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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摘】《我們都是惡人》





第十章 妄想型敵意


本章將說明人類從事殘忍行徑的特有能力。


我們略為檢視其他物種的攻擊行為時,即使是彼此獵食的動物,也不會以殘酷施虐為樂。貓在逗弄老鼠後突然殺之,其實只是在練習捕獵技巧,凡是小型移動的物體都是目標,很難想像貓會執著於殺死老鼠、以牠的恐懼為樂。但心懷仇恨的人類,卻很愛拉長受害者的痛苦,還絞盡腦汁設計各種酷刑,盡量施加折磨、不給對方痛快。捕食者與獵物的關係無法稱作真正的施虐,就目前所知,唯有人類會以他人的痛苦為樂。


迫害弱者的人類歷史


另外我們也已發覺,動物在攻擊同類時,通常在證明力量的優勢便會滿足,不再繼續打殘或重傷對手。除了過度擁擠或食物短缺等特殊情況,否則種內競爭大多屬於測試實力的儀式。輸家可以撤退,不會被窮追猛打;勝者心滿意足,不僅證明了自己的地位,也展現保衛家園的實力。但人類不滿足於讓敵人逃跑,很可能會繼續施加羞辱或折磨,讓戰敗的敵人生不如死。動物的殘忍經常是迷思,但人類的殘忍是血淋淋的事實。


確實,對人類而言,軟弱或戰敗似乎會增加惡意。在第四章中,我們討論到動物的求和姿態,即戰敗的動物承認對手勝利的方式,通常是朝對手露出身體最脆弱的部分,或收回爪子等威嚇用武器。人類也有求和姿態,但說也奇怪(也很悲哀),這些姿態往往不具任何效果。戰敗的敵人再怎麼鞠躬哈腰、笑臉求繞,都無法平息征服保加利亞的巴西爾二世(Basil the Second)之怒火,根據吉朋所述:


面對一萬五千名因保衛國家而入罪的戰俘,他採取了殘暴冷血的報復行徑,所有俘虜全都被戳瞎,但百分之一的俘虜得以留下單眼,讓他能在他們的國王面前發號施令。


迫害弱者並非野蠻君王的特權。諸如大不列顛等先進國家,居然需要成立國家級的虐童防治協會,堪稱是人類社會最匪夷所思的特點。雖然其他動物可能也會責罰幼兒或限制其行動,在特定情況下甚至還會把牠們吃下肚,但很難想像會有動物故意把親生骨肉打死。但人類對兒女施予駭人暴行的事件卻時有所聞。光是某一年內,英國虐童防治協會經手的受虐兒就有十一萬四千六百四十一人。雖然該協會盡量避免對父母採取法律行動,仍有三萬九千兩百二十三個家暴案需要父母出庭。


據此,我們很難不做出以下結論:人類面對敗者展現的脆弱,可能會克制內心的憎恨,但也可能適得其反。說不定,身為人類最糟糕的特質就是容易恃強凌弱。


攻擊性不等於憎恨


前一段使用「憎恨」而非「攻擊性」,其實是刻意為之。行文至此,本書一再強調攻擊衝動的正面功能,因為這是當代心理學常常忽略的一環。但攻擊性與恨意之間的關係已在前面數章略微提及,包括兩性關係中的攻擊性、憂鬱症、孤僻型人格防禦機制都有討論。攻擊衝動一旦摻雜報復,就會轉化為仇恨,而勝利的一方迫害手下敗將或恃強凌弱的傾向,唯一可能的解釋就是要洗刷過去的羞辱。


正是未能區分攻擊性與恨意,才導致自由人文學者天真地把攻擊性貼上負面標籤,也讓他們荒謬地以為,只要人類不受到挫折,就不會產生絲毫攻擊衝動。


當然,挫折明顯會增加攻擊衝動,但即使是挫折本身,依然有正面功能。每當我們想駕馭環境或滿足需求的衝動受阻,就會心生憤怒,進而提升克服難關的能力。我們若遇到樹木擋路,一股憤怒會油然而生,讓身體呈現最佳狀態、肌肉發揮最大力氣,否則平心靜氣是搬不動的。女人抵抗男人性侵時,通常會讓男人更為凶悍與霸道,進而讓他能壓制住女人,一逞其私慾。但我們對攻擊性正面效益的研究已充分顯示,攻擊衝動都是受挫反應的這項假說不可能成立。然而,我們轉而探討仇恨時,不論是過去或現在的挫折,都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力。


在日常生活中,只要稍加留意,便不難察覺攻擊衝動轉為仇恨的時刻。我們都有自己的對手,也需要對手的存在。即使是家人之間,也必定會不斷爭取主導地位。有時我們遂行意志,有時是我們的對手得逞,而這樣的一來一往,我們也習以為常。然而,父母有時難免對孩子犯錯的懲罰過於嚴厲,後來才有點羞愧地驚覺拿孩子「出氣」,可能是肇因於孩子過去的惡行惡狀,或根本與孩子無關的個人挫折。正是拿他人「出氣」的瞬間,攻擊衝動容易變成仇恨。確實,「拿人出氣」這句話隱含的意思,就是那人本身有「氣」──也許是長期易怒──才會產生不適合實際情況的憤怒反應。挑這個無關緊要的日常例子,試圖說明攻擊性與仇恨的關係,也許看起來有些荒謬。許多父母即使承認偶爾會「拿孩子出氣」,也很可能會否認自己恨過孩子。儘管如此,這仍描繪了人性的兩項事實,有助說明為何人類跟其他動物不同,可能殘忍地對待輸家與弱者。


第一項事實就是,人類傾向以過去經驗為依歸,決定對當前情境的反應。動物也會如此,否則幾乎無法從過去汲取教訓。但人類的記憶力發展得很成熟,除了比其他動物長了許多的嬰幼兒時期,大腦的尺寸與複雜度也更大。雖然精神分析師挖掘出的早期記憶有待商榷,我們確實受到那段時期的經驗所影響。人類學家瓦許本教授就在最近的研討會上表示:


我們如今可以肯定地說,人生頭兩年的早期經歷至關重要,無論是恆河幼猴或人類幼兒皆然。但並非世界各地都普遍看重此一階段,嬰幼兒受到的照顧往往過於隨便。


我們發洩在他人身上的「氣」,也許是白天工作不順利後的受挫憤怒,或是較不容易清除的情緒,像是源自兒時處處都要人幫忙的羞辱和失落。我們常把嬰兒視為反應熱烈、笑咪咪的快樂兒童,容易忘記他們的難過與憤怒。在前一章中,我們看到孤僻型人格患者由於童年環境不佳,長大後仍帶著強烈的敵意,於是藉由從情感互動中抽離,避免自己展現種種負面情緒。而把所有人貼上孤僻型人格的標籤,等於誤用這個實用的詞彙。但無庸置疑的是,由於嬰幼兒的依賴時期拉長了,從而容易感到羞辱或冷落,我們的內在多少都有仇恨的衝動,即「正常」攻擊性缺乏的報復心理。


投射能力


人類的成長與發展趨勢,其實不同於其他動物。人類嬰兒出生時格外無助,畢生依賴母親時間的比例高於其他靈長類動物。但除此之外,幼兒的成長與發展速度在約五歲前很快,之後會放慢下來,直到接近青春期又會加速。至今,心理學家的研究重心是嬰兒與母親的早期關係,這個方向當然沒錯,但成長趨緩的時期,即佛洛伊德所謂的「潛伏期」,其實也極為重要。人類許多特質既跟嬰兒階段的長時間依賴有關,也跟漫長的童年有關,其中一項就是殘忍的傾向,但並非所有特質都如此引人反感。抽象思維的發展、象徵的運用、創造力、驚人的適應力與彈性等等,都是人類較晚成熟的結果。


我們不同於其他動物的第二項特點,就是投射的能力。所謂投射作用,係指把源於自身的情緒、想法或態度歸諸於他人。幾乎任何特質都能投射到他人身上。戀愛中的人習慣於把理想中的異性樣貌,投射在彼此身上;政治領袖經常會被人誤認為具有權威的智慧;分析專家普遍被認為是善解人意的父母;牧師則被認為是超越肉體慾望的精神個體。不過,在此我們主要關心的是所謂的妄想型投射,換句話說,便是假定他人具有強烈的敵意。


這個現象最常伴隨著「妄想型思覺失調症」(paranoid schizophrenia)。如同孤僻型人格患者,這些患者無法藉由抽離來應付自身的敵意,反而把敵意歸諸於他人,認為自己受到無理的迫害。在部分病例中,患者腦海中的加害者是個小團體:共濟會、猶太人、黑人或自己的家人;部分患者則覺得全世界與自己為敵,只要外出上街就覺得有人在說他壞話、路人輕視他,陌生人也對他充滿了惡意的目光。


妄想型思覺失調症經常會脫胎自幻想或夢境,認為全世界要毀滅了。這個假象除了反映患者覺得自己遭世界遺棄、而對世界抱持的強烈敵意,其實也呈現了部分的真實,畢竟患者的主觀世界確實分崩離析。種種華而不實的幻想,通常是設法要維護自尊。要成為眾人關注的對象,無論是好是壞,背後意涵是必須成為舉足輕重的人。妄想型思覺失調症患者覺得,自己無力抵抗他人的邪惡意圖,尤是他們想像中的加害者通常擁有心電感應、催眠或超自然的能力。同時,他們卻又自視甚高。這項弔詭反映出嬰兒最早的狀態,即使凡事無助、需要依賴,卻也是家庭的重心,種種任性的需求擺在第一。


鮮少取得權力高位


許多思覺失調症患者在精神錯亂前,就建立了異常安靜又不愛社交的形象,缺乏一般人應有的積極。因為在他們身上,追求自主的衝動在很早的發展階段就受到阻礙,結果是所有的攻擊能量,幾乎全轉為對外在世界的仇恨,宣洩童年以來遭受的挫敗。


所幸,妄想型思覺失調症患者鮮少取得權力高位,因為他們動輒察覺莫須有的敵意,加上時刻有報復的欲望,可說是潛在的危險人物。部分殺人案的凶手其實是妄想型思覺失調症患者,但多數人只能在幻想中展現個人惡意。但正如先前所述,孤僻型人格確實有可能轉化為妄想型思覺失調症;而孤僻型人格患者雖然不快樂,卻往往有所成就。


雖然在精神錯亂的人身上,妄想型投射作用最為明顯,但不幸的是其他人也可能有此症狀。我們必須假設,全人類都有潛在的妄想潛能。前文討論憂鬱症時指出,我們社會中多數人都曉得憂鬱的感受,但在幾乎所有案例中,無論是輕度或重度憂鬱,都屬於暫時的狀態,多數人可以康復。妄想型投射傾向固然深藏於「正常人」心中,遠非斷斷續續出現,甚至比憂鬱傾向更加無所不在。


舉例來說,在原始文化中,身體病痛鮮少會被歸諸於體內失調,患者往往認為自己遭到毒害或下咒,堅信是他人蓄意傷害。如前所述,原始社會鮮少出現憂鬱症,但急性精神病卻比西方文化更為普遍,不僅有明顯的妄想型投射作用,殺人也很常見。


賤民、部落民、猶太人:世界各地的妄想型投射對象


另一個明顯的現象是,許多文化都會有一些子群體,當作整個社會的妄想型投射對象,這些群體往往遭到敵視與輕蔑,例如印度的賤民和日本的部落民,在當地都被視為汙穢不堪、可能危害社會。的確,這些群體並非一般人眼中有權有勢的階級,但他們與穢物的關係密不可分,往往被視為涉及超自然力量;社會如此小心翼翼地隔離這些人,凸顯了對於他們能散播汙染的恐懼。


若我們想想更為人熟知的偏狹例子,不難發現一項弔詭:許多被當成代罪羔羊的弱勢族群固然在現實中屬於弱勢,卻可能被塑造成具有強大的影響力。在納粹統治的德國,猶太人不只被視為可憎的賤民,社會大眾也普遍相信,猶太人正密謀推翻現有體制、設法取得至高無上的權力。諾曼.科恩在《大屠殺的理由》(Warrant for Genocide)一書中,充分顯示許多人對於猶太人相關的荒謬謠言信以為真;另外,納粹屠殺猶太人固然是無與倫比的人類相殘案例,但社會大眾不假思索,便把萬惡加害者的形象,投射至無辜少數族群身上,其實是一再重演的歷史。


猶太人不只被人認為貪婪成性、覬覦世界權力,還遭抹黑會虐殺幼童、毒害他人;這些歷史上不斷出現的誹謗,正是心理學界有興趣研究的主題,因為思覺失調症患者經常指控父母企圖殺死或毒害他們。在納粹統治的德國,這些指控的荒謬,就如同美化所謂的「亞利安」種族一樣可笑。把人類區分為理想中的優越與卑劣,明顯具有孤僻型人格的傾向。


也許有人會以為,他們抓到自己塑造邪惡形象的那些人後,就會揚棄內心的假象,發覺想像中的加害者不比自己強大或低劣。然而,從中古世紀女巫審判和猶太人集中營的情況看來,實情絕非如此。無數男女老少遭受駭人聽聞的暴行,在在見證了征服者以虐待戰敗者為樂,即使後者毫無抵抗能力也一樣。正是此刻,人類會展現不同於其他動物的第三項特點。


想像他人痛苦的能力


我們已提到,貓無法體會老鼠的感受,因此不會虐待自己逗弄的老鼠,畢竟牠無法想像老鼠的痛苦。然而,人類具有同理與投射的能力,可以體會他人的痛苦,想像對方感受的磨難。人類行善與利他的能力,便是基於對傷者與弱者的共鳴,因為除非能同理奴隸或受虐兒的處境,否則沒人會在意要解放奴隸或禁止童工。但也是基於同樣的能力,人類得以從事殘忍的行為;明明已證明了自己的優越,卻還想要虐待、羞辱敵人,顯然與想像對方痛苦的能力息息相關。


無庸置疑的是,我們內心想對加害者做的事,反映了我們相信或害怕對方會有的行為。凡是讀過奧斯威辛集中營或貝爾森集中營慘況的人,幾乎都會假想對施暴者以牙還牙。抱持人道精神、思想開明的人,理智上明白這樣的報復行為毫無意義,沒必要透過嚴峻懲罰來增加人類的野蠻行徑。但即使心腸再怎麼軟,通常愈是慈悲為懷,愈容易在讀到暴行的描述時,對於加害者產生恨意,從而希望他們承受相同的懲罰。


我們在嬰兒時期多少有無助、挫折和屈辱的經驗,因此可以了解戰敗敵人的感受,甚至希望對方體驗更多痛苦與難堪。人類對於手下敗將的殘忍對待,只能用報復與仇恨來理解。代罪之羊同時象徵了力量與脆弱,我們將力量投射於對方身上,卻對脆弱產生認同感。因此,勝者與敗者因對彼此的仇視而有所連結,這遠遠超越了其他動物對主導地位的爭奪。人類從事殘酷行徑的潛能,也是童年依賴時期拉長得付出的代價。


確實,若說一般人內心潛藏妄想、偏好野蠻暴行,似乎語帶冒犯又不可思議。但不乏相關證據。在某些所謂的文明社會中,公開處決依然會引起群眾熱鬧圍觀,還有母親帶著孩子一探究竟。不久前,在我們自己的國家,叛國賊還會被迫遊街示眾並公開去勢,最後才由劊子手送他們上路。一般人無法施予暴行的想法大錯特錯。我們也許會認為德國集中營的守衛都不正常,但其實多數不過都是普通人,只是藉由日常訓練與仿效,養大了對施虐的胃口,變得習慣每日恣意折磨、羞辱囚犯。我們不用佯裝自己絕不會有想施虐的感受。當然,確實有些了不起的人物,甘願冒著生命危險也要拒絕參與暴行,譬如在集中營的某些醫生便拒絕上級的要求,堅持不進行慘無人道的實驗手術。但人類殘忍行徑的歷史悠久,酷刑的習俗無所不在,實在無法相信僅有少數變態會樂於施虐。確實,凡是琢磨人類相殘細節的作家,都容易被人批評為嘩眾取寵,而非真的要增進讀者的理解,足以顯示社會普遍對此主題深感興趣。我們得正視人類對殘忍行徑的偏好,其實是源自本身的生物特性,一如人類的抽象思考、語言與創造等能力。




參考資料


1.Gibbon, Edward (1898)。《羅馬帝國衰亡史》。席代岳。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2.Laski, Marghanita, ‘The Hostile World’, from The World of Children (London: Paul Hamlyn, 1966), p. 203.

3.Washburn, S. L., ‘Conflict in Primate Society’ in Conflict in Society (London: Ciba Foundation, J. & A. Churchill, 1966), p.57.

4.Comfort, Alex, Nature and Human Nature (London: Weidenfeld& Nicolson, 1966; Harmondsworth: Penguin, p. 17).

5.Cohn, Norman, Warrant for Genocide (London: Eyre &Spottiswoode, 1967; Harmondsworth: Penguin).




作者為英國當代最富盛名的精神醫學權威。他是一位精神病學家,專注於研究分析人類負面情緒與資訊,以富有創造力的理念來治療相關疾病。他在精神病學領域著作頗豐,並具有相當的影響力。


他曾是電台主持人,透過廣播以明朗和悲憫之心幫助很多患有精神疾病的聽眾。史脫爾的研究領域涉及從性欲錯亂症到人類的侵略性、從人類對於孤獨的需求到創造的衝動等心理層面。閱讀他的作品,讀者可以感受到他對飽受精神疾病折磨的人同情。同時,他始終秉持一個信念──藝術和知識,能夠治療精神疾病。


史脫爾深受榮格影響、接受佛洛伊德的理論,卻沒有在其研究領域墨守成規,反是拒絕職業中的教條主義,並對已有的精神疾病劃分極不贊同。他強烈反對強制治療法,並認為:「那些精神正常的人比我們想像中更瘋狂,都是一群瘋狂的正常人。」

書名:《我們都是惡人》

作者:安東尼.史脫爾(Anthony Storr)

出版社:麥田

出版時間:2020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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