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羊皮紙遇上武漢病毒

Tuesday, April 7, 2020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歷史上一次大瘟疫的出現,往往需要數十年甚至一兩百年的週期才會消失,期間來來去去,間隔長則二、三十年,短則每年復發。從古埃及、希臘、羅馬、中世紀到現代歐美,瘟神可以說始終如影隨形。中國雖然鮮少有針對瘟疫的詳細記錄,但「大疫」、「十室九空」的簡單標記,仍然散落在史書各處。

 

也就是說,如果真能穿越時光隧道,回到那些我們經常引用的歷史時刻,有很大的機率,我們會現身在一個大瘟疫流行的時代,因為那幾乎是人類群聚成社會後所處的常態。

 

例如眾所皆知的鼠疫,說老鼠改變了許多帝國的命運,並不為過;又如可怕程度僅次於鼠疫的天花,散布歐亞非三洲,遠至日本,奪走的生命可溯至古埃及的法老王。到了大航海時代,歐洲人不是靠著當時仍笨拙的火槍征服美洲,而是靠天花滅絕了印加帝國與美洲原住民,改變了美州人種的樣貌。

 

霍亂則晚至十九世紀初才寫入瘟疫史,但迅速地從印度沿著貧窮的板塊散布到全世界,種下一百年後俄國革命的遠因。較不為人知的還有來自海地的黃熱病,1793年夏天重擊費城,差點讓剛行憲不久的美國政府無法運轉,但海地的黃熱病也讓拿破崙的遠征軍病倒,導致拿破崙放棄在新大陸的野心,有了這個轉念,才有後來美國政府在路易斯安那的大購地。

 

然而在這些歷史的決定時刻,瘟疫很少被直接列為歷史的參與者,總是隱身幕後,暗暗散發一股巨大的暗黑力量,把歷史推向一個始料所未及的軌道。瘟疫的破壞力之大,讓史家推算瘟疫在歷史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並不困難,比較困難的是,我們幾乎無法從歷史經驗中學得如何面對瘟疫。不管是古代的帝國還是現代民主國家,都有一套完整的制度與動員系統來面對戰爭與天災造成的國家急難,唯獨面對瘟疫沒有一個守則,儘管瘟疫是好幾千年來,任何古老的帝國與現代國家都要一直面對的老問題。

 

以老牌的民主大國美國為例,它是第一個無君主統治的立憲國家,憲法是這個共和國寫在羊皮紙上的君王。美國一切的典章制度與政府運作的邏輯,都是由開國的先賢,與繼承者一代一代不斷推敲修改出來的結晶。制憲者所處的時代是離獨立戰爭不遠,新共國屢屢要面對叛亂與外國勢力挑戰的年代,於是這些制憲者在保障人權的同時,也預留許多機制,以備在急難時保護共和國的安全。令人不解的是,戰爭與其他天災和瘟疫造成的衝擊性質截然不同,處置很難平行應用,但瘟疫仍然不是這些現代政府締造者考慮的參數。

 

上述發生在1793年費城的黃熱病瘟疫,衝擊不可謂不深。當時費城是美國的首都,此瘟疫奪走費城超過5000條人命,當時費城總人口不過五萬人,總人口的十分之一死亡,加上兩萬人逃離費城,華盛頓總統也在九月離開,內閣也紛紛避走。國會與市政府關閉,地方與聯邦的分工混亂,連醫生治療黃熱病的方法都出現重大爭議,住院者有一半死亡。事實上聯邦政府並無權力替費城做什麼,這個問題好像至今也還沒完全解決。

 

殊為可惜的是,1793年美國行憲進入第四年,華盛頓總統也剛開始他的第二任期不久,攸關人民權利的十條憲法修正案不久前於1791年通過。也就是說,1793年正是美國的憲政秩序逐漸定型的時候,重大的瘟疫這時出現,原本可以讓這新生的共和國實驗在瘟疫中的憲政秩序,但我們完全看不到這次瘟疫對美國憲政的影響。18世紀末美國的華盛頓、亞當斯,與超過一千年前拜占庭的查士丁尼大帝一樣,面對瘟疫時除了無奈,沒有太多想法,畢竟自己也有染病的可能(查士丁尼確實也感染了黑死病,幸運存活)。再一次,瘟疫成為歷史沒有聲音的地獄使者,人們不敢,也不知如何將瘟疫放入我們公共生活的典範裡,即便是聰明如《聯邦人論》的寫手。

 

人們不敢正視瘟疫,然而瘟疫必定一再回來。一樣的美國,1918年西班牙流感奪走了675,000條美國人的生命;1957-1958年的亞洲流感奪走了116,000條美國人的生命,而這些慘痛的瘟疫經驗,即使是在民主憲政實驗最久的美國,依然沒有在憲政上留下任何有用的標準做法。那麼我們也就不必訝異,在這次武漢肺炎的瘟疫中,甚至是將來另一次瘟疫出現時,我們還是會看到以黨為界,總統與州長、參議員、市長互相叫陣的戲碼。

 

有趣的是,各級的首長平常其實都有相當大權力,但遇到瘟疫他們就變得小心謹慎,因為超越當代醫學知識的疾病不像戰爭與一次性的天災,沒有人知道這武漢病毒的威力到哪,沒有人知道收放權力的平衡點在哪?與平常權力爭奪的邏輯剛好相反,不願自己擴權挑戰病毒,反而希望對方先走。例如在野的民主黨,力促執政的川普總統啟動因應韓戰制定的《國防生產法》,而平常被同一批人形容為無法無天的川普,反而瞻前顧後起來。

 

瘟疫全面逆轉人類的行為,代表友善的接觸成為不道德的危險動作,冷漠的宅男宅女成為最愛護他人的模範,社交聚會、出遊、運動,全成為不被接受的自私行為。那麼在民主國家裡人民與政府的關係呢?當然也被逆轉了。

 

通常在國家或政權受到威脅的時候,統治者必須壓縮人民的權利來保護國家或政權,而壓縮的程度往往會超出人民所願意付出的範圍;但在瘟疫時卻又相反,統治者面對超越知識範圍的疾病一樣不知所措,採取行動時會出現猶豫,反而是人民要求統治者用更嚴厲的手段執行防疫政策。

 

這個現象其實不難理解,因為前線的戰事不是後方民眾直接的經驗,政治陰謀更是與一般人無關,政府的因應措施容易被懷疑過當;但瘟疫不同,死亡的威脅就在身邊,等於是戰敗城破後的屠殺,事實上史上的大瘟疫比任何屠城還慘不忍睹。有這種具體的恐懼,人民自然不計代價,希望當局採取更有效的措施,

 

這毋寧是十分危險的,往往造成人民越過制度的底線,自力救濟。史上猶太人遭受到的大迫害往往出現在瘟疫猖獗之時,但未必是官方的責任。十四世紀黑死病時期,在神聖羅馬帝國境內,猶太人被屠殺之慘,連教廷都感到震驚。教皇親下詔書,指出黑死病與猶太人無關,但面對驚慌的民眾,連教皇的聖諭都效果有限。從科隆到法蘭克福,再沿萊茵河至現今德法交界,猶太人被淨空,躲過殺戮的,則逃往現今的波蘭、烏克蘭,或更深的俄國內地。希特勒口中的第一帝國對猶太人的殺戮,顯然不輸第三帝國。

 

面對驚慌,現代民主國家的公民有比較好嗎?極度無知與血腥的年代或許不再,私刑也斷然不被法律允許,但民主國家引以為傲的自由與人權的價值,仍然可能在一夕之間被拋棄。以下是一個由四位美國的法政學者所做的問卷調查。這個調查得到一個驚人的結果,因應武漢肺炎疫情,八項違背憲法的侵權措施,全數受到不分黨派絕大多數人民的支持。

 

這個調查於3月15日至17日進行,對3000名美國成人做問卷,詢問他們是否支持下列八項措施,其中有半數受訪者被明確提醒,這些措施都可能是違憲的法令。

 

1.禁止離家的活動

2.禁止所有人進入美國

3.禁止非美國公民人進入美國

4.禁止散布不實消息

5.政府接管民間商業財產

6.暫停宗教活動

7.徵招人民工作

8.強制羈留於官署

 

其中支持度最低的是「政府接管民間商業財產」,但也有58%支持;第二低是「禁止所有人進入美國」,竟高達63%支持,兩黨沒有明顯差別。這題的困境是連同美國公民也一併禁止入境,若將此排除,「禁止非美國公民人進入美國」則躍升為支持度最高的一項,達85%支持,而這也是唯一一項共和黨超越民主黨,共和黨高達93%支持,而民主黨則是82%,依然是不分黨派,高度支持。

 

其他各項全部高於70%。例如原本在美國極有爭議的「禁止散布不實消息」、「強制羈留於官署」,也都不分黨派,得到超過70%的支持。有趣的是,以自由派自居的民主黨,除外國人入境一項,全部比共和黨更支持限縮人民基本權利。

 

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問卷是在3月11日WHO宣布武漢肺炎為全球瘟疫後四天做的,加重了美國民眾的心理壓力,而做這個問卷的期間,美國武漢肺炎確診案例由3月15日的1678例,增至17日的3503例,高於兩倍。問題是,那只是美國疫情失控的開始,目前4月6日確診案例已暴增為337,638,是做問卷時的一百倍!如果再做一次同樣的問卷,結果可想而知。

 

上面這八項措施,在台灣也有類似的做法與討論,美國民眾的反應值得參考。

 

對自由派而言,這是必須憂慮的,但對多數的美國人而言,他們相信這是暫時的。瘟疫過後,美國依然是那個頌揚《獨立宣言》與《蓋茲堡宣言》的國度,但哲學家不禁要問,如果對武漢肺炎的恐懼能夠合理化我們現在的行為,那麼哪一種恐懼不能?畢竟憲法只是寫在羊皮紙上的價值,正如美國開國元勳麥迪遜(James Madison)在《聯邦人論》第48篇所言,我們能信任這些羊皮紙做的屏障(Parchment Barriers)來抵抗侵犯自由的惡靈嗎?政治學者花了兩百年找不到絕對的答案;但武漢病毒花了兩個月從中國傳到美國,我確信羊皮紙做的口罩,沒人敢用。

 

 

 

作者為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教授

 

 

 

Please reload

相 關 文 章

Please reload

歡迎追蹤《思想坦克》臉書粉絲專頁,

每日為您推播最新文章消息!

  • Black Facebook Icon

THINK TANK, THINK FOR TAIW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