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絲綢之路》

Friday, March 13, 2020

 

 

 

在西方人的眼中,這個地區的特徵是落後、暴政和暴力。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在二○○一年時說,中亞「被衝突和分裂撕碎」已經太久,這個地方的貿易與合作被「官僚壁壘」和其他阻擋商品和人民流動的障礙所扼殺;「讓居住在這裡的人民擁有更好未來」的唯一方式,她下結論說,就是試著創造持續的穩定和安全。只有在這樣的時候,才有可能「吸引到更多的私人投資」,至少在她看來,私人投資是社會和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因素。

 

然而,儘管這些地方有明顯的「他者性質」(otherness),但這些地方總是全球歷史的重要部分,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都極為重要,這是連接東方和西方的地區,一直作為各種思想、習俗和語言的熔爐,摩肩接踵地從古代一直延續到今天。出乎很多人的觀察和認識,今天的絲綢之路正再次冉冉鋪展。經濟學家尚未把注意力轉投到絲路上,去關注在它的地上、地下、水底和連接黑海、小亞細亞、黎凡特和喜馬拉雅山脈的群山腳下的財富。但是人們已經注意到了沒有歷史聯繫但是卻人為地用相似的測評數據來歸類的國家,如金磚國家(BRICS,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南非),和一度蓋過金磚國家鋒頭的迷霧國家(MIST,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南韓、土耳其)。事實上,絲路上的國家才是真正的Mediterranean」(地中央)—「世界的中央」—我們應該把眼光投向這裡。這裡不是蠻荒的東方,也不是等待被發現的新世界—這是一個正在我們眼前重新連接、重新崛起的地方。

 

城市正在繁榮起來,新的機場、旅遊度假村、豪華飯店和地標性建築正拔地而起,這些國家發現他們手上有著大量的金錢來實現夢想。土庫曼首都阿什哈巴德(Ashgabat)已經耗資數億美元興建了總統宮殿和室內冬季運動場,而且保守估計指出,位於裡海東岸的阿瓦札旅遊區(Avaza tourist region)已經經歷了超過二十億美元的投入。在巴庫的海達爾阿利耶夫(Heydar Aliyev)國際機場,現代化的航廈有巨大的木罩頂和凹面玻璃牆,讓抵達的旅客毫不懷疑擁有石油資源的亞塞拜然有著多大的雄心壯志和財力,給人留下同樣印象的,還有為二○一二年歐洲歌唱大賽(Eurovision Song Contest in 2012)修建的水晶大廳(Crystal Hall)。當巴庫正經歷繁榮興盛,國際旅客的選擇也多了起來,在亞塞拜然首都過夜的旅客可以選擇住在希爾頓、凱賓斯基(Kempinski)、麗笙(Radisson)、華美達(Ramada)、喜來登和君悅,或是各種新開幕的精品旅店。這只是一個開始:單是在二○一一年,在巴庫的飯店房間數量就翻了一倍,在接下來的四年中,這個數字預計將會再翻一倍。或者是像埃爾比勒,很多石油工業以外的人都沒聽說過這個城市的名字,這是伊拉克庫德斯坦的主要城市。在這裡,新營運的羅塔納酒店(Erbil Rotana hotel)的房間價格,要比大多數歐洲國家首都和美國許多主要城市的房間價格更高:一般客房的起步價高達兩百九十美元一晚—包括早餐和Spa(但不含無線網路)。

 

大量的新城市被興建出來,甚至還包括一個新首都—哈薩克的阿斯塔納,這座首都是在不到二十年的時間裡拔地而起的。這座城市裡坐落著由諾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設計的和平與和解宮(Palace of Peace and Reconciliation)和三百三十英尺高的貝塔里克塔(Bayterek tower),這個建築的外觀像是一棵頂著金蛋的樹,訪客在裡面可以把手放在哈薩克總統的手印上許願。對於不熟悉的人來說,這個城市就像是一片新開發的疆土,是一群不知道從哪裡出現的億萬富翁在倫敦、紐約和巴黎的拍賣會上把最好的藝術品買來的地方,這些富翁樂於在全世界購買最豪華的房地產,而根本不擔心自己會不會長期住在那:在倫敦地產市場上,來自前蘇聯共和國的買家所花的平均數額,比來自美國和中國買家所花的平均數高了將近三倍,比倫敦當地買家的平均數高四倍。位於曼哈頓、美菲(Mayfair)、國王橋和法國南部的獨家私宅和地標建築,一個接著一個地被來自烏茲別克的銅業巨頭、被那些在烏拉爾山的碳酸鉀產業大老或是來自哈薩克的石油大亨收入囊中—而且他們通常都是付現金。有些人會把他們的財富花在世界著名的球員身上,比如埃托奧(Samuel Eto’o)就被一個來自裡海地區的寡頭收至麾下,在馬哈奇卡拉安郅隊(Anzhi Makhachkala)效力。這個俱樂部位於達吉斯坦,埃托奧一度成了全世界最高薪的足球運動員;還有其他人花錢來積累國家的聲望,比如在巴庫舉辦的十七歲以下女足世界杯,邀請到了珍妮佛‧洛佩茲(Jennifer Lopez)為開幕式獻唱—這和兩年前在千里達及托巴哥開幕式上為時十分鐘的小型舞蹈團表演形成了尖銳對比,當時的觀眾只不過幾百人。

 

在整個穿越亞洲的脊梁地帶,新的聯繫正在建立起來,把東西南北方向的關鍵地區以各種各樣的路線、框架和形式串聯一氣—就像是一千年前所做的一樣。這樣的網絡也得到了新的動脈種類的補充,例如北方輸送網絡(Northern Distribution Network),這是由一系列的運輸走廊所組成的網絡,穿越俄羅斯、烏茲別克、哈薩克、吉爾吉斯和塔吉克,為美國和聯軍運送「非殺傷性貨物」到阿富汗,沿途還利用了一些八○年代蘇聯占領時期所修建的基礎設施。

 

另外,當然還要包括把能源運送到願意出價的歐洲、印度、中國等客戶手上的石油和天然氣管線。縱橫交錯的輸油管線遍布該地區的每個方向,把資源輸送到土耳其東南部的塞罕港口(port of Ceyhan),或是穿越中亞送到中國,以滿足經濟發展所需的化石燃料。新興市場也同時打開並聯繫在一起,這促進了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的緊密合作,這些國家在取得更多、更便宜的能源上的利益十分一致,新的輸油管能夠讓每年九千五百億立方英尺的天然氣在這裡通過。這條從土庫曼的天然氣田通往赫拉特再到坎達哈,然後到奎達和穆爾坦的路線,對於兩千年前活躍於此的粟特商人和從那時候起一直到十七世紀的販馬人來說,都非常熟悉,同樣對這條路線不會感到陌生的,還有維多利亞時代的英國鐵路規劃師、戰略家以及中古時期前往加茲尼王朝宮廷效力的詩人們。

 

現存的和正在規劃建造的把歐洲和世界中央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連結起來的輸油管線,不僅會給出口國家帶來更大的政治、經濟和戰略重要性,也會給那些管線途經的國家帶來重要性:就像俄羅斯已經表現出來的那樣,能源供應可以被當作武器使用,無論是透過漲價還是切斷對烏克蘭的供應都可以。因為許多歐洲國家嚴重依賴俄羅斯天然氣,還有更多人依賴的是以克里姆林宮為後台的俄國天然氣公司(Gazprom)擁有戰略股權甚至控股權的公司,使用能源、資源和輸油管線作為經濟、外交和政治武器越來越成為二十一世紀的問題。也許普丁(V.Putin)總統博士論文的題目就是一個不祥的預兆,他的研究內容是俄國礦物資源的戰略規劃和使用—即便有些人對於論文的原創性有所懷疑,甚至對博士學位的真實性也有疑問。

 

在東邊,這些管線給明日生活帶來了生計,中國簽下了未來三十年天然氣供應的合同,整個合同有效期的價值超過了四千億美元。這樣一筆鉅資,很大一部分金額將預先支付,這給北京方面帶來了其夢寐以求的能源安全,更證明了預計將花費二百二十億美元修建的新管線的合理性,這條管線將給莫斯科提供在和鄰國及對手打交道時的遊刃有餘和額外的自信。並不令人驚訝的是,中國是唯一一個沒有指責俄羅斯在二○一四年烏克蘭危機期間之行為的聯合國安理會成員國。冷峻的互利貿易現實遠比西方的政治冒險策略更有吸引力。

 

交通路線和油氣管線在過去的三十年中以戲劇性的速度擴張。重要的跨大陸鐵路線投資已經開啟了七千英里的貨運路線,這條從中國通往德國杜伊斯堡(Duisburg)附近的一個大型配貨中心的渝新歐國際鐵路,在二○一四年得到了習近平主席的親自造訪。超過半英里長的火車已經開始載著上百萬的筆記型電腦、球鞋、衣物和各種不易腐壞的貨物出發,朝著另外的方向,有載著電子製品、汽車零件和醫療設備的火車展開十六天的運輸時程—比從中國太平洋港口出發的海運更快速。

 

隨著已經宣布了的四百三十億美元的改善鐵路線的投資,一些人預計鐵路運輸的貨櫃數量將會從二○一二年的每年七千五百個上升到二○二○年的七百五十萬個。這只是一個開始;將會穿過伊朗、土耳其、巴爾幹和西伯利亞抵達莫斯科、柏林和巴黎的鐵路線正在規劃中,新的路線將會把北京、巴基斯坦、哈薩克和印度連接起來。甚至還有修建一條在白令海峽水下的兩百英里長隧道的說法,這樣的工程可以讓火車從中國出發經過阿拉斯加和加拿大進入美國大陸。

 

中國政府正在小心、有目的的建立起一個將礦產、能源資源聯繫起來並且能夠接近城市、港口和海洋的網絡。幾乎不到一個月就會宣布大規模投資以升級或是修建基礎設施,以大幅度提高貿易量和交換速率。與之合作的國家的關係從「鐵哥們」上升到了能夠在「全天候」條件下生存的合作關係。

 

這些變化已經導致了中國西部省分的再崛起。這些內地省分有著比沿海省分更廉價的勞動力,有很多生意已經開始移動到靠近阿拉山口(準葛爾大門)的城市中—這裡是進入中國西部的古代入口,現在正有火車通過。惠普(Hewlett Packard)已經把生產線從上海移到了中國西南的重慶,如今每年生產出兩千萬台筆電和一千五百萬台印表機,用火車把上百個單元的貨物運往位於西方國家的市場。其他公司,例如福特,也已經跟進了這一步伐。富士康—這家頂尖的IT製造商及蘋果公司的關鍵供貨商—已經以之前深圳廠房的設備為代價,讓廠房出現在了成都。

 

 

其他的運輸網絡也開始變成了現實。每天有五班飛機從中國飛往哈薩克的阿拉木圖;亞塞拜然的巴庫每個星期有三十五架飛機往返巴庫和伊斯坦堡,有更多的航班往來於俄羅斯的各個城市。在阿什哈巴德、德黑蘭、阿斯塔納和塔什干機場的降落和起飛時刻表,顯示出了覆蓋這個地區的巨大並且在成長中的交通網—同樣顯示著和歐洲的聯繫有多麼不緊密,來自歐洲的航班很稀少,尤其是相較來自波灣國家、印度和中國的航班。

 

這個曾經孕育出世界最傑出的學者的地區如今再次出現了優秀的學術中心。在整個波灣地區,由當地統治者和大亨出資贊助,由耶魯、哥倫比亞大學經營的學校遍地開花;還有孔子學院,這是傳播中國語言和文化的非營利文化中心,已經在中國至地中海之間的每個國家建立起來,以展現北京方面的慷慨和善意。

 

類似的,新的藝術中心也興建起來,從卓爾不群的卡達國立博物館到阿布達比的古根漢博物館,再到巴庫的現代藝術博物館—或者是宏偉的塔什干國立圖書館新館或第比利斯(Tbilisi)的聖三一主教座堂(Sameba Cathedral),出錢修建這座教堂的人是喬治亞大亨伊萬尼什維利(Bidzina Ivanishvili),他在二○○六年的一場拍賣會上,斥資九千五百萬美元購得了畢卡索(Picasso)的「朵拉‧瑪爾」(Dora Maar)。這是一個正在重塑往日輝煌的地區。

 

例如Prada、Burberry 和Louis Vuitton之類的西方品牌正在波斯灣地區、俄羅斯、中國和遠東修建大型新店面,並見證著銷售數字的攀升(也就是說,伴隨著絕妙的諷刺,精緻的紡織品和絲綢正在反賣回到精緻絲綢和紡織品起源的地方去)。

 

衣物總是社會差異的標誌,從兩千年前的匈奴首領一直到五百年前文藝復興時期的男女都是如此。當今人們對最昂貴品牌的貪婪欲望擁有豐富的歷史淵源—同樣也明顯地表現出在一些財富和重要性正在增加的國家中所出現的新菁英階層。

 

對於那些更有奇異、有害品味的人來說,有經過加密處理過的網站讓他們來匿名購買武器和毒品等等—而且這種網站的名字還故意要呼應過去的交通網絡和貿易樞紐—絲綢之路。當執法部門不懈地和最新科技競逐,來進行這場以掌握未來的貓鼠遊戲時,徵逐過去的戰役已經在我們正在邁入的新紀元中變得越來越重要。

 

將會被重新檢索和重新評估其價值的不僅僅是歷史—儘管當新的大學和學校開花結果時,對歷史再檢索和評估也會發生。但是過去的事情在很大意義上是整個絲路地區的生動主題。在對立的支派、領導人和教義之間的對伊斯蘭教核心觀念的爭鬥,將會和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後的第一個百年時一樣激烈,許多的內容都有賴於對過去事件的解讀;一邊是俄羅斯和周邊國家的關係,另一邊是俄羅斯和西方世界的關係,對這些事物的解讀也已經證明了其具有的影響力和激烈程度。古老的敵對關係可以被煽動起來—也可以被撫平下去—這都要從歷史事例中經過小心翼翼的挑選,從歷史事件中得出是要爭鬥出個結果還是要息事寧人的結論。闡明古老的溝通、交流通道在歷史上是多麼有用和重要會對未來很有幫助—這是中國要如此大手筆地投資的一個原因,中國正在透過主張共同的商業遺產和知識交換來將自己和通往西方的絲綢之路聯繫在一起。

 

事實上,中國在整個地區已經踏上了電信革命的最前端,推廣有線網的建設,同時推廣一些允許世界上最快的下載速度的數據發射器。許多這樣的工程都是由和中國解放軍有著緊密聯繫、享有中國開發銀行低利率貸款的華為和中興興建的,也有一些是以政府間援助的形式興建,這讓中國可以在塔吉克、吉爾吉斯、烏茲別克和土庫曼修建最先進的設施—由於這些國家有維持地區穩定的作用,尤其是擁有礦產資源,因此中國積極地和這些國家建立長期關係。對於這些電信公司的疑慮足以讓美國國會舉行的聽證會做出結論,認為華為和中興「不可以被信任」,因為他們和中國「政府靠得太近,因而對美國構成了安全威脅」—後續有消息揭露,美國國安局開始制定了一個名為「獵殺巨人行動」(Operation Shotgiant)的祕密計畫,以滲入並駭客攻擊華為的服務器。

 

西方對中國越來越深的成見並不令人吃驚,因為一個延伸至全球的新的中國網絡正在建立的過程中。最遲不過二十世紀中葉,人們能夠在不離開英國領土的情形下從南安普頓、倫敦或利物浦出發航行,抵達世界的另外一端,船隻可以停靠在直布羅陀,隨後去馬爾他,然後在賽義德港;從這裡駛往亞丁、孟買和可倫坡,在馬來半島停留,最終抵達香港。今天,中國人也可以做類似的事情。中國在加勒比海的投資數額在二○○四至二○○九年間翻了四倍,同時在太平洋地區透過援助、低利率貸款或直接投資的方式興建公路、體育場館和光鮮亮麗的政府建築。非洲同樣見證了中國緊鑼密鼓的布局,中國已經建立起一系列的立足點來幫助其進行正在上演的「大博弈」—這場博弈是當環境變化很可能對所有人產生重大影響的時候,人們對於能源、礦產和食物供應展開競逐的一部分。

 

如果說西方主導的時代還未完結的話,那麼可以說西方的時代正處在一個十字路口上。在二○一二年美國國防部在審議會議的開幕聲明中,歐巴馬總統以堅定的口吻開宗明義地指出了對於未來的長期觀點:「我們國家正處於轉型之中。」世界正在我們眼前轉變,總統繼續說道,這樣的轉變「要求我們來領導,〔因此〕美國將維持有史以來最強大的軍隊來保障世界的自由和安全」。在實際操作中,正如這份審議報告明確指出的,意味著美國要進行完全的重新定位。「我們有必要在亞太地區進行再平衡」。雖然在接下來的十年中削減五千億美元的防務支出的計畫已經制定出來,而且未來還有可能更進一步削減,但歐巴馬總統仍然極力強調「我們將不會以犧牲這一關鍵的〔亞太〕地區為代價」。如果有人要殘忍地簡述這份報告的內容的話,就是說美國在一百年來將注意力放在和西歐國家的特殊關係上;現在是時候往其他地方看了。

 

在倫敦的國防大臣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英國自己在近年所做出的報告,也接受世界正在經歷動盪和轉型期的看法。這份報告的作者用英國公務員特有的話裡有話的文筆指出,到二○四○年為止「都將是轉型期」。在接下來幾十年中要面臨的挑戰包括「氣候變化的現實,快速的人口增長,資源匱乏,意識形態復興和權力從西方向東方轉移」。

 

當世界的心臟正初具規模地成形,讓橫跨這一關鍵地區的國家的關係得以規範化的機構和組織也應運而生。這些機構和組織最初成立的目的,是為了促進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烏茲別克和中國之間的政治、經濟和合作,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已經變得越來越有影響力,而且逐漸轉變成一個歐盟的可見替代方案。雖然有些人指責這個組織是「侵犯人權的工具」,強調這個組織的成員國不遵守聯合國的反酷刑公約,並公然地缺乏對於少數族群的保護,但是其他人則將該組織視為未來,像白俄羅斯和斯里蘭卡這樣的國家就得到了正式許可,以觀察員身分參加會議。這對於土耳其來說還不夠,該國大聲地呼喊著要成為完全會員國—以重新調整遠離歐洲的方向。在二○一三年的電視採訪中,土耳其總理宣布,該國會放棄曠日持久又收效甚微的加入歐盟申請,並把目光轉向東方;他說上海合作組織「更好也更強,而且我們有共同的價值觀」。

 

這樣的評論也許不該以字面意思來理解,因為世界上這個地區的國家和人民早就擅長用朝秦暮楚的方式為自己爭取好處。然而,當人們開始思考新浮現出的世界秩序時,在華盛頓、北京、莫斯科和其他地方都得出了同樣結論就並非巧合了。美國國務卿在二○一一年曾說,是時候「把我們的目光放在新的絲綢之路上了」,這將會有助於作為一個整體區域的繁榮。

 

這是由中國主席習近平提出的目標。在二○一三年秋天訪問中亞國家的行程中,他在阿斯塔納提出,兩千年來,「雖然種族、信仰和文化背景各不相同」,但生活在這個連接東西方的地區的人民能夠共存和發展。他繼續說道,「中國高度重視發展同中亞各國的友好合作關係,將其視為外交優先方向」。現在正是加強經濟聯繫、道路聯通、貿易暢通和貨幣流通的良機,也是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好時機,換句話說,就是一條新的絲綢之路。

 

世界正在我們身邊發生變化。當我們進入到一個西方在政治、軍事和經濟上的優勢開始感受到壓力的時代中,一種不安感讓人心緒不寧。當許諾自由和民主的「阿拉伯之春」的假曙光已經被不寬容、苦難和恐懼狀態所替代,並且波及到了整片地區之外,「伊拉克和敘利亞的伊斯蘭國」及其後續團體正在尋求控制領土、石油和控制受害者的思想。在這樣的局面中,很少有人會懷疑將有更多的動盪到來,尤其是因為油價戲劇性下跌之後,給整個波斯灣地區、阿拉伯半島和中亞的各國都帶來了穩定性的衝擊,這些國家要努力平衡預算,並且在好幾代人已經習慣了靠石油和天然氣財富過日子的舊有情形過去後施行簡樸的標準。經濟緊縮和政治上的更迭是攜手並進的,這樣的局面很少能獲得快速和輕易的解決。

 

對黑海以北的地區來說,俄國吞下克里米亞並介入烏克蘭事務的作為,已經給莫斯科和華盛頓之間的關係造成了不安,而且也影響了莫斯科和歐盟的關係,這和伊朗的發展軌跡形成了對比,伊朗很久以來都是弱勢國家,但它現在看起來正在恢復伊朗所扮演的傳統角色,成為和平與繁榮得以遍布的靠山。當然還有中國,這個國家已經明顯進入了轉型期,過去二十年飛速的經濟發展已經放緩到了一種被稱為「新常態」的狀況—平緩而不劇烈。中國將如何和鄰國及周邊地區的國家打交道,將如何在全球舞台上舉手投足,都會幫助塑造出二十一世紀的樣貌。

 

習近平在二○一三年提出的「一帶一路」計畫投入了巨額資源,這強烈地預示著中國正在為未來做準備。在其他地方,創傷和困難、挑戰和問題看起來都是分娩之痛—是一個新世界在我們眼前浮現的跡象。雖然我們很想要知道下一個威脅從哪裡來,如何更好地處理宗教極端主義,如何與那些看起來樂於丟棄國際法的國家協商,以及如何在那些我們很少花時間去了解的人民、文化和地區之間建立關係,在亞洲的脊梁地區,網絡和連結正在靜悄悄地匯聚起來;或者換句話說,這裡正在復甦。絲綢之路正再一次崛起。

 

 

 

作者為牛津大學伍斯特學院高級研究員、牛津大學拜占庭研究中心主任。歷史研究作品聚焦在地中海、巴爾幹半島、高加索、俄羅斯、基督教與伊斯蘭文明關係,也擅長中世紀希臘文學,2009年企鵝出版社出版了他翻譯、修訂的安娜‧科穆寧娜(Anna Komnene)《亞歷克夏史》(The Alexiad)。另著有2012年出版的《第一次十字軍東征》(The First Crusade)。

 

歷史學家威廉‧達爾林普(William Dalrymple)曾讚譽梵科潘國際暢銷著作《絲綢之路》是一本「無論範疇、雄心與成就,都相當璀璨奪目的歷史鉅作」。

 

 

書名:《絲綢之路》

作者:彼德‧梵科潘(Peter Frankopan)

出版社:聯經

出版時間:202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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