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耀昌、胡川安

漂泊145年的牡丹社四頭顱能回家嗎?

1874年石門古戰場現景。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1874年5月及6月,日本軍和牡丹社激戰,雙方都有人被砍下頭顱。大概全世界的人都認為這些頭顱找不到了,不是被埋藏就是被丟棄。卻不料2019年夏天,有四個牡丹社頭顱在愛丁堡大學解剖學科,神差鬼使似的重見天日。


於是我們才知道四個頭顱漂洋過海十多年,最後到了愛丁堡。我把這不平凡歷程及經手貴人整理如下:


一,頭顱自台灣到日本(1874)


應該是日軍的兩位美軍顧問海軍軍官華生(James Wasson)或克沙勒(Douglas Cassel)把這四顆牡丹人頭顱由台灣社寮帶到了日本東京。


這兩人都是由李仙得(Charles W. Le Gendre)推薦給西鄉從道,而與日軍隨行,5月8日就到了社寮的第一批人。他們二人在戰爭初期,扮演參謀的角色。Douglass Cassel後來常寫信向李仙得報告戰況。在5月22日的石門之役,他對日軍攜回12個牡丹人頭顱非常吃驚,曾表示這樣日軍與「野蠻人」有何不同。Cassel不幸在台灣得了熱病,大概不久就由日本返回美國。第二年1875年6月15日死於家鄉費城,只有三十歲。


James Wasson則運氣好多了,他沒有在台灣得病。回到日本後,在1875及以後,明治天皇不只一次頒發勳章給他。他曾經在「北海道開拓辦公室」上班,可能在那裡認識Dr. Stuart Eldridge。他在1877年由東京回到美國,1898年還參加了在菲律賓的美西戰爭。1923年病逝美國。


二,頭顱在日本(1874-1884)


我推測,在1874-1876年之間某日,美國海軍軍官James R Wasson在日本將這些頭顱交給美國人同事Stuart Eldridge醫師。


這些牡丹人頭顱得以保存至今,並有分析報告,我心目中最大的貢獻者是Eldridge醫師。1877年3月14日:Stuart Eldridge醫師在東京的日本亞洲學會會議上宣讀論文《福爾摩沙牡丹人頭顱記要》(Note on Crania of the Botans of Formosa),是有關這四個頭顱的最重要文獻記載及醫學分析。


Dr. Stuart Eldridge 1843年生於費城。1861年南北戰爭爆發,於是他十七歲從軍,後來進入喬治城大學習醫,1867年畢業成為醫師。1871年8月,他是美國前農業部長Horace Capron率領的美國派駐日本的一員,先到橫濱,後來成為北海道開拓團的隨團醫師,駐在函館,並於1872年幫忙設立函館醫學校。他可能在北海道認識了海軍軍官華生,後來由華生取得了那四個頭顱,作為人類學研究材料,並發表論文。他在1876年後長居橫濱,後來為日本醫學界做了不少事。1897年也獲得明治天皇授勛。1901年在橫濱逝世。


三,頭顱由日本到印度加爾各答(1884-1886)


1884年某日,出身愛丁堡的動物學家John Anderson醫師自印度加爾各答來到日本,停留數周,目的是收集日本北海道愛努原住民的人類學資料。此期間Dr. Stuart Eldridge 將他收集的四顆頭顱及他發表的論文單行本轉交給Dr. John Anderson。於是這些頭顱到了印度加爾各答。Dr. Anderson在1886自印度退休,1887回到故鄉愛丁堡,1900病逝。


四,頭顱長存愛丁堡大學(1887至1900之間~2020+)


1907年,愛丁堡校長兼解剖科學教授的Dr. William Turner以該校收集的二十九個來自東南亞洲的原住民頭顱,在「愛丁堡皇家學會會報」發表了人類學論文《婆羅洲土人、馬來人、福爾摩沙土人及西藏人之顱學研究》(A Contribution to the Craniology of the Natives of Broneo,the Malaya, the Natives of Formosa, and the Tibetans)。他在文中表示,Dr. Anderson在1887年就展示了這些頭顱給他看過。但我們不知道Dr. Anderson是生前還是1900死後給了Dr. Turner。


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失蹤一百四十四年的頭顱,如何再被發現?


那麼,這四個至少在愛丁堡大學解剖學科的角落置放了一百多年的頭顱,又如何不可思議地被台灣的學者們發現呢?這也很曲折。


2018年4月27日,陳耀昌與藍祖蔚(時任《自由時報》副總編輯)帶了一篇陳耀昌在4月9日在《財訊》發表的〈尋找台灣的「史蹟」〉,一起拜訪文化部次長楊子葆。因為陳耀昌發現文化部「文化資產網」的登錄,台灣有903處「古蹟」,但在「史蹟」項下,竟然掛零。兩人向楊次長建議,台灣有許多歷史事件遺址,尤其是原住民抗美、抗日、抗清的古戰場,應該符合「史蹟類」文化遺產之定義。希望文化部能訂立更多的「台灣史蹟」。


謝謝文化部接受了建議。而為了鑑定「古戰場」今址,文化部撥了一筆專款給屏東縣政府,以執行「牡丹社事件再造歷史場域」計畫,由青鳥書店及中央大學胡川安教授擔任主持人,並和「故事StoryStudio」團隊的成員一起調查。(又:文化部後來在2019年6月28日公布了全台第一處「史蹟類」文化資產,就是霧社事件的馬赫坡古戰場。)


於是胡川安教授和團隊成員上窮碧落下黃泉,古今台外找文獻,竟然找到了Dr. Stuart Eldridge 1877年在日本發表的論文及Dr. William Turner在1907年發表的論文。後經團隊成員向愛丁堡大學博物館致信詢問,得到證實。同時,在愛丁堡的台灣學生,也向台灣友人證實了該大學的解剖學系仍然保存了這四顆頭顱。


2019年11月屏東縣政府召開「牡丹社事件再造歷史場域成果報告」。這個「牡丹人頭顱在愛丁堡」的訊息,於是傳開來,並造成一連串的迴響。乃有原民會在去年12月27日召開會議,討論迎回四個牡丹先人頭顱回台灣之議。


這四個頭顱的DNA檢測能告訴我們什麼?


今年5月1日在牡丹社的部落會議中,達成的結論是,希望能先驗這四個頭顱DNA,再決定後續事宜。驗DNA,我們推測其意義是:


(一)先證明這四個頭顱都是牡丹人,不是日本人。


(二)比對這些頭顱DNA,看看是否能找到是屬於現在哪一家牡丹人的先人。

很巧的是,四年後2024年是牡丹社事件一百五十周年。政府有意在牡丹鄉設立「牡丹社事件紀念館」。原民會與牡丹部落似有共識,若確定為牡丹人無誤,將來迎回後,就放在這個紀念館。


我們的看法是:


(一)目前之科技,由y-DNA來證明這四個頭顱是南島民族,應該可行。但需要下列前題:(1)這些頭顱沒有浸過福馬林。(2)這些頭顱必須能抽取足夠的DNA做分析。


(二)若要比對是哪一家牡丹人的先人,則牡丹鄉民必須廣做DNA檢測。但已經經過四、五代,要證明是哪一個家族,理論上機會不大。


(三)至於執行機構,我們建議請中央研究院來幫忙。


(四)但若要先行驗證這四個頭顱的DNA,就必須有專業人員先跑一趟愛丁堡,也必須取得對方大學同意。這樣會增加不少費用,必須編列足夠預算。


然而,我們的看法是,由上述兩篇論文的記載,這四個頭顱,來自台灣,來自「牡丹社事件」,殊無疑義。我們認為,這四個頭顱,具有高度的台灣史聯結,應屬於台灣的國家歷史文化資產。不論DNA之檢測結果為何,都值得迎回台灣。為了避免節外生枝,若能先請愛丁堡大學歸還這些頭顱,回到台灣之後,再慢慢檢測DNA,應該是較為可行之方法。以後再循此模式,看看是否也有可能在日本發現其他八顆牡丹社事件頭顱,那就太有意義了。




陳耀昌為台灣大學教授,島嶼DNA、傀儡花作者;胡川安為作家、編者、中央大學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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