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前部署或混亂無方?英國防疫政策爭議

Sunday, April 5, 2020

 

 

圖片來源:路透社/達志影像

 

源於中國而在武漢爆發疫情的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蔓延到歐美之後,最近英國的疫情也愈趨嚴重,然而,該國最受熱議的並不是疫情之猛烈,而是起先打算採用較大多數國家更寬鬆的防疫政策,如不禁止集會也不強制關閉公共場所,直到後來因為倫敦帝國學院流行病學學者佛格森(Neil Ferguson)的研究團隊,在收到義大利疫情新的數據後,以數學模型計算發現衝擊遠大於原本預估,促使英國政府政策轉彎採取封城的作法。

 

佛格森宣稱英國疫情高峰會晚義大利兩星期左右,而政府策略從「減緩」(delay)進階到「壓制」(suppression)的時機剛好,但外界對政府輕忽疫情的批評並未減少。尤其是首相與衛生部長同時確診,更強化政府領導人漫不經心的印象。

 

隨著確診與死亡人數衝高,檢討聲浪更是高漲。英國防疫作法最為不同之處是建議出現疑似症狀就在家自我隔離但並不檢測,檢測對象以住院重症病患為主,也未積極以疫調找出接觸者加以隔離。不久前WHO總幹事譚德賽大聲疾呼防疫三字箴言「檢測、檢測、檢測」(test, test, test),「不可矇著眼睛救火」,就被認為是對英國不點名的批評。

 

不過英國政府在三月25日宣布正在評估要採購三百五十萬套檢測包,如果準確度達到標準,將發給在家中隔離的人自行檢測。這是否意味英國改弦易轍了? 其實不然。COVID-19的感染檢測可分兩大類,一是抗原檢測(antigen test),用來檢查病人是否正受到病毒的感染,目前以檢測病毒遺傳物質的PCR最為準確,這也是台灣採用的方法,但須送實驗室分析較為費時費工。另一類是抗體檢測(antibody test),但由於身體在感染病毒之後要一段時間才會出現抗體,而且病毒消失之後抗體還會存在相當時間,因此若要確定病人是否身上還有病毒、有沒有傳染力,此法準確性不如PCR。

 

英國正在評估的抗體檢測讓使用者自行扎針採血檢驗,十到十五分鐘就可以知道結果,號稱和驗孕棒一樣好用。目的並不是要大量篩檢感染者加以隔離,而是要讓那些疑似感染但症狀已經消失的人,能自行確認是否確實曾經受到感染,並確定身體是否已經有免疫力。若是,那就可以結束隔離回去工作,尤其是目前正在短缺的醫護人員。

 

《衛報》報導,英國也在等待德國柯霍研究所(Robert Koch Institute)關於痊癒者抗體的大型研究結果,並在構想「免疫護照」的制度,讓具有免疫力的人可以不受封城令限制。由此可見英國政府雖然不再提「群體免疫」這個引起爭議的名詞,但痊癒者免疫的學理預設仍是政策制定的重要參考。

 

疫情還沒到頂,就已經在構想如何讓重要部門人員復工,這種超前部署或可稱為「英超」吧。更奇特的是英國到現在還是沒能擴大對疑似感染者的檢測,也引起國內醫學界的批評聲浪。

 

批評者主要發聲者是頂尖醫學期刊《柳葉刀》(Lancet)的主編霍頓醫師(Richard Horton)。早在英國封城之前,他就參與連署質疑政府的防疫政策。霍頓主張奉WHO的指引為圭臬,標舉中國抗疫經驗為典範,認為重點應該放在篩檢、疫調與隔離等已經證明有效的作法。霍頓批評英國的政策被行為科學家與流行病學的數學模型家牽著走,醫界跟公衛學界卻被晾在一邊。這場防疫政策辯論也可嗅到學科本位的爭端。

 

霍頓迴避批評同是醫師的首席科學官與首席醫官,但點名批評政府團隊的心理學家哈本(David Halpern)。哈本提出「社會疲勞」論,認為太早實施太嚴格的防疫措施,時間一久民眾會心理疲勞、恐慌和反彈,反而可能在最需要加強防疫時不願合作。

 

英國政府倚重的流行病學家佛格森也沒有醫學學位,他的博士是理論物理學。批評者認為政府失策正在讓國家走進災難。因確診而居家隔離工作的佛格森在三月25日接受BBC訪問,卻說英國和歐陸的疫情雖未到頂但有趨緩的跡象,因為入院人數正在減少,下一階段的關鍵步驟是抗體檢測,批評者認為當務之急是要趕快加大抗原檢測的數量。

 

英國現階段防疫得失如何?為何會採取獨樹一格的「超前部署」策略?英國的失策就和歐美各國一樣低估了此一病毒的威脅,加上英國與義大利等歐陸國家人員往來密切,很快就錯失圍堵時機。《衛報》也提到政府未能及早準備好篩檢,以致目前在各國搶購檢測器材的情況下,擴大篩檢能量的難度較高。

 

之前我在〈英國真的是佛系防疫嗎?〉一文指出,英國這次防疫弱點很可能會是「早已捉襟見肘的健保體系以及近年因撙節政策而受到削弱的社會安全體系,會無法有效執行防疫作為」。日前英國病毒學家漢特(Paul Hunter)投書《衛報》,批評過去二十年來英國的檢測設施一直萎縮,冷戰時期國家保健服務(NHS)為了因應細菌戰的威脅,設置了許多公共衛生實驗室,但近年大多遭到裁撤。曾在WHO任職的小兒科醫師柯斯特羅(Anthony Costello)則認為英國醫療體系的市場化和外包制度造成問題,也批評這次危機政府各單位各自為政以致反應太慢。

 

英國這次的防疫作法也有其科技政策的歷史傳統。科技史學者艾傑頓(David Edgerton)的《衛報》投書指出,英國在面對重大危機時,科技決策常會採取「冷冰冰的效益主義計算」,甚至不惜冒著可能犧牲平民生命的危險來取得最後的成功。例如二次大戰初期英國政府估計納粹德國的轟炸將造成大量平民死亡,但英國政府卻未加強防空洞等措施來保護平民,而是將資源集中用於武器生產,全力準備反擊。

 

冷戰期間蘇聯發展出核武之後,英國並沒有建築地下掩體來保護平民,而是全力發展核武作為嚇阻。艾傑頓認為英國運氣好,這兩次都賭對了。德軍轟炸造成的傷亡遠低於預期,而地下掩體並無法在核戰中保護平民,只能讓倖存者在核爆後多活幾個月然後餓死。但他認為這次面對的是傳染病而不是戰爭,英國這種決策思考若失算會造成可怕的人命代價。

 

在第一階段失利後投入後面階段的超前部署,企圖以此扭轉局勢,英國這種作法歷史上成敗的紀錄都有,這回防疫後果會如何? 是否批評者才是對的? 或許只有等這次大流行結束之後才能分曉。

 

 

 

作者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主要研究興趣是現代西方醫學史與科學史,尤其是英國熱帶醫學史與傳教醫療史,並致力推展西方醫學史的研究與教學。代表作是《帝國的醫師:萬巴德與英國熱帶醫學的創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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