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作為國家意識的啟蒙──從施密特重估主權、民主與政治

Sunday, February 23, 2020

圖片來源:美聯社/達志影像

 

 

連日以來的武漢肺炎疫情有越來越嚴重的趨勢,願感染者能夠早日康復、逝去者能夠安息之餘,疫情所引發的各種爭論,對台灣人而言亦不失為一次難能可貴的政治教育。因為它能幫我們釐清,為什麼此時劃定同胞的界限是重要的,而違反這樣的界限讓人深感憤怒的情緒又為何是正當的。

 

更進一步,它揭露了如范瑋琪、大小S等親中藝人甚至馬英九等親中政客等,名為「普世人權」、實則糟蹋台灣、通敵媚中的作為與話術,除了在政治、法律理論上站不住腳之外,更由內而外瓦解台灣的主權、破壞民主並事實上取消台灣人的政治性。這些警訊我們必須透過瘟疫加以警覺。

 

被「人權話術」隱蔽的主權

 

之前,衛福部長陳時中一席「自己選的國籍自己承擔」,以此阻絕中共惡意下的疫情擴散,果不其然地引起國民黨人的批判。馬英九率先發難,以高道德姿態批評這麼做是「民粹輾壓人權、歧視凌駕人道」,並引《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要蔡英文政府吞下中共刻意營造的防疫破口。然而,關於馬英九「陷國人與防疫人員健康於危殆」的疑慮姑且不論,事實上他更以普世人權的話術隱蔽台灣作為主權國家的功能,而這對國人同胞是危險的。

 

正常狀態下,依照法規的一般規範,是該保障人權與陸配子女的健康。但現在台灣面臨的瘟疫,是非常狀態,或者以德國思想家施密特(Carl Schmitt)的話來說,是「極度危急狀態」、「瀕臨國家存活的危殆」,具備正常時期效力的法規的一般規範,無法處理這樣的非常狀態;此時「主權的主體是誰」、「這樣的主權者如何在非常狀態下做出(不受法律拘束的)決斷,以恢復正常狀態」的問題就會成為核心。

 

必須知道,所有的法都是「狀況之法」(Situationsrecht),只有主權者才能創造、保障法律得以成立的狀況。因此台灣作為主權在民的國家,當然是以國民大眾為主權者。在大疫當頭的非常狀態下,為了保障主權者國民大眾的健康、防堵中共帶來的防疫破口,讓蔡英文政府代表主權者行使「高於法律」的、「禁止非國籍者入境」的決斷,根本上來說正是發揮正常主權國家的權能。

 

被「普世措辭」戕害的民主

 

再者,不難從馬英九對陳時中的批評當中發現,即使沒有台灣國籍也要「人人平等」的「全球主義」──其實更貼切的說法是普世主義(Cosmopolitanism),這也是范瑋琪拿來罵禁止口罩出口的行政院長「狗官」的依據。然而在這種非常狀態下要求接納沒有本國國籍的人,又或者要求稀缺的口罩出口,都會造成民主的危機。

 

施密特在《議會主義與現代大眾民主的對立》一文中,定義了民主。他認為民主是基於「同等者應被同等對待」的平等原則才產生的,但同時必然會有「不同等者則不被同等對待」的結論。

 

換言之對實質上的民主來說,「同質性」是不可或缺的,並且若有必要,則應當排除甚至殲滅「異質性」的東西。過去的人為了克服不平等,創造了民主,它追求的是「統治者與被治者」的一致(既是民也是主),因此人獲得了平等的權利(政治上的平等)。而只有在固定範圍內擁有同質性(同個民族、國籍、公民德性)的共同成員,「統治者等於被治者」的民主才有存在的理由;否則就會是有身份階層的政治制度。

 

而與之相反,施密特認為,要求「只要是人就有同樣的權利」,換言之把「人類」當成同質性基礎的某種自由主義,也就是普世主義(或者施密特所謂的「人類民主」),在地表上是找不到這種政治制度的,它只能是個人主義式的、人性的道德以及世界觀。並且對民主是有害的,因為普世主義會讓「平等的價值」下跌,它會讓具備同質性的成員認為平等是沒有價值的,用這種沒有本質的平等來處理的事務也將變得一文不值。

 

這看似有點難以理解,但試想這次呼籲把有限的口罩捐出去、把台灣的醫療資源給沒有台灣國籍的人、雙邊押寶、騎驢找馬的人來使用所產生的不平與憤怒,就是「民主帶來的平等價值被侵害」的最好註腳。

 

被「道德情感」勒索的政治

 

施密特認為更糟的是,現代的民主國家(大眾民主)正把這種普世主義混進民主當中,這產生了民主的危機。今天在全球化之下,人們高舉普世人權、人群頻繁於各國移動而產生的排外風潮與極端政治;人們不再關心政治、只關心個人利益的受損等,或許就是這個民主危機下,政治平等不再被人信任的病症。

 

就如同前陣子的台灣,只關心發大財而不擔心會被統一一樣。當然,普世人權或許是值得實現的理想,但施密特給我們的教訓是,追求這個理想的同時必須冒著民主的危機,如何在國家不致崩潰的同時實現普世的理想?這是艱難的問題,但國家不能崩潰絕對是必須優先考量的事項。

 

於是我們得知,台灣除了有瘟疫透過全球化加速擴散的危機,更有上述的民主危機。是誰將這麼重要的、長久以來的問題隱而不顯呢?從這次的武漢肺炎,我們可以得知,那些名為全球主義、普世人權,實則親中、左右逢源的藝人與政客甚至某些知識分子,就是導致台灣人普遍沒有政治意識的元兇。

 

在近來的防疫措施中,他們用人權、大愛為由每多掣肘,更重要的是,把對中國必要的提防與警戒打成狹隘、歧視與仇恨。長期這樣道德情感的勒索之下,將使得台灣人一則失去對民主的信心,二則認不清實際上的敵人,換言之,失去施密特所謂「區分敵友」的能力,這將是致命的。

 

「初生之犢不畏虎」的俗諺除了訴說年輕無畏,其實也同時說明了「不識敵人」的極端危險;分辨出誰是要侵犯、併吞乃至消滅「我們」的敵人,並非是基於仇恨或歧視,它是存活的前提,更是政治性的體現。一個國家喪失區分敵友的能力,意即政治性的消亡,就是國家淪亡的象徵。瞧瞧這些普世大愛的人以高道德姿態批評時下的防疫措施時,中共又幾度軍機繞台、吳斯懷又以挑釁對岸加以責怪;這樣由內瓦解防備、於外施壓恐嚇的一搭一唱難道會是巧合嗎?

 

最後容筆者擺脫冷靜的口吻,傾訴一席肺腑荒唐言:被世界孤立的國民同胞、備受輕賤仍步履蹣跚、堅持走下去的國民同胞,這種時候還要承受偽善的普世主義者的揩油而被迫「慷慨」;除了我們自己,又有誰能來愛護、又有誰能來辯駁呢?讓我們高唱:「熱愛國家的人有福了,正義是屬於他們的」。如果這是狹隘,容我拒絕普世的大愛,擁抱她的狹隘。

 

 

 

作者努力學習外語、攝取外國新知卻(暫時)出不了國的、自我意識過剩的悲情研究生。關懷德國、日本,當然包含祖國臺灣在內的種種人文社會思想議題。希望有天渺小的自己能為臺灣及其周遭的弱小民族盡綿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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