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易叡

共疫圈裡,社會科技的差異想像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1949年出生在武漢的小說家胡發雲,在2006年寫下了禁書《如焉@SARS.come》。故事在網路上流傳,實體書隔年在香港出版,故事講述戰後兩代知識分子介於理想和現實之間的掙扎。


小說借用的是2003年發生在中國南方的怪病,也就是SARS。在實驗室工作的茹嫣和副市長相戀,卻在替戀人掩護、隱忍事實和紕漏疫情的良心之間不斷糾葛:「於是,人們的想像力就如同恐慌一起瘋長起來。只是政府呢,還是那個老想法,這些添亂的事總是不說的好,多少年來的成功經驗都證明了這一點。三年飢荒,你要是四處去說餓死人了,那老百姓不都要去搶糧庫啊。可這一招此次不怎麼靈了,這些天,光是一天數十條手機短信,就會要人發瘋(頁350)。」


在網路機制尚未成熟的時代,胡發雲一度預言了即將在在網路上壯大起來的公民社會。但小說家終究有著創作者的敏感度,他筆下的知識分子最後悲涼地死去。只是他沒料到的是,十幾年後中國的硬體進步飛速,網際網路的技術已獨步全球,許多國家更不得不仰賴新科技帝國強行輸出的5G系統。


千禧年前後,許多人滿心期盼網際網路開放、訊息及時和去除實體限制的特性能夠為大國的言論自由帶來契機,但二十年後,取得科技主控權的威權政府卻利用具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互聯網」,為國家機器加裝鉗螯。如今在小說家居住地同樣悲涼死去的李文亮,搖身一變成為大國抗疫之戰的英雄。


不少評論都提及,疫情控制得好壞和政權息息相關。《經濟學人》就對比了六零年代以降的各國傳染病疫情,發現專制國家裡每百萬人之中死亡人數平均為六人,大於民主國家中的四人。雜誌編輯認為就算民主國家經常因為程序造成效率不足,專制政權的政府運作也沒有理論中的敏捷。


當然,專制和民主都無法成為流行病學裡的單一變項,雜誌圖表之中的統計關聯性無法直譯為因果關係。疫情控制得不得當,還必須視乎資訊透明度、施政監督和問責機制的完善、法律的執行力、民意與為政者的吻合程度,當然還有必須長時間培養的公民素養。這些都不是簡單一張圖表就可以輕易說完。


政體之外,多數人忽略不看的是社會。舉個例子好了:香港和新加坡這對難兄難弟,在這次疾病的人數上一直不相上下,時而超前彼此,但他們的民情卻完全迥異。作為威權國家,新加坡面對病毒的作法相對寬鬆。但作為東南亞航運樞紐,感染人數的上升並沒有與人們的恐慌程度成正比。不是人人戴上口罩,學生也乖乖搬出大學宿舍準備做為未來隔離檢疫之用,或許可說這小紅點一直以來謀求人民最大利益的「仁慈獨裁制」至今依然管用。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香港則完全相反,政府面對疫情採取態度一開始極度懶散,非得專業人士以罷工方式抵抗,才稍微回應民意。許多措施也得不到公民的支持,只要選定檢疫地點,就會面臨強大的抗議聲浪。因此,政體結構無法解釋感染數字不斷攀升時,在統計數字之外更隱微難辨,卻經常能夠左右疫情發展的變因。


科學、技術與社會(STS)的學者約莫十年前開始提出社會科技想像(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的概念,分析科學技術和群體想像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和這些關係的文化意涵。四年多前,Jasanoff & Kim(2015)為這個仍在變化的概念重新給了一個定義,為人們「共同持有,藉著制度穩定化,在公共領域執行,受到渴望的未來視野(P.4)」。


要注意的是,這裡說的群體並不一定是國家,科學技術也不一定是實驗室裡白紙黑字的研究方案或是約定成孰的方法學。這些關係充塞在人生活空間裡的各個角落,指導人們把想像化為特定的行動。好比發生在世界各地叢生的衛生紙荒,與其說這是集體恐慌,不如把它看成由流行病學數字、媒體渲染、對於國家可持續性的不信任等眾多因素共同動員的當然行為。


耐人尋味的是,雖然仍強調想像的集體性,這些受到不同渴望的未來視野卻是複數,往往彼此扞格。政府官僚、專業技術人員和老百姓對於醫學科學「能做」的事和帶起的「作用」,想像各自牴觸。想像的對象雖然是看似中立的科技,關鍵的變因卻是經常被有心的利害關係者操縱的人性。


在中國,尚待解讀的是中央與地方複雜的關係:地方政府對中央隱匿初始疫情以逃避指責,中央政府對人民撒謊以逃避非議,而李文亮對於未知病毒的擔心,在他同事社交圈紕漏疫情本是再正常也不過的行為。中央如今拿他來貶抑地方政府,為自己的極權操作卸責;對於在口罩上畫上眼睛,寫下「不能不明白」的廣大網民而言,李文亮儼然已經是言論自由的代表。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台灣呢?乍看之下是個防疫體系相當完善的島國,獨缺它在國際組織裡的席次。對於國際盟友剛好陸續湧現的小島政府而言,成功的疫情防控,似乎能為其重返世界衛生組織獲得更大籌碼。因此主管單位從疫情在對岸爆發時就步步為營,在第一時間遍公布疫情的各種資訊,並由政府主導網路上各種信息的事實查核。


掌握強大民意的政府知道限制口罩出口,並徵召工廠製作防疫物資,並不會對自己產生信任危害,因此不論疫情資訊掌握是否樣樣正確、各種處置是否妥貼得當,大體上民間社會和政府的口徑一致,破竹之勢一直維持到終於發生院內感染之前。


但長期被國際社會孤立的島國,關於防疫的修辭手法架置於世界公民模範生想像之上,對零社區感染的追求難免顯得處心積慮。何謂「社區感染」?專家說法不一,卻忘了曾經讓台灣付出重大代價的零瘧紀錄。1965年台灣取得了世界衛生組織撲瘧成功的認證,這個成果其實不像官方出版品裡講的「準備、攻擊、肅清、保全」那麼簡單。


醫學史學者已經先後分析過,這個「傲視國際」的成果,其實除了奠基於日治時期打下的基礎建設,受到戒嚴時期軍事化的社會政治背景的催化,還有受到浮現於民間的「醫療專業公共領域」交互影響,無法歸功於任何一方。但是整整三十年後,台北榮總因為重複使用顯影劑注射針筒而爆發全世界第一起的瘧疾院內「誘導」感染,造成住院醫師自殺,醫療團隊一度士氣低落。


千禧年之後,台東太麻里又出現了受雇到索羅門群島伐木的原住民工人與親戚「介入」感染。不論出現多少新的感染型態,都指向一個新的現實:疾病並非從此消失,而且會以各種例外狀態發生。


而香港是一個特別的地方。身為北京政權的傀儡,疫情爆發初期港府的消極蹣跚,和醫護界的慌張惱怒形成極大對比。香港醫療的專業自主性和科學性格,從一世紀前的鼠疫時期就逐步養成。香港人積極形塑的世界公民形象,也可以從參與國際醫療援助組織的大量醫護身上看得到。


換言之,這是一個悖離價值平行存在的特殊時空。


《蘋果日報》曾經披露,一份內部文件指出香港政府想要藉由抗疫工作重新取得市民對政府的信心,營造日後選舉對建制派有利的選情。不論這份密件是否為真,但據傳被特首辦標籤為「借機鬧事的激進反修例分子」的醫護,顯然和政府站在完全不同的倫理基礎,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德地景(moral landscape)。他們評估自身服務能力之後,發現香港無法承受完全不採取任何封關措施所造成的大規模疫情,因此利用罷工企圖讓政府在封關議題上節節退讓。


雖說病毒讓東亞成為共疫圈,在此人流和商品供應鏈命脈相連的領域,卻被截然不同的想像硬生生地切割開來。見不到對方,也就無法進到對方的現實處遇中設想。受黨徵召的中國醫護鄙視著香港「臨陣逃脫」的同業,但看不到自己如何被國家機器利用。


香港網上論壇羨慕著他們心目中「滴水不漏」的台灣,但卻感受不到它朝向多元社會發展時,在防疫原則和醫療人權之間面臨的搖擺。台灣醫界羨慕著新加坡的分流門診,卻也無視著小紅點上隱而不見,幾乎不受制度保障的移工對防疫帶來的威脅。


邯鄲學步的香港政府,就算捐了一個月薪糧,卻不知自從反送中運動爆發開始,共體時艱最需要的信任成本早已被自己消耗殆盡。而我們取笑南韓異端宗教面對疫情的傲慢無知,卻忘了挖掘整個戰後國家主導的生物科技發展與民間團體的對立政治。


拉長鏡頭來看世界衛生組織的溫情喊話,呼籲人們不要使用帶有歧視意涵的「武漢」字眼;事實上,各地的人們仍然不斷用自己的方式拆解COVID19,想像並解釋病毒的政治意義。


已經身處於訊息疫情(infodemics)也如同病毒般爆發的年代,該如何重新解決這道看不見真相的難題?二月底,The Lancet主編Richard Horton給了人們五帖抽象的處方:檢視全球衛生的指導價值、重新定義繁榮、健康,並思索人的身體在社會中的位置,加上稍微具體的一帖:思索政治制度對於健康的重要性。


然而現代人並非單純活在單一政體之中。面對人口組成、移動方式和身分型態不斷變化,還有例外狀態越來越多的現實,透過群體乃至於個人對於醫療體制、科技基礎建設和訊息的想像,來理解特定社會秩序之中帶有不同意義的願景,和人們因此付諸的行動—可能是公共的,更可能是私密的,也可能是理性或荒唐的—或許是面對疫情更有力的工具。

參考書目

胡發雲,(2007)《如焉@SARS.come》(香港:香港文化藝術出版社)

Sheila Jasanoff and Sang-Hyun Kim (2015), Dreamscapes of Modernity: 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 and the Fabrication of Power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作者為香港大學醫學倫理與人文學部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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