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如何在二十一世紀反對資本主義》

Friday, April 17, 2020

 

 


 

 

 

從認同、利益與價值到集體行動者

 

認同、利益與價值不會自發促成集體行動者的形成,更遑論是在政治層面組織起能夠推動解放性社會轉型的集體行動者。人雖然總是擁有和別人相同的認同、利益與價值,但這些東西並不需要轉譯為型態一致的集體組織。更重要的是,一個人的認同有哪些面向(如果有的話)轉譯為團結,又有哪些利益與價值受到注意,在很高的程度上取決於是不是有既有的集體行動者試圖運用認同來追求利益與價值。這是一種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認同對於集體行動者的形成具有關鍵重要性,但集體行動者在強化特定認同的重要性當中也扮演活躍的角色。社會抗爭的重點,經常就在於互相競爭的社會基礎試圖動員同一群人,例如階級、國籍,或者宗教信仰。此外,大多數人的私生活當然都不會涉入組織性的集體行動,不管是政治層面還是公民社會層面的集體行動。

 

任何弱化資本主義的政治計畫,都必須在這樣的環境當中運作。對於建構有能力從事持久政治行動的集體行動者這項工作,這種環境帶來了三項主要挑戰:一、克服私有化的生活;二、在複雜而破碎的階級結構當中建立階級團結;三、在多元、互相競爭,並且不是奠基於階級上的認同型態當中,打造出反資本主義的政治。

 

克服私有化的生活

 

大多數人通常都生活在家人、工作與社區的網絡裡,忙著日常生活的實際事務,而沒有被動員成為任何政治導向的集體行動者的支持基礎。日常生活的雜務,尤其是在有了家庭與子女之後,就會占掉我們大量的時間、精力與注意力。所以,也就難怪為抗議運動與政治動員注入力量的總是比較不需背負這類責任的年輕人。

 

私人生活與公眾參與之間的鴻溝一直都是一個問題。消費社會又把這個問題變得更加棘手,因為眾人都在消費社會的引導下認為個人的快樂與福祉主要取決於個人消費水準,尤其是這種觀念又經常與高度競爭的勞動市場結合起來,於是私人消費工具的取得也就取決於個人與他人競爭的能力。

 

整體看來,個人生活中的時間與精力限制這個普世性的問題,與消費主義還有競爭式個人主義的特定問題,對於在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當中動員協同一致的政治集體行動者造就了困難的環境。歷史上,這些困難多多少少由於各類公民協會而減輕,因為這些公民協會融入了一般人的日常生活。在許多地方,兩種這樣的協會扮演了尤其重要的角色:工會與教會。工會只要夠強大,就會在政治與勞工的日常生活之間形成一道堅實的橋梁。批判資本主義的進步政黨通常都與勞工運動具有深厚關係,這點並不是巧合。教會在不同的時間與地點也扮演過這種角色,只是通常是為了支持保守派而不是進步派的政治。齊聚在教堂裡是許多人日常生活中的活動。他們會在教堂集會上互相交談,也共同擁有一項植基於宗教的重要認同。有時候,教會甚至會直接涉入政治組織活動,藉著把宗教認同與政治利益連結起來,協助克服信眾純屬私人的關懷。美國南方的黑人教會在民權運動時期就為進步政治扮演這樣的角色。今天,白人福音派教會也扮演這種角色,藉著把宗教認同與右翼政治連結起來,克服信眾不關懷政治的私人化生活。

 

破碎的階級結構

 

在弱化資本主義的策略布局當中,階級是最核心的元素。要弱化資本主義,就必須在整體經濟生態系裡逐漸削弱資本主義的主導地位;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削弱資本家的權力。對於這種抗爭而言,最自然的社會基礎就是階級關係裡直接受到資本家支配與剝削的那些人,也就是勞動階級。勞工在資本主義關係裡對於遭受支配與剝削的生活經驗,可以提供一個適合建構強烈勞動階級認同的環境。然後,勞工的認同與利益可形成進步政治的核心,進而擁抱更為普世性的利益,也就是和平等、民主與團結等價值相連結的利益。

 

如同先前提過的,在十九世紀中葉,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的基本動態會把資本主義社會裡的人口推往這個方向。他尤其認定資本主義的階級結構會逐漸變得愈來愈簡單,絕大多數人都將過著相對同質性的生活,因此階級認同的形成也就會更容易。為了讓勞工瞭解他們遭受資本主義壓迫的共同生活經驗來自什麼源頭,還是必須要有意識形態抗爭,但基本階級結構當中的改變將會把這項工作變得更簡單。勞工階級將會逐漸形成一致性的社會基礎,撐起一個反抗資本主義的強大政治集體行動者。這項預測的抱負呈現於《共產黨宣言》著名的結語當中:「除了身上的鎖鏈之外,無產階級無可損失,但他們卻有機會贏得一個新的世界。所有國家的勞動者,團結起來吧!」

 

然而,資本主義的階級結構在過去一百五十年來卻沒有依照這種方式發展。勞動階級不但沒有愈趨同質化,階級結構反而還演變得愈來愈複雜,因此削弱了彼此擁有相同命運和生活條件的感受。許多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所得分配雖然確實在近數十年來變得更為極端,促成了「我們都是那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這句口號,但這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口卻沒有共同的生活經驗。就算我們接受這種分類,認為所謂的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在勞動市場中販賣勞力的雇傭勞動者(亦即廣義的勞動階級),這些人口的生活經驗也還是存在著普遍的零碎化現象,難以打造出共同的階級認同。簡單列出其中幾項差別,勞工生活經驗的巨大差異包括了收入的水準與保障、就業的不穩定性、工作當中的自主性、工作要求的技術與教育水準、發揮創意的機會,以及其他。

 

利用第三章的遊戲比喻,勞動階級可能在「遊戲」的層次上擁有共同利益,亦即以經濟民主做為資本主義的解放性替代方案能夠改善所有勞工的生活;但在規則的層次,尤其是遊戲行為的層次上,勞動階級則因為各自利益不同而呈現出分裂零碎的現象。資本主義當中的經濟抗爭對象主要都是遊戲行為與規則,因此那些抗爭經常不會消弭這類分裂,而反倒會予以強化。許多人仍然把階級視為一種重要的認同,但這點卻沒有辦法像進步派一度希望的那樣為團結提供普世性的基礎。

 

相互競爭的認同來源

 

想打造具有堅實政治基礎的反資本主義集體行動者,要面對的第三大挑戰則是個人生活中重要認同來源的異質性。問題如下:反資本主義的核心是一種階級計畫,但階級認同要成為解放性集體行動的基礎,卻必須在不同面向上與各式各樣的其他認同競爭。

 

我們大致上可以區別兩種狀況:有些非階級認同本身構成了解放性抗爭的明確基礎,而且也有潛力成為進步政治的構成元素;其他非階級認同所產生的利益,則是會與既有社會結構及制度的解放性替代方案為敵,從而構成障礙。

 

進步政治在近數十年來的一項特徵,就是植基於階級之外的支配、不平等與排除等生活經驗的認同,具有很大的重要性。熟悉的現代例子包括種族、族裔、性別與性取向。社會運動以及立基於這些認同的其他型態的集體行動者,在政治上的重要性經常都勝過明確奠基在階級的反資本主義集體行動者。

 

直接與這些非階級認同相連的利益雖與階級利益不同,但與這些利益相關的價值卻與解放性反資本主義的價值重疊。以植基於種族壓迫的認同為例,終結種族歧視與支配,關係到受壓迫的種族少數群體的認同與利益。這些利益與勞動階級的利益不同。有時候,種族少數群體的認同與利益甚至跟勞工的認同與利益具有緊張關係,例如反對種族歧視的抗爭可能會對白人勞工的勞動市場競爭條件造成影響。不過,這兩種利益都懷有相同的平等主義價值,主張擁有美滿人生所需的物質與社會工具應該讓人能夠平等取得。同樣的,性別及性取向方面的壓迫所造成的傷害也是如此:這些傷害會產生各自不同的認同與利益,但兩者在根本上秉持的平等主義價值都與解放性反資本主義相同。因此,價值構成了一種基礎,可供建構橫跨各種認同的政治團結。

 

要建構一個健全的反資本主義集體行動者,必然需要因應這種複雜狀況:這些相互交錯的多重認同都擁有共同的基本解放性價值,但是又各有不同的認同與利益。另一個可能更加棘手的問題跟非階級認同有關,因為有些非階級認同的認同與利益可能深深敵視反資本主義的相關價值。在二十一世紀的頭十幾年,在已開發資本主義世界裡特別重要的認同,是植基於種族支配與排他性民族主義的認同。現在所謂的「右翼民粹主義」,動員群眾的基礎就是跟這類排他性認同緊密相連的利益。勞動階級中的許多群體受到這類政治隊伍的吸引,對任何形式的解放性反資本主義帶來直接的挑戰。

 

面對右翼民粹主義的這種高漲現象,我們很容易認為這是靠著廣泛散播而且充滿恨意的種族歧視與排外民族主義認同而起,但我認為這種觀點是錯的。當然,受到這類政治運動吸引的人當中,絕對有一些人的核心認同是對種族少數群體、外來移民以及其他族群深懷敵意。但是對右翼民粹主義政治的許多(或許是大多數)支持者而言,這些認同面向之所以會凸顯出來,原因在於政治環境以及缺乏其他選項。自從一九九○年代以來,傳統上與勞動階級連結在一起的政黨都多多少少採納了新自由主義的核心概念:也就是只要在可能的情況下,市場與私人部門應該取代直接國家方案,成為培育經濟動力與解決社會問題的力量。由於這些政黨為大多數勞動階級人口改善生活的能力令人幻滅,因此造就了一道政治真空,使得右翼民粹主義獲得愈來愈多的支持。所以,排外民族主義與種族歧視雖然在大多數地方都是認同的文化樣貌當中的一部分,但這些元素受到凸顯或抑制的程度卻是取決於政治。

 

現實政治

 

要達成弱化資本主義的目標,一定要建構有效的政治性組織集體行動者。在世界各地,致力於打造反資本主義集體行動者的政治運動人士都面對到私人化生活、破碎化的階級結構,以及相互競爭的認同等障礙。這些是普世存在的問題。不過,克服這些障礙的實際挑戰,卻高度取決於背景情境,隨著時間與地點的不同而有極大差異。

 

競爭式個人主義這種普遍的文化特徵,在美國的重要性高過其他許多國家,它強化了私人化生活造成的許多挑戰。即便在各個已開發資本主義國家當中,階級結構破碎化的強度與型態、不穩定性的程度與分布,還有勞動階級裡的不平等幅度,也存在著巨大差異。種族歧視對於建構健全的進步性政治集體行動者所造成的障礙,很明顯在每個國家都不同。種族歧視造成的障礙在美國歷史上備受矚目,但在近數十年來,隨著移入歐洲的非洲與中東移民迅速增加,種族歧視問題在歐洲的重要性也日益提高,尤其是在中東戰爭造成難民危機的情況下。在二十世紀中葉的歐洲,對抗種族歧視並不是大部分地方的反資本主義行動者所面對的核心問題;但在今天已是如此。因此,在這些面向與其他面向上,私人化生活、破碎化的階級結構,以及相互競爭的認同所造成的挑戰都各自不同。

 

此外,除了建構集體行動者的社會情境各自不同,各國的政治制度也差異極大,進步政治運動人士即是在這些背景中行事。這些背景因素深深形塑了運動人士在建構集體政治行動者的過程中所面對的實際問題。這點對於建立能夠在選舉政治當中有效競逐國家權力的長期政治能力尤其重要,因為弱化資本主義需要能夠利用國家馴服資本主義,並且逐步拆解資本主義經濟關係當中的關鍵面向。在國家外部的抗議與動員也許能夠有效阻擋某些國家政策,卻無法單憑本身的力量朝著進步方向有效改變遊戲規則。要實現這樣的目標,外部抗議活動就必須和政黨結合,因為政黨才能通過必要的立法,並且實施新的遊戲規則。而要做到這一點,則需要有能夠在選舉政治裡有效進行競爭的政黨。

 

創造這種政治能力的過程深受政治遊戲規則影響,這些規則包括:

 

規範政治代表的規則:贏者全拿的單一選區;單一選區兩輪決選制,包括排序複選制;各種型態的比例代表制;非黨派選舉(尤其是在地方層級);以及其他。

 

●規範選區劃分的規則:政黨控制的畸形選區劃分方式;獨立委員會。

 

●規範候選人甄選方式的規則:由政黨挑選候選人的制度;由選民挑選候選人的初選制度;候選人藉由連署取得參選資格的非黨派選舉。

 

●規範政治獻金的規則:對於選舉中私人政治獻金的限制程度,包括禁止企業政治獻金;各種型態的公款補助方式。

 

●規範投票資格的規則:自動註冊所有成年公民;限制或壓抑選民註冊的各種規則(重刑犯褫奪選舉權;選民身分法;選民名單除名;以及其他)。

 

這些規則(以及其他各種規則)大幅影響了進步運動人士在試圖擴展能力以從事有效政治集體行動的過程中所面對的工作與難題。反資本主義者與進步運動人士究竟應該在既有的左派與中間偏左政黨當中努力,還是成立新政黨?他們的心力究竟該聚焦在地方、區域還是國家層級的政治論爭?進步社會運動與政黨之間應該有什麼樣的聯繫?由於社會情境與政治制度的複雜性與差異性,因此這些問題不可能有通用的公式可以回答。

 

雖然沒有通用公式,但藉著我們對於如何建構能夠有效弱化資本主義的集體行動者所做的分析,還是可以得出一些指導原則。

 

第一,對價值的討論應是進步政治的核心。第一章探討的三組價值:平等/公平、民主/自由以及社群/團結,應該明確提出並且加以解釋。當然,對價值的討論有可能淪為冠冕堂皇的空話。重要的是必須強調這些價值與能夠推進激進經濟民主的具體政策有什麼關係。

 

第二,這些價值可以為弱化資本主義的核心階級利益和其他帶有解放性抱負的認同與利益提供重要的連結。受壓迫社會類別的所謂「認同政治」,應該被視為廣泛的解放性政治當中不可或缺的元素,而不只是次要的考量。進步性反資本主義者試圖建立一套弱化資本主義主導地位的政治之時,他們的任務就是要納入明確的改革方案,不但認可這些認同與利益,並且將其連結於弱化資本主義的議程,尤其是透過積極重視這項議題:所有人對於美滿人生所需的社會與物質條件都應該擁有平等取得權。

 

第三,呈現進步政治的具體方案之時,民主的價值應該受到特別強調,至少在當下這個時刻是如此。更深化的民主,真正的民主,合乎極其廣大人口的利益,不僅限於勞動階級的利益。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淺薄現象,對於推動弱化資本主義主導地位的政策造成很大障礙。除此之外,對於可能不是那麼贊同反資本主義整體議程的人而言,恢復與深化民主的努力也能夠為他們提供一個團結一致的目標。

 

第四,必須記住,弱化資本主義的整體計畫不是只以國家為中心,政黨也不是推行這種策略所需的唯一集體行動者。弱化資本主義除了必須仰賴馴服與拆解資本主義的這種集中性政治行動,也同樣必須仰賴抵抗與逃離資本主義的做法。對這種長期弱化的策略而言,以下這些做法更是不可或缺:建立以及擴張社會與團結經濟、合作式市場經濟,還有由資訊科技促成的關係(例如同儕合作生產)所帶來的各種新式經濟實踐。回想一下,弱化資本主義意味著利用兩種方式侵蝕資本主義:一是逆轉私有化的做法,把公共財與服務的提供重新交回國家手上;二是在國家以外擴展非資本主義經濟活動的型態。新的科技發展,由於降低了規模經濟而且有助於合作,因此可望對這些非資本主義的經濟生活安排方式具有促進成長的效果。體認這些由下而上的行動所具有的重要性,並且提出改革政策來擴展可供這些行動成長的經濟空間,也會為弱化資本主義的廣泛議程深化社會基礎。

 

在當今的已開發資本主義民主社會,有一種極為普遍的感受,認為政治經濟體系運作不良,甚至可能在逐漸解體。國家與經濟似乎都沒有能力以條理分明又有創意的方式因應我們面臨的挑戰,包括無力調適氣候變遷帶來的後果,更遑論消弭氣候變遷的肇因;無力因應全球難民危機,尤其這項危機在未來數十年恐怕還會因為氣候難民加入戰爭難民與經濟移民的行列而更加惡化;無力減緩富裕國家內部的經濟兩極化現象;也無力應對就業領域兩種可能的發展:一是自動化與人工智慧造成「沒有工作」的未來,二是市場產生的就業機會趨向極端,若不是要求極高度教育和知識水準的高薪工作,就是低新而且毫不穩定的職務。當今的資本主義對於有效因應所有這些問題乃是一大障礙。

 

面對這些趨勢的一種反應是悲觀認命,束手待斃。資本主義看來根本不可能打倒。傳統政黨的混亂,甚至在某些地方出現解體的情形,也造就了一種政治上的無力與麻木感。這種情形導致右翼本土民粹主義趁虛而入。不難想像,自由民主遭到的侵蝕在未來有可能進一步加速,變成更加威權的政府型態,頂多只是保有民主的名義。這類發展早已出現在西歐邊緣的部分資本主義民主國家,而且也絕對有可能發生在向來被視為最穩定的自由民主國家當中。

 

不過,這不是唯一的可能性。目前這種資本主義未必是我們的未來。就算對替代體系的可行性缺乏信心,大眾對於資本主義的不滿也還是極為普遍。到處都可以見到有人致力於建構安排經濟生活的新方式,以逃離企業資本主義造成的傷害。此外,也有認真打造新式政治結構的嘗試,有時是在左派的傳統政黨當中,有時則是以新政黨的型態出現。為進步政治的新時代建立廣泛社會基礎的潛力確實存在。歷史事件的不可預測性以及運動人士與集體行動者的創意能動性,將會決定此一潛力是否得以實現。

 

 

 

作者為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社會學教授,曾任美國社會學會理事長,是當代重要的左派學者及公共知識分子,著有《階級》(Classes)、《審問不平等》(Interrogating Inequality)、《階級很重要》(Class Counts)、《深化民主》(Deepening Democracy)、《真實烏托邦》(Envisioning Real Utopias)。

書名:《如何在二十一世紀反對資本主義》

作者:艾瑞克.萊特 (Erik Olin Wright,1947-2019)

出版社:春山

出版時間:2020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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