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開之後,我們看見什麼?──思索歷史上的兩個學運

Wednesday, March 18, 2020

 

圖片來源:圖片來源:維基共享資源(CC BY 2.0)

 

 

六年前的三月十八日,為了反對中國國民黨強行通過《兩岸服務貿易協議》,學生、群眾與公民團體突然衝進立法院議場,開啟了超過四十天的佔領國會行動,同時也是台灣史上為期最長的公民不服從運動。過程中還爆發324佔領行政院,時任行政院長的江宜樺下令血腥鎮壓。整個佔領行動在立法院長王金平陳諾制定《兩岸協議監督條例》之後,佔領者才退出議場。代表希望的向日葵在運動期間成為精神象徵,凸顯陽光照入黑箱的運動訴求,於是運動也被命名為「太陽花學運」。

 

把歷史後視鏡再往回照,三十年前的三月十八日學生們也正聚集在中正紀念堂廣場抗議。在當時國民黨政爭、萬年國會(俗稱「老賊」)濫權、憲警人員與民進黨國代在中山堂發生激烈衝突的時代背景下,數十名學生從三月十六傍晚開始聚集在「大中至正」牌樓下,反對軍人干政,要求解散萬年國會。具有純潔、草根、生命力等意涵的野百合成為運動象徵。各大學開始串連罷課,參與靜坐示威的學生規模迅速擴大,逐漸發展出「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與「訂定改革時間表」的四大訴求。學生代表在與時任總統的李登會會談之後,於三月二十二日宣布撤離,結束為期六天的「野百合學運」。

 

「太陽花學運」和「野百合學運」都為台灣民主發展歷程寫下令人驚奇的一頁,運動訴求也盡皆落實在制度面,成為民主生活的日常,不少運動領袖甚至也都站上政治權力舞台。也許有人因此會質疑,運動早已被收編、被體制化,我們還有必要談它們嗎?如同當時太陽花運動剛「落幕」之際,筆者經常被問道「它到底改變了什麼?」諸如此類的質疑似乎都顯露某些犬儒觀點,急於對運動的成敗蓋棺論定,也是訴諸後見之明,抗拒理解、否定事件的殊異性。

 

我總是反問那樣的質疑,「你如何能夠確定『運動』已經結束?」、「我們用什麼樣的情節、角色、敘述框架和時間觀來詮釋運動?」、「誰才是運動的主體,那些聚光燈下和攝影機前的運動明星,還是以各自方式參與運動的諸眾?」或者更根本地問,「我們如何確定我們到底從運動中看見了什麼?」甚至「我們如何觀看運動不也都在建構觀看者自身和集體身份屬性、記憶和認同?」

 

太陽花和野百合被稱為「學運」不盡然是精準的命名,或者說,運動的複雜性無法被精準命名,無法被固定在任何單一化的名稱、符碼與象徵之中,自然不可能也不應該有單面向的評價。不論是太陽花或野百合,做為具有複雜本質的運動,都發生在特定情境之中,但是卻又超出主體、空間與現實情境,往各個方向與層次擴散。

 

就最表面的層次來看,「學(生)運(動)」參與者並非全然是學生,即便是學生,也沒有形成一個同質化的整體,我們也無從精準歸類和計算有多少受到運動鼓舞感召的人們是或不是學生。這些不論直接或間接參與運動的諸眾,將以各自的方式接受和回應運動在那他們記憶與生命的銘刻,沒有人有能力和權力為他們決定。

 

社會運動研究者經常從「社會能量的釋放」的角度解釋社會運動發生的原因。也就是說,他們主張長期存在於社會內部的矛盾經常藉由運動尋求化解的可能,似乎社會內建了一種自動化或自生發(autopoietic)的能量和矛盾處理機制。筆者並不完全同意這樣的視角,原因在於它可能忽略或忽視個人在特殊情境中所做的決定。太陽花和野百合運動都不是自然而然發生的,而是有眾多的個體各自做了決定之後,才在某個時間點上聚集在一起,採取共同的行動。

 

每個個體都面對了各自的家庭、同儕和生存情境裡的價值和選擇衝突。在黨國威權和家父長體制之下,大部分的家長和「主流社會」不都要求學生「乖乖把書讀好就好,不要管政治」?每一次的學生運動和歷史關鍵時刻都體現了世代衝突,今年大選過程和結束後各種被韓粉父母情緒勒索甚至掃地出門的事例不也凸顯了這樣的世代衝突?

 

「世代」不見得是年紀的問題,除了關乎個人層次的選擇,也是集體價值、記憶和民族認同的問題。個人在運動中做了什麼,選擇用什麼態度回應運動的召喚,都牽涉到認同什麼樣的身份屬性、歷史和記憶。許多統派人士,包括國民黨、統促黨和其他統派團體,以及部分日前發起和參與「救無別類,應物無傷」連署的學者們,即便他們沒辦法像馬英九自詡為保釣運動的戰將,也把保釣運動奉為反(美日)帝國的神主牌,凝聚他們的中國認同。基於這樣的中國認同,他們自然對近日的香港返送中抗爭嗤之以鼻,甚至支持港警,自然也不會認同任何反抗中國法統和台灣優先的抗爭運動。

 

太陽花和野百合運動,或是更早的美麗島事件,如同歷史透視鏡,甚至是照妖鏡,照出事件發生的當下,誰站在什麼位置上,做了什麼抉擇和犧牲,採取或沒有採取什麼行動。什麼人、什麼政黨反對國會改選、總統直選和民主改革,卻又在事過境遷之後,在花開之後享受陽光,享受民主改革的果實。

 

太陽花和野百合運動不是任何個人和任何政黨所獨佔的產物。對於未曾親身參與這兩個運動或者來不及經歷台灣歷史上民主抗爭的「狂飆年代」的年輕世代,並不需要有「生不逢時」或「逝者已矣」的感慨。60年代歐洲的抗爭運動以「要求不可能!」為號召,從不可能到可能需要主體的洞實踐。運動和事件開啟的是跳脫線性時序的介入時(kairo),召喚對事件忠誠的主體,擴散運動的強度。

 

台灣並沒有因為民進黨全面執政而永享太平盛世。台灣(人)的歷史是一次又一次的抗爭所推進,不一定需要悲情,但不能沒有一些勇敢的人站上街頭,不論是面對中國無所不在、無孔不入的壓迫和各種「紅色代理人」的滲透,反抗世代貧窮和土地不正義,或是追求仍在路上的性別和原民平權。

 

筆者樂於見到臺灣學生聯合會、臺灣青年民主協會、經濟民主連合、台灣公民陣線等團體舉辦野百合三十週年紀念系列活動,延續運動召喚的精神與記憶。太陽花和野百合運動尚未結束,花開之後播下更多的種子,需要年輕世代翻土灌溉,讓屬於他們自己的野百合和太陽花綻放。

 

 

 

作者任教於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不務正業,致力跨越學術藩籬,畢生最大夢想是臺灣人成為有知識、正義感和寬闊世界觀的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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