴岡、瑞穗、馬公等等,從台灣頭到台灣尾,從本島到外島,我們當代熟悉的地名,可以說主要都是1920年代地方制度改正時所留下來的地名。

 

經過百年,日治時代的新地名已然在地化,漢字雖存,發音已變,早已成為在地地理空間的社會記憶的一部分。然而,臺灣史上最大的地名重新命名潮,恐怕不是1920年這次,而是在日治以前,從荷鄭到清代,隨著漢人的開發,原來各處原住民的地名都一一變成了漢人的地名。而1920年被改正的原地名,例如埔、寮、底、灣、口、港、厝、犁、張屋、館、店等地名,往往也可以看到漢人社會的開發史痕跡。

 

1920年第一任文官總督的田健治郎的台灣地名的改正,除了更改地名外,實際上是當時地方制度改正的一環,而1920年的地方制度改正,是日本的殖民地統治,包含朝鮮、台灣、關東州等地,整體的統治制度改正的一部分。此次的地方制度改正,在地名改正之外,更是對於地方行政機構與行政區劃的改革。

 

1920年的地方制度的改革,可以看成當時日本推動的內地延長主義表現地方行政上。當時發佈了新的台灣地方官官制、台灣州制、台灣市制、台灣街庄制、台灣州稅規則、台灣市街庄稅規則等新的法令制度,除了更改部分地方的地名外,調整行政區劃,將台灣的地方行政改為五州二廳,原則上衡平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五州的地方區劃,實施「州、街庄」制或「州、市/郡、街庄」,地方行政機構獲得法人團體的地位,朝向推動地方自治的發展。在地方行政官員任用上,原則上實施普通行政與警察行政分離。

 

1920年之前地方行政官多是警察官兼任,1920年代後,區分了普通行政與警察行政,也開啟了日後臺灣人通過文官考試、也能派任擔任地方行政官員的可能性,例如東京帝國大學畢業的楊基銓,即曾擔任宜蘭郡守。在地方稅收上也有進一步的改革,地方行政機構擁有一定的資源可以興辦地方事業。某種程度上來說,臺灣至今的地方行政的財税資源,一部分是與1920年的日治時代的地方行政或是準地方自治的改革有關。

 

1920年的地方制度改正,對於台灣社會影響較深的,或許是協議會的設立,此次地方制度改正,在州與街庄設立協議會,作為地方不同層級的地方行政的諮問機構,透過任命地方上有學識名望者擔任協議員,這一方面雖然是殖民者吸納臺灣的社會力量的機制,但也開啟了地方領導階層在地方層級的政治參與的機會。

 

協議會雖然到了1935年才開放半數名額直接選舉,同時也改為地方事務的決議機構。此第一次協議會選舉,選舉人與被選舉人雖有許多資格限制,不完全是普選,但此一打折扣的地方選舉,也開啟了臺灣人「選舉兼運動」的時代,影響到戰後乃至今日,「選舉」成為政治變革的重要機制。

 

雖然1920年開始的地方制度改革,在殖民者的制度設計上,不是完整的地方自治,但地方可以在地方的範圍中實施某種層度的地方事業,在教育上(例如州立中等學校的設立)、在社會經濟活動(各種組合事業)上,也足以影響地方認同的形成,而這些新的地方層級的認同,恰恰好也伴隨著新的地名而形成。

 

然而,1920年開始的打折扣的內地延長主義,其實質仍是一種不平等待遇。也因此對於平等待遇的爭取,成為臺灣人在1920年代展開的政運、社運的重要訴求。其中對於地方自治的參與更是延續到1930年代,台灣地方自治聯盟積極地投入1935年的地方選舉熱潮中。之後,經歷過了戰爭時期的低潮,在戰後初期的選舉熱中完全噴發。

 

地名不只是地名,地名承載了歷史,更是集體社會實踐的場所表徵。1920年的地方制度改革,開啟了台灣的地方層級的政治參與,同時新的地名,也逐漸成為台灣人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與認同所繫之處。即便是日式地名、即便是不完整的地方自治,在台灣人的日常社會實踐中,都一一加以台灣化,成為自己的集體認同的一部分。

 

 

 

作者為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美國紐約大學歷史學博士候選人。專攻台灣近代史、人類學史、比較族群政治、歷史與社會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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