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區國安法下的「六.四」

Thursday, June 4, 2020

2019年香港維多利亞公園六四紀念活動。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

 

 

今天是六四事件31周年,不少人擔心在目前的政治情勢之下,這將是香港大規模公開悼念六四的最後一年。果真香港警方向支聯會發出「禁止公眾集會通知」,主要理由是港府有關疫情的「限聚令」,到6月4日仍然生效。於是,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行的這項全球最大規模的六四紀念活動,持續30年後首度熄燈。

 

在新冠肺炎(COVID-19)持續肆虐全球之際,支聯會原定在5月31日(星期日)舉辦的「毋忘六四大遊行」也遭警方以防疫和「限聚令」為由反對(中學已經復課、宗教聚會也可以進行),即使是疫情相對輕微的澳門,同樣面對31年以來首次停辦六四集會。

 

近日北京的全國人大更表決通過《港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的決定,充分展示了疫症下「中國式民主」的強橫與粗暴,這些變化值得關注與分析。

 

一、北京的意圖

 

強調意識形態的北京對香港的態度卻從來是實用取向的,在「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戰略思維下,希望形塑香港成為一個有利於中國改革開放的經濟城市。然而這種一廂情願的思維,卻無視於香港在殖民地時期就已經成為重要的國際金融與情報中心(至今有超過120個國家在港設有總領事館或相關認可機構,超過九千個跨國公司在港設立地區總部或辦事處),並且於七十年代已經形成本土認同意識。於是北京只能退而求其次的希望這個政經城市可以「井水不犯河水」,不將西方的意識形態透過此窗口「汙染」中國。

 

九七年至今,香港的民主化少有實質的進展,北京卻始終質疑港人人心未回歸,因此亟欲加強教育與大陸化方面的「愛國愛港」控制。北京也始終不信任港人,長久以來視香港為外部勢力的滲透跳板與顛覆基地,港人無法擔任中國公務員與解放軍,最高位只能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只是一些可見的例子。因此缺乏信任又貪圖香港特殊的國際地位一直是北京治港隱而不顯的特色。

 

受「反送中」抗爭影響,去年10月底的中共黨十九大四中全會提出「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然而此舉無法阻止泛民主派在11月的區議會選舉中獲得史無前例的大勝,甚至劍指今年九月的立法會選舉以及2021年特首選舉委員會。

 

美國國會也幾乎同時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乃至傳出制裁官員名單,這些發展被北京解讀為「全面管治權」的爭奪。新冠肺炎加深了中美之間自2017年以來的全面對抗,北京為了在「新冷戰」中增加籌碼、化被動為主動,因此看似賭注似的在此時推出港版國安法,實則是考慮到主權移交23年以來不論是「商人治港」(董建華)、「公務員治港」(曾蔭權、林鄭月娥),乃至「左派治港」(梁振英)都無法有效貫徹北京的政治意志,「高度自治」基本上是失敗的,北京自信能掌控港人與國際間的反應。

 

二、港人的憂懼與反抗

 

港人重視自由超過民主,觸及基本自由的立法 (例如《基本法》23條國安條例、國民教育,以及《逃犯條例》)都會受到激烈的反對。然而過往港人對政治壓迫的反抗乃是被動的出走為主,這與歷史上「難民社會」的心理有關,這在六七暴動、八九年六四、九七回歸乃至2003年大遊行與2014年雨傘運動後都是如此。

 

對港人來說移民外國、不與政權鬥,靜觀其變而再度回流是尋常而被認可的做法。北京顯然認為港人即使不滿港版國安法,也只能被動接受,移民出走後的空間更會被來自中國大陸的新移民所取代。北京需要的是香港這個策略性的境外市場,不滿的市民離開反而有利其管治,新冠肺炎在歐美引發嚴重的經濟問題,也會影響港人對外移民的決定。

 

「一國兩制」在香港從來缺乏有效的民主制衡,此次在不諮詢、缺乏民眾與議會的參與下強行通過港版國安法,不僅關於「國家安全」的定義不明確,甚至預告國安機關將來港設立機構、強化國安教育、行政長官應定期向北京提交報告等,形同將全港市民納入威脅中。

 

由於中國的人權紀錄不彰,中港兩地存在巨大的文化與價值差異,宗教團體焦慮宗教自由受限,高教界擔心學術自由受到箝制,即使是一般父母也擔心子女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過往北京一直希望裂解支聯會並且壓迫其停辦六四集會,港版國安法通過後公民社會中非建制的團體勢將面對打壓。

 

另一方面,建制派則將「港獨、黑暴、攬炒」視為新的「三合一敵人」,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甚至恫嚇香港已「亮起恐怖主義活動警號」,不排除提升恐襲威脅的級別。我們難以想像港人會採取台灣與韓國民眾過往抗暴的經驗,但是也絕不能低估年輕一代港人的韌性與道德力量。

 

三、國際社會的回應

 

國際社會對港版國安法亦表示嚴重關注,但是其回應卻充滿現實主義的考慮。英國將放寬「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的居留期限,讓約三十萬持證港人有機會取的居留權;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ECC)發表聲明譴責,並要求根據《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重新評估美國與香港的關係,白宮亦發表《美國對華戰略方針》,指過去四十年的對華政策未達預期目標,並承認中美目前處於「長期戰略競爭狀態」,在兩黨支持下通過鷹派的John Ratcliffe擔任國家情報總監,總統川普甚至宣布取消對港的獨立關稅區的特殊待遇,儘管具體步驟仍有待觀察。

 

台灣的蔡英文總統則表示將依循《港澳條例》第18條提供必要協助,並且刻意保持模糊的操作空間,甚至考慮同法第60條「情勢變遷條款」將可能停止適用該法一部或全部。國會形成跨黨派的難得共識,希望能支持香港,然而考量重點將是對台灣的社會、經濟與安全的影響,措施仍顯得保守與謹慎。

 

綜上所述,北京將戰場與戰損設在香港,一方面讓港人互相仇視、消耗,另一方面竭力避免中國被受波及。其似乎準備好要面對香港社會更激烈的一波抗爭,以達到其「長治久安」的目的,賭的是經濟終會慢慢恢復(即使是1989年六四事件,北京也僅面對三年的國際孤立與制裁),而中國有能力彌補其間的損失。

 

地緣政治專家Robert D. Kaplan曾經從地理的觀點認為中國是個恐懼政治自由的專制國家,這種不安全感也影響它如何處理少數民族地區以及邊陲的挑戰,香港的命運與發展也註定深受中國政治所影響。

 

今年的六四集會將轉往網上進行,然而遍地開花的期望卻難掩力量分散、募款受影響的嚴峻現實,長遠而言在港能否使用臉書等社交軟體也令人質疑;以平反六四、結束一黨專政為訴求的支聯會終將受到港版國安法的打壓與清算,北京捨和平的集會不顧,將進一步激化各類反抗。儘管政經寒冬使人痛苦,然而人心不死也會有更多人堅持公義與良心在自己的崗位上抗爭。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客席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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