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1947之後:二二八(非)日常備忘錄》

Friday, February 28, 2020

 

 

放送與收束:電波在二二八說的故事

 

(一)1943電波的故事

 

這麼說起來,好像很多事都在1943年寫個起頭,又暗示了結尾。

 

像是戰爭的敗象,日軍聯合艦隊總司令山本五十六死在海上,卻被封鎖消息。又像是臺灣人開始以國家之名被運送至南方諸島、殖民母國軍機廠作戰,這讓部分臺灣人得以確信「成為日本人」的捷徑就在「以血換血」,當然更多的是直面戰爭所帶來的創傷與震撼。其中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兩者的階級落差,越加確立臺灣人一生必須擺盪在「我是誰」的歧路上,投石問路終不得前方解答。

 

訊息封鎖與星散之間,像是電波的傳遞方式。

 

同一年電波彷彿遲到的春雷貫通臺灣全島,1943年全臺的收音機數量達到十萬戶。雖不至於普及到人人家中都有,但放送的電波已然成為文字以外的訊息來源。臺灣知識分子既倚賴著位於臺北新公園的放送局播放戰時訊息,也會悄悄試探公家電波之外,從他方傳來雜噪斷續的聲音裡判讀被封鎖的戰爭消息,從中得到某些預感。這是戰時被國家機器壟斷的報刊文字所不能及的「弦外之音」。

 

把聲音、訊息、思想寄託在電波調頻,任由在肉眼見不到的空氣中流竄。不僅是平民偷偷藉由電波探知外在戰爭的訊息,二次世界大戰中各國政府也深知電波的重要性,將廣播內容視為戰爭的一環。戰爭期甚至有「把新聞當作砲彈,電波當作大砲,在投下的瞬間,會擴散到世界各個角落並且爆發」的說法,電波在此刻成為投擲遠方,無形的武器。

 

無形的武器承載大量訊息來往,廣播倚藉它,電報同樣經由空氣中傳發的波長,將日常非日常、機密非機密來回遞送至接收者手中。對日本而言,在南方諸島嶼戰事逐漸陷入封鎖苦戰的二戰末期,電報傳遞的盡是一些令人沮喪的訊息,但轉發至廣播時,卻又必須是大日本帝國的勝利,只是日復一日密集的空襲警報與民間擷取到的外國廣播,開始讓臺灣人半信半疑宣導的一切。但不管如何,電波與接收器之間的收受已經成為二戰末期各家各戶的風景,每日的廣播彷若骰盅一搖手起盅落,開出點數宣判勝負,只是1943年電波骰盅搖的不是骰粒,是臺灣人的方向去處。

 

(二)1944臺灣調查委員會

 

1943年於埃及的開羅,中、美、英三國元首聚頭,於同年十二月發表開羅宣言。開羅宣言對於當時與日後的臺灣命運做出方向指示:戰後必須歸還中華民國。有了英美背書,國民政府設立的中央設計局在1944年奉准成立臺灣調查委員會,為的是日後能順利接收臺灣。

 

電波的骰盅持續搖動,但沒人知道何時開獎。

 

1944年剛過三十歲大關的林忠,參與了骰盅的搖動。任職廣播宣傳工作多年的他,在1944年6月接獲一紙派令:聘為臺灣調查委員會專任委員。

 

南投草屯出身的林忠心裡暗忖:大概是多年的戰爭終於要結束了吧。

 

他自知這個聘任並非毫無來由。故事要從一個就讀京都帝大的臺灣學生林坤義,於1937年夏天的旅行說起。這個臺灣學生在北平遊歷的半途,從收音機得知蘆溝橋發生中日衝突。剎那間,戰爭近在眼前,身分尷尬的殖民地學生只能立刻動身離開是非之地,但可笑的是,林坤義身為日本殖民地的子民,在返回京都的路途上反而因臺灣人身分受到日人跟監,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回到京都。也許是這項經歷的緣故,又或者可以說在國族戰爭的狀態下,沒有人可以迴避選擇立場這件事,林坤義於同年9月放棄學籍,前往中國投身中日戰爭。在電波戰爭中,選擇「林忠」,作為對日宣傳的一個發報點。林忠的選擇不是孤例,臺灣調查委員會裡的成員:丘念臺、黃朝琴、謝南光、游彌堅、謝掙強、許顯耀等人都是台籍人士,他們在調查委員會裡的建言,成為日後國民政府的統治基礎。像是謝掙強和許顯耀都提到需要加強宣傳工作,以拉近中國和臺灣分隔多年的疏離。在臺灣調查委員會裡,電波從無形的武器要成為縫合的針線,填的是世界局勢留下的記憶縫隙。

 

在電波戰爭中,林忠的日語能力讓他成為對日宣傳廣播的中堅份子,臺灣人身分則是成為週日加開臺語放送的利基。身處臺灣調查委員會的敏感度,讓林忠對日後接收臺灣一事有了心理準備,也許回故鄉的日子就快了。電波依舊像是炸彈一樣擲出、轟炸,但距離骰盅揭開的那一刻是越來越近,只是在中波導入接收器轉為聲音之前,誰都不知道電波到底承載了什麼訊息。

 

林忠清楚的知道,只要戰爭持續,電波戰就不會消失。只是偶爾,在馬不停蹄持續訓練對台接收幹部的空檔中,林忠對眼前低頭用功的受訓人員想著:即便戰爭結束,電波戰恐怕也還會存在著吧?

 

(三)1947的電波方向

 

也許是戰爭結束的訊號太過強大,林忠的預感就跟中波接收器一樣靈敏而準確。1945年8月10日林忠就已經知道日本即將投降的訊息,這意謂著必須隨時待命前往臺灣接收電台。戰爭局勢激烈,臺灣雖然避過美軍登陸的危機,但軍機轟炸頻繁,誰也不知道臺灣電台機器狀態如何。林忠心裡想著還是必須帶著一個懂得機器維修的人員,於是找上小時候曾在基隆待過的科長林柏中,要求一同前往臺灣接收。

 

戰爭一結束,兩人立刻出發前往臺灣。出乎林忠意料的是,電台機器保留狀態比想像中還來得更好,甚至電波之強還可以傳至中國。林忠盤算手上的幾個分臺,除了臺北總局之外,還有台中、嘉義、台南、花蓮,就連高雄也有漁業電台可用。臺北、台中、台南皆有播音室,嘉義民雄的機房功能完整,可以說西半部的廣播網無須多加整理就已經非常完整。

 

只是跟戰前林忠的預感相同,電波戰爭還沒結束,骰盅內臺灣人的命運尚未完全揭曉。

 

1943年全臺登記的收音機就已經到達十萬臺,戰後收音機的數字持續成長。戰時保留下來的習慣,讓臺灣人非常倚賴追隨收音機傳來的訊息,加上電報的輔助,電波傳遞的時間比報刊文字來得迅速,更具渲染力。林忠看著播報稿沉吟,想著物價這事情再不處理,恐怕是要出大亂子。陳儀是1944年臺灣調查委員會的主持人,戰後也理所當然的成為臺灣行政長官。只是二戰結束了,中國內部戰爭可還沒完,不只八路軍是問題,國民黨內部派系鬥爭也是僵持不下。依林忠看來,政學系統的陳儀要處理臺灣經濟、政局之外,還要搞定軍統、CC派人馬,實在也是吃力。之前在重慶就認識陳儀這個人,想想倒是同情起來。

 

不過認識又怎樣?臺灣廣播電台不隸屬長官公署,是劃歸中央黨部管理,說來也是掌握在CC派手中。林忠只是希望別發生事情,若是有事恐怕是要成為派系棋子之一。

 

只是命運之神掀開骰盅的手法非常細微、極為日常。

 

林忠記得是在二月最後一天,身為臺北廣播電台台長的他依平日慣例午休,電話鈴聲劃破睡夢,說是臺北發生動亂,有一百人圍住電台要求放送訊息。那些百姓憤慨的眼神令人難忘,終於還是出大事了。林忠心裡想著。

 

協商之下,幫助推派出來的三位百姓寫稿放送訊息。只是這個協商到後來成為柯遠芬口中的暴民佔領電台。

 

電波發射,骰盅又開始搖動。

 

台中播音室在3月3日凌晨以日文發布決戰警報,召集人手前往市民館,呼籲市民與國軍決一死戰。電波戰再一次開展擴散全臺。

 

電波承載的也不只有各地臺灣人的決戰呼籲,還包含蔣渭川的安撫講話,以及鑄成省參議員王添灯枉死遠因的三十二條處理大綱。陳儀亦登電台發表演說承諾,柯遠芬也透過電台調度南部軍隊。可以說在二二八事件之後,本省、外省雙方都藉由電波發布訊息、隔空喊話。

 

但電台的電波只是明面上的。

 

誰都沒有注意到伏流下的電波發送,尤其是本省激昂,一心想討回公道的百姓。

 

(四)1945回來的那些半山仔

 

就像是電波。既可以透過各地電台公開放送大量二二八訊息,召集地方青年迅速集結;也可以透過電報的按鍵,一個一個字敲下對政敵、臺灣精英的不利訊息,祕密地傳送到南京當局,成為誅殺的理由。

 

林忠是在二戰結束前一年接到那紙派令成為臺灣調查委員會專任委員。臺灣調查委員會的成立,是為了接收臺灣所作的預備。但早在接收之前,情報系統就已經開始動作,1941年軍統局的臺灣組成立,1942年由臺灣革命黨的翁俊明,率領臺灣直屬組,有意識地吸收當時前往中國追尋理想、汲取祖國情感的臺灣人,並加以訓練。從這時開始,情報戰有如空中發散的電波一樣四處蔓延,卻無人能夠在日常得見。

 

電波是隱匿不顯的,它必須通過發報器和接收器才能現形。日治時期前往中國的臺灣人與電波一般,日常隱匿於人群之中,一旦別人問起出身,便說自己是福建廈門人。鍾理和在〈白薯的悲哀〉裡寫到:「北平沒有臺灣人,但白薯卻是有的!並不是沒有臺灣人,而是臺灣人把臺灣藏了起來!」臺灣人夾在殖民母國日本和情感祖國中國之間,兩邊不討好,就像電波進入接收器再放送出來後才知道訊息來自何方一樣,臺灣人一開口便被詢問出身:口音聽起來不似本地人啊?哪裡人啊?沖繩?九州?福建?廈門?殖民母國不信任殖民地臺灣,與殖民母國交戰中的祖國也同樣鄙視臺灣人。

 

當林忠還是京都帝大的學生時,被日人一路監視逃回日本,在中國的臺灣人也一樣要成為變色的昆蟲才能活下去。因此,臺灣人好像也習慣了以兩種身分徘徊於各種角力,甚至自己不知不覺成為鬥爭當中被驅使的一角。

 

包括國民黨內部的各種派系傾軋。

 

說來這些在中國的臺灣人不總是那麼委屈。雖然無法預知戰爭結果,但這些不管是為了理想,還是為了生計而出走到中國的臺灣人,在戰爭結束的那一刻,瞬間從戰敗國成為戰勝國那一方。他們與待在臺灣還尚在徬徨、不知未來如何發展的人不同,鍾理和口中的「白薯」們早在戰爭末尾的那幾年,以各種方式進入中國政局參與二次大戰,他們在中國的這些年掌握了語言和人脈,同時也取得戰後第一波「光復臺灣」的先行接收機會。

 

當林忠第一次聽到「恁這半山仔」時,心中苦笑一下。半山半山,半個唐山。「唐山」在這邊既指稱了他們的來處,也點明他們優勢和尷尬之所在。林忠非常清楚自己為何在1945年戰爭一結束當下就成為來臺的先遣人員,他會日文、閩南語和「國語」三種語言。他是臺灣出身,面對故鄉事物既不陌生,也熟知如何和日本技術人員點交廣播器材。過去尷尬於兩方的身分,如今成為利多,猶如壓寶揭盅全中的勝利者。這種利多,不免就在這種戰爭剛結束的紛亂中,給人混水摸魚的機會,更何況從中國回來的臺灣人,也並非全為善類。

 

街坊鄰里都在傳,來臺灣「光復」的半山仔有些都是過去雄霸一方的角頭,日本時代去了中國當浪人打手,這次挾著光復名義歸來,過去地方的樁腳自然就偎靠過去了。官方組織這些角頭流氓成立「義勇糾察隊」,說是協助地方綏靖,回復過去安寧生活,但是很多時候都藉機拐騙,擾亂地方;亦有另一說是收集地方頭人資料,找機會恫嚇撈油水等。不管如何,「半山仔」是跟著「阿山仔」來的,來臺灣「光復」的外省人佔據高位、裙帶關係、酒色財氣樣樣來,看在眼裡的臺灣人給了個「阿山仔」蔑稱,從中國回來幫忙接收的臺灣人猶如跟班,竟也有人跟著發大財起來,自然也得到個「半山仔」之名。

 

對林忠而言,日常管理電波放送電台就是他回臺的職責,捫心自問沒做出什麼丟臉出格的貪墨之事,但作為管理收放電波的人,有些訊息也會跟電波一起傳到他耳裡。像是林忠之前關於戰爭尚未結束的預感,國共兩邊相鬥是越發激烈,情報機關也是越加收束,軍統情報勢力如何在本島運作這件事影影綽綽的讓林忠蒙上不安的陰影。

 

早在二戰末期,就見識過軍統系統戴笠那幫人的狠勁,表面越是平靜無波,私底下各種告密報復刑求。以目前臺灣政學、CC、軍統各自掌握軍憲警一片天的狀況,二二八事件後本省人如火如荼的行動與陳儀政府的表現讓林忠十分不安,只能盡所可能的勸退各種廣播訊息煽動。

 

只是林忠所不知道的是,陳儀政府和軍統根本就在這些本省人中安插間諜主導行動,並加柴添火升高熱度,再把這些不實的訊息,透過電報傳到南京,營造本省人叛變的錯誤印象,導致三月後續的鎮壓悲劇。林忠終究只能阻止表面上的電波發送,對私底下透過電波傳遞去南京的電報,如何成為臺灣命運骰盅的決定者卻一無所知。

 

(五)誰是許德輝

 

當林忠後來想起二二八處理委員會的開會情形,就覺得有些人很眼熟。眼熟的當然不只是蔣渭川、王添灯那些檯面上的人物,他說的是:角頭許德輝。

 

林忠也許知道,也許不知道。

 

知道的是許德輝的樣子和身分,不知道的是許德輝背後的「大人物」們與他被指派的祕密任務。

 

不過這也很正常,亂世之中誰都有祕密任務需要執行,而且還是以國家大義之名為號召。

 

林忠當然知道許德輝是誰。許德輝之前是臺北赫赫有名的大角頭,二戰結束之後從中國回臺灣,擁有不少徒子徒孫。回來臺灣之後積極活動,收納不少在地流氓,像是大稻埕綽號密婆吉(「密婆」為台語「蝙蝠」之意)的流氓頭林秉足。表面上,許德輝有個正式工作:儲蓄業務相關的「互正公司」,但實際上是流氓聚會的地點。許在二二八處理委員會中積極發言,以過往擔任台北市警察局偵緝隊的經驗保證,統合流氓和學生共同組成維持治安的忠義服務隊。那副剽悍、以社會治安為己任,甚至對行政長官慷慨發言的樣子,博取不少在場民眾的喝采。像是:「如軍警不法開槍時,吾輩已決定玉碎作為犧牲」、「如渠不幸身死,希望市民做後盾」,許德輝的每一句話,都像在沸油中滴落的水珠般,引起民眾大聲附和。

 

林忠想起,自己眼熟的不是許德輝,而是許德輝奮臂高舉、挑動情緒的那個姿態。林忠冷眼旁觀,腦中想的不是市民宣告,也不是亂糟糟的會場,思緒倒是被拉到去年底的「澀谷事件」大遊行,好像也有誰說過看見許德輝在隊伍裡的樣子。想到去年底,臺灣抗議美國審判澀谷事件不公的包圍遊行,前期有人在隊伍中大聲呼喊激發民眾情緒,讓遊行差點失控,好險後續蔣渭川出來控場,才不致出事。

 

這事情絕對不單純。林忠不敢深想,向旁邊的人說明自己身體不適,就踏出會場。回家才發現自己流了滿身冷汗,衣衫浸透,的確差點大病一場。再度想起之前對時局的預感,才悚然發現自己已然站在刀口上,邁一步就入深淵。林忠從此託病不出。

 

預感就像電波一樣神祕,屢屢讓林忠閃過許多麻煩事。林忠生病無法前往電台上班的期間,電台還是持續運作,陸續來了一些人要求電台放送消息。像是後來據說被憲兵淋油燒死的省參議員王添灯,宣讀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向陳儀提出的「三十二條處理大綱」;堅稱電台被暴民佔據的警備總司令參謀長柯遠芬,和行政長官陳儀也來過數次,柯還透過廣播,向南部宣佈兵員調度的訊息。

 

林忠臥病在床的時間,外面風雨不斷,每日事件變化迅速,林忠耳裡帶有沙沙聲的放送音訊,就像是纏繞臺灣戰後命運的摧命魔音。這場亂局不知何時結束?當林忠聽到廣播傳出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對陳儀政府的訴求,尤其是「政府在各地之武裝部隊應自動下令暫時解除武裝武器,交由各地處理委員會及憲兵隊共同保管」時,心下更是一沉,明白此局終難善了。除了檯面上這些處理委員恐會遭殃之外,自己作為臺灣廣播電台的主掌者也沒有什麼好下場。林忠自己臥病在家,電台交託給太太林錢韻幫忙打理。林忠在太太下班後問及情況,林錢韻也是搖頭,說自己和劉啟光已經盡力勸阻王添灯,還是勸不下來。

 

至於「三十二條處理大綱」怎麼在之後變成「四十二條」。林忠陸續聽了處理委員會傳來的消息,聽到三十二條處理大綱開會討論時,有白成枝、呂伯雄、警務處劉戈青這些人,搖搖頭明白二二八處理委員會大概已經混入軍統、C.C.的勢力。別說檯面上這些人之後下場會如何,林忠心想自己最好也該想一條退路。

 

許德輝在委員會的大聲疾呼,果然產生功效,流氓和學生分組的忠義服務隊,讓市井陷入既混亂又穩定的局面。混亂的是流氓趁火打劫、耳語不斷;穩定的是學生巡守發揮戰後學生組織強大的一面。

 

在3月6日處理委員會上,林忠見到許德輝,也指認出許德輝的身分,只是林忠不知道許德輝的另一面向,也不知道許德輝另一身分所發出電報,到底導致多少臺灣人成為槍下冤魂。不過,就算林忠看到電報,大概也無法指認出許德輝。

 

因為許德輝在發往南京的祕密電報上,署名是「高登進」。

 

電報裡的高登進是保密局臺灣站通訊員,是勇於任事、忠心耿耿偵查臺灣如實回報動亂的探員。一直要到2000年「拂塵專案」史料出土,在一份名為〈臺灣二二八事件反間工作報告書〉中,許德輝在二二八事件的身分才重合一起為世人所知。

 

當臺灣人前往中國再度以勝利者的身分回來時,身分往往撲朔迷離,戶籍系統的失效、間諜多重身分的問題。許德輝與其說是一個身分成謎的人,還不如說他是戰後初期臺灣人在妾身未明情況下,利用政權交接的縫隙「力爭上游」的面向。

 

這份反間報告書,是許德輝為了自保性命,呈給當時保密局長毛人鳳的資料。許德輝在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上的發言和後續行動,使得自己在二二八事件之後反遭通緝追捕。眼見火即將燒向自己,許德輝不顧情報系統不隨便揭露情報身分的規矩,寫下〈臺灣二二八事件反間工作報告書〉求生。內容說明自己在二二八事件中,如何奉當時保密局臺灣站站長林頂立指示,並得到陳儀同意下,成立忠義隊,伺機煽動民眾情緒製造事端。許德輝在報告書中,自承為新竹東門街人,為中國國民黨黨員,報告書中可以見到許為了躲避二二八事件後續追捕,不得已才曝光身分。

 

從目前集結的《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中,可以發現電波不僅被運用在全臺電台訊息通報,亦成為祕密伏流將「不正確」的臺灣社會狀況,往南京匯報,其中包含各方算計,派系鬥爭,使得原本單純民怨爆發事件,上升為派系翦除異己、誅殺臺灣精英的手段,加油添醋的祕密電報,更導致接下來3月8日的臺灣慘劇。許德輝不過是保密局裡擔任對外搧風點火、爭取上位的一個半山臺灣人,卻讓整個二二八事件成為難解的悲劇。

 

多重的姓名就像是隱伏在空中的電波頻道,如果沒有二二八報告書和許德輝為了自保寫的〈臺灣二二八事件反間工作報告書〉,誰也不知道他們的真實身分,但他們的確「如實」地運用傳遞訊息或擾動當時紛亂的臺灣政治社團。

 

電波作為訊息傳遞的工具,在二二八事件放送與收束的當下,又有多少面目未明的「許德輝」隱藏其中?

 

後記:

 

當初決定以廣播為主題去談二二八,主要是發現廣播在二二八事件當中扮演了一個極為重要的角色:訊息發送。從許多人的訪談當中,可以發現二二八事件散布全臺的方式是透過人(耳語)、電台、新聞報紙。有趣的是,廣播同時又可以呼告群眾聚集,或要求市民稍安勿躁,像是臺北、台中、嘉義、花蓮、高雄在事件中都有類似的情況。當時的臺灣人、外省人、陳儀政府,乃至各種社會系統都必須通過廣播調動、呼告訊息,而廣播系統又與進入二十世紀後現代化「電波」使用,有密切的關係。

 

同樣作為以電波傳導訊息的系統,除了廣播之外,就是電報。電報和廣播接收放送不同的是,它作為一種私密、非公開的訊息管道。如果以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看來,可以發現從電波概念出發的兩種延伸物,其實在戰爭期當中各自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而這兩個角色到了戰後臺灣,依舊沒有停止它們的任務。甚至,我們可以發現臺灣人、國家機器如何在二二八事件當中,不斷反覆操作這兩種器械系統,進而造就不可挽回的後果,其中包含情報機關、外省人、臺灣精英組織、半山臺灣人。電波本身在操作上是必須正確無誤的才能順利發送,但透過接收器所解讀出的文字訊息卻未必如此,情報系統和國民黨各路派系算計中,我們可以見到二二八如何從一單純民眾抒發怨氣的事件,在各種假消息、密謀煽動下,轉變為三月大水的導火線。

 

也希望這樣的書寫能讓面對假新聞不斷、香港民眾死命撐住抵抗的這個當下有更多警惕,衷心祈求三月大水沒有再來的那一天。

 

 

 

參考資料.:

  • 石育民,〈廣播與收音機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角色〉,收錄於《二二八歷史教育與傳承學術論文集》,頁49-77。

  • 林正慧,〈二二八事件中的保密局〉,《臺灣史研究》第21卷第3期,頁1-64。

  • 陳翠蓮,〈「祖國」的政治試煉:陳逸松、劉明與軍統局〉,《臺灣史研究》第21卷第3期,頁137-180。

  • 葉龍彥,〈臺灣廣播電台的重建與發展(1945-1949)〉,《台北文獻》第96期(1991年6月),頁149-167。

  • 葉龍彥,〈臺灣廣播電台的業務經營〉,《台北文獻》第120期(1997年6月),頁23-41。

  • 許雪姬主編,《保密局臺灣站二二八史料彙編(一)》,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15年。

  • 賴澤涵總主筆,《『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台北市:時報文化),1994年。

  • 《口述歷史—二二八事件專號》第四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

  • 林平,《戰後臺灣廣播事業及其政治社會功能(1945-1962)—以中國廣播公司為中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2年。

 

 

本文撰寫者王俐茹,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台灣語文學系博士候選人,與林芳玫合著〈從英文羅曼史到臺語電影──《地獄新娘》的歌德類型及其文化翻譯〉,收錄在《百變千幻不思議:台語片的混血與轉化》(2017)。

 

 

書名:《1947之後:二二八(非)日常備忘錄》

編輯團隊:鄭清鴻、陳允元、王俐茹、藍士博
作者:蕭鈞毅、藍士博、陳令洋、王俐茹、李思儀、王順仁、許宸碩、林雅婕、劉承欣(依篇章順位排序)

出版社: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

出版時間:2019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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