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自由的窄廊──國家與社會如何決定自由的命運》

Friday, February 21, 2020

 

 

受命於馬(克思)

 

中國今天已不再是帝國。清帝國在一九一二年滅亡,開啟短短的共和時期後不久,接著就是軍閥割據和國民黨的專制政府,隨後爆發的內戰於一九四九年結束,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獲勝,贏得政權,從此不再受命於天;商鞅的法家和孔子的儒家道德觀失勢,取而代之的是共產黨的意識形態,中國的現狀看似就似跟過去完全斷絕關係。

 

實則不然。共產中國的延續性就和差異性一樣強而有力,從受命於天變成受命於馬(克思)。從清朝以降,中國國家機器的明確特徵就是極度宰割社會,這一點並沒有變。事實上,在共產黨的統治下,情形變得更糟,因為毛澤東堅持要在全中國展現更明確的統治。清廷雖然貌似專制,但在全國大部分地方,卻看不到國家機器的蹤影,在鄉下尤其如此。毛澤東在農民革命的浪頭上起家,刻意立刻要改變這一切。就像我們在第一章裡所看到的那樣,到大躍進時期,黨組織和黨員已經散布到全國每一個地方。

 

現代中國和帝制時期綿延不斷的因素是專制的本質──社會無法組織起來,在國家機器的階級之外,影響政策的制定。毛澤東希望共產黨變成政治參與的唯一媒介,這樣實際上是表示國家機器的宰制,以及政治菁英對公民的宰割,公民卻毫無相對的影響力。這一點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表現得一清二楚,當時國家定期會要求由下而上的大鳴大放,隨後卻對下面的批評極力鎮壓。在共產黨的統治下,社會沒法有半點聲音。

 

毛澤東在經濟層面上,也顯示很多延續過去的地方,在商鞅嚴密控制和管制經濟活動的策略上,尤其如此。共產中國以馬列主義為名,推動農業集體化,試圖達成千百年前井田制度設法完成的目標,後果卻慘痛得多。農業集體化,加上打著大躍進旗號的強力工業化發展,造成大饑荒,餓死的人高達三千六百萬之多。

 

毛澤東和共產黨對民間企業的態度,跟商鞅也沒有什麼不同。商鞅把民間企業主說成是「技巧之人」,孔子同樣說過:「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共產黨大致上和帝制時期一樣,把商人和實業家當成小人對待;一直到二○○一年,才准許工商人士入黨;到二○○七年,才通過規範私有財產權的法律,讓工商人士的財產比較有保障。

 

道德領導下的成長

 

一九七六年毛澤東死亡後,情勢有了變化,共產黨最上層的激烈權力鬥爭結束;一九七八年,鄧小平變成主導黨和國家機器的領袖。鄧小平發動經濟的激烈轉型,為後來中國經濟的長足發展奠定基礎。我們會在這種改革中,看到中國跟過去徹底斷絕關係嗎?

 

雖然一九七八年後的中國經濟和政治出現很多新因素,而且承認這一點很重要,但其中依舊有驚人的連續性。毛鄧的轉型跟唐宋和明清之間的改朝換代相似,都是放寬國家對經濟的管制,刺激經濟成長,讓市場和民間企業有足夠的活動空間。就像先前的改朝換代那樣,經濟轉型的起因是社會在經濟艱困之餘的自發性爆發,加上菁英決定用比較傾向儒家精神的經濟策略,取代比較偏向法家的控制。我們在一九八○年代中國工業快速成長的第一段經驗中,看到前者的痕跡。溫州位於上海正下方的浙江省,早在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前的一九七七年,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就不滿「溫州出現驚人的反革命復辟現象」。該報接著指出:

 

集體化變成了私有耕作,黑市出現,集體化企業崩潰,被地下工廠和地下勞工市場取而代之。

 

的確如此,實質農村改革走在鄧小平一九七八年的農業自由化之前,到一九八六年,溫州獲得「全國金融體制改革試點城市」的地位,得以不受「現行法令規章和國家政策的管制」,這時民間的工業生產已經(從一九八○年的百分之一),升高到百分之四十一。共產黨對這種發展深感震驚之餘,訓令當地黨幹部強調黨在經濟事務上的領導權,區外的新聞報導和參訪受到限制。雖說共產黨無法阻止溫州的發展,卻也不希望這種事情傳播開來,而且共產黨打算予以遏阻這種事情;例如,在一九八六年至一九八七年間的「反小資產階級自由主義」運動中,當地幹部曾經積極設法限制民間部門的發展。一直到一九八八年,中國共產黨才承認員工人數超過七人的民間企業;在此之前,共產黨一直維持所有非國家產值都是由「家戶」生產的鬼話。隨著共產黨從控制經濟所有層面撤退後,企業精神出現驚人的爆發(這種控制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大都已經崩潰,以致後來勢難避免放寬若干控制)。到一九九○年,溫州創設自己的加工出口區,自行興建機場,溫州的主動精神來自社會,而非來自國家。

 

然而,後來由上而下的因素仍然決定了中國經濟的方向;鄧小平的願景是政治權力仍然抓在共產黨手中,共產黨應當以比毛澤東時代更有道德的方式統治。事實上,秉持菁英主義的共產黨召集全國最高明的人才統治國家,和帝制時代考選中國最優秀人才、組成朝廷官僚體系的方法之間,相似度高得驚人,在共產黨的指導下,這種制度會提供足夠的空間,讓市場經濟繁榮發展。從某個角度看來,這種制度的運作十分良好,中國已經變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從一九七八年以來,平均每年GDP大約有百分之八.五的可觀成長,正是世界上每一個領袖欣羨的地方。

 

不容否認的是,經濟機會和誘因也已經改善,中國已經成為企業家的社會。中國多家最成功企業的創辦人和經理人,包括阿里巴巴公司的馬雲,都從省級城市平凡的背景出身(十位最富有中國企業家中,有九位出身省級城市,只有一位出身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重慶和成都等六大城市之一)。事實上,如果機會和誘因不是這麼巨幅擴張,中國應該不可能達成過去四十年的這種成就。然而,這種成就仍然是在國家機器的監督下、看著國家機器眼色的專制式成長,人們不能理所當然地認為,共產黨的道德式領導總是會指向經濟繼續發展的方向;不受約束的力量總是可能遭到濫用,以便謀求私人的利益,摧毀經濟成長的潛力。專制權力用來謀求私人利益、可能破壞誘因的事例,可以拿二○○四年年北京秀水市場遭到關閉的例子清楚說明。秀水市場是一個蓬勃發展的戶外市場,是在政府解除貿易和市場管制後,在一九八五年由人民自動自發創建的市場;到二○○四年,這裡已經變成北京最熱絡的零售通路,每天有一、兩萬顧客來交易一千二百萬美元的生意。這一年裡,北京政府官員決定關閉這個市場,再把市場遷移到新的室內空間去;新的空間由一位政治關係良好的新企業家興建和控制,他逕行拍賣在新市場中營運的特權,有一張標單的出價高達四十八萬美元。事實上,這種做法跟明朝皇帝對待鹽商的方式沒有兩樣,政府剝奪了老攤商的財產權,然後轉移給完全不同的別人,認為地方政府中,有人分到一些好處的想法,不能說是太牽強。

 

鄉鎮企業計畫是政治因素妨礙經濟活動的新例子。鄉鎮企業計畫是一九八○年代的創新構想,基本上就是民間企業,但經常是由地方政府所擁有。經濟學家解釋這種安排這麼成功的原因時,偏愛說因為中國的制度不完美,和地方政府官員結盟,是企業家保護本身財產權的方法。鄉鎮企業從一九九○年代中期開始成立,然而,到了二○○○年代卻已經開始沒落,消失得無影無蹤。這種現象會出現,原因似乎不是自然轉型成更有效能的某種經濟形式,而是反映大型國營企業不希望面對大致上是農村鄉鎮企業的競爭,在得到中央官員的支持後,由中央下令鄉鎮企業,把經營重點放在農村地區,而且抽乾他們的信用貸款;這樣等於用政治決定排擠他們,讓他們無法生存。這種情形只是比較常見問題中的一個面向──財產權極度取決於政治上的好惡。中國既沒有獨立的司法制度,又像帝制時代一樣,不打算把法律平等適用在政治菁英身上,人民只能把希望,寄託在共黨政治局的道德領導上;更好的是,寄望跟得勢官員建立的良好關係不會突然消失。因此,企業家要維持自己財產權的方法,是像明代的清朝的商人那樣,進入國家機器中,維持良好的關係。這點有助於說明為什麼過去二十年內,共產黨員會巨幅擴張,包括馬雲在內的重要企業家,現在都是黨員。

 

還有一個跟過去類似的例子,共產黨的國家機器繼續擔心反叛和政治動盪。二○○五年農村民怨震撼了鄉下時,共產黨的反應是廢除土地稅──同樣的衝動促使清朝在一七一三年,凍結土地稅的名目價值。清廷的主要問題是無法徵收足夠的稅收,以便提供公共服務,到目前為止的快速經濟成長解決了共產黨的這個問題,讓中國政府能夠興建大量的新基礎建設。但是,經濟成長放慢下來時,要怎麼辦?共產黨已經把政權的合法性,定義在經濟繼續成長和道德式的領導上,目前的國家主席習近平喜歡引用孔夫子的話,把自己比喻為北極星(北辰)。但是,情勢可能會有變化;如果習近平和中國領導階層期望的敬仰消失時,更可能會出現變化。任何經濟成長和社會轉型,都可能被共產黨視為政治動盪,在政治上具有威脅性,因而可能轉而反對經濟變化。例如,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抗議事件爆發後,共黨菁英把原因歸咎於經濟改革和社會變化,認為這兩件事引發了爭取民主化的運動,以至於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方針差一點遭到翻盤。

 

人們當然可以希望中國最後會變成對成長和秩序的焦慮比較少、比較自由、比較安全的社會。社會科學中有一個偶爾被叫做「現代化理論」的著名說法,認為國家富起來以後,就會變得比較自由民主。因此,我們是否能夠寄望中國出現這種轉變呢?答案是不大可能。將近二千五百年來,中國走在專制之路上,遠離自由窄廊,表示任何的方向改變,都不可能一帆風順,寄望中國快速走到「歷史終結的盡頭」,也可能仍為虛無飄渺的幻想(其他國家出現的證據,也不支持現代化理論的樂觀假設)。

 

如果現代化理論不能自動帶來自由,我們是否可以寄望中國共產黨打造的模式,能夠在根據專制路線安排的經濟體系中,確保強而有力的創新呢?中共是否可能傾注資源在人工智慧等領域中,以便爭取創新優勢呢?歷史證據顯示,答案是不能──至少到目前為止,在多元化和持續不斷的創新方面,答案是否定的。缺少自主性的社會和基礎廣泛的機會與誘因,不代表沒有成長,中國已經達成快速的成長,即使這種成長是靠以現有科技為基礎的投資推動,仍然如此;這同樣不表示沒有創新和科技進步,因為中國本身在宋朝的經驗和前蘇聯早期的成就就是證明,前蘇聯不但產生了世界上最高明的數學家和物理學家,還在很多領域中創造了很多科技突破,在軍事科技和太空競賽方面尤其如此。連今天的北韓雖然採用法家的方式,控制經濟與社會,卻也製造出先進的武器。但是,在所有這些例子裡,成功都是出於解決狹隘領域中的適定問題,出於因應政府的要求(而且有不少比率來自移轉和仿照其他地方現有的進步)。攸關未來成長的廣泛領域中的多元化和持續創新,不但取決於解決現有的問題,也取決於夢想出新問題,這樣就需要自主性和實驗。你可以提供巨量資源(和人工智慧應用的資料),可以命令個人努力工作,卻不能命令眾人生出創意。創意是持續創新的要素,極度依賴大量的個人實驗、然後用自己與眾不同的方式思考,打破成規,經歷失敗,而且偶爾碰到成功,這正是我們在第五、六兩章裡所見到義大利城邦不墨守成規、高度流動性社會中的人,以及工業革命時期的企業家。但是,如果沒有自由,你怎麼可能複製這一切?如果你妨礙了有權有勢的人,或是牴觸了黨所批准的理念,你該怎麼辦?要是你打破了成規,你該怎麼辦?還是不要實驗好了。

 

事實上,前蘇聯計畫人員七十年來無法掌握的東西,恰好正是以實驗、冒險和打破成規為基礎的這種創新,中國經濟也還沒有打破這種桎梏。你可以傾注資源在專利權、大學、新科技上,甚至可以為成功創造極大的獎勵(對前蘇聯某些科學家而言,獎勵是能夠繼續活下去)。但是,如果你不能複製真正實驗中不受控制、紊亂和不服從的本質,這樣做仍然不夠,到目前為止,在自由窄廊之外,還沒有一個社會曾經這樣做成功過。未來幾年,中國的成長不可能退散,但中國的情形和其他專制式成長一樣,既存的挑戰在於釋出大規模的實驗和創新。中國像所有專制式成長的前例一樣,在這項任務上不可能成功。

 

具有中國特色的自由

 

自由在專制政體中不容易萌芽,今天的中國也不例外。和中國極為貼近的臺灣和香港,雖然跟中國承襲相同的文化,卻創造出強力要求自由的社會,中國則走向不同的方向。本書寫作之際,中國政府已經開始推動「社會信用制度」計畫,每一個中國人都會受到監視,獲得一個社會信用分數,政府會監視所有的線上活動。政府還要在全國各地,架設二億臺人臉辨識照相機,就像本書相片集插頁中所示北京心臟地帶天安門廣場的情形那樣,就像喬治.歐威爾在反烏托邦小說《一九八四》中說的那樣:「老大哥正在監視你。」《一九八四》這本名著一九四九年出版時,上述做法在科技上是一種夢想,現在卻再也不是夢想了。擁有最高社會信用分數的人,在旅館和機場裡會得到優遇,比較容易從銀行中取得貸款……優先進入菁英大學、找到最好的工作。如同這個計畫的宣傳文件所言:

 

守信者暢行天下,失信者寸步難行。

 

但是,究竟有多順暢自由呢?到超市買酒是餿主意,你會失去幾分。如果親戚朋友做了當局不喜歡的事情,你也要扣分。你跟誰約會或結婚,也會影響你的分數。如果你做了共產黨不喜歡的決定,你會被排除在社會之外,不能旅行、租車或租屋,甚至找不到工作,這種事情聽來全都像牢籠,不是由規範創造的牢籠,而是由國家機器的監視器創造的牢籠。

 

社會信用心態及其對自由的意義,鮮明地表現在中國西部數百萬維吾爾族穆斯林家鄉的新疆省中,維吾爾族一直面對持續不斷的歧視、鎮壓、大規模囚禁,以及最嚴密的國家機器監偵技術的監視。現在他們必須忍受裝在自己家裡、監視自己一言一行的「老大哥和老大姐」們。第一波這種社會監視器在二○一四年至達,當時中共大約派出二十萬共產黨員,前往新疆,「探視人民、造福人民、收攬民心」,連他們也和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下放到鄉下的都市居民一樣,受到維吾爾族的歡迎。到了二○一六年,第二波的十一萬臺監視器送到,作為「民族團結一家親」運動的先鋒,架設在有家人遭到警察監禁或殺害的維吾爾族人家裡。第三波一百萬個共黨幹部於二○一七年抵達。這些老大哥、老大姐早上會在地區中共黨部前面唱歌,勤奮地參加探討習主席「新中國」美夢的學習會。

 

維吾爾族不斷地遭到監視,為的是查驗他們忠誠與否,國語說得好不好?有沒有任何伊斯蘭拜墊或朝麥加跪拜的跡象?我是否聽到他們用阿拉伯語「祝你平安」(Assalamu alaikum)之類伊斯蘭式問候語,跟別人打招呼?他們是否擁有一本《古蘭經》?齋月有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對大部分人而言,具有中國特色的自由其實毫無自由。

 

戴倫.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教授,曾任教於倫敦政經學院。2005年獲頒克拉克獎章(John Bates Clark Medal),這個獎專為四十歲以下對經濟學思想與知識有重大貢獻的經濟學家而設,是僅次於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榮耀,也是未來最熱門的諾貝爾獎人選。2016年再獲BBVA基金會前沿知識獎(BBVA Frontiers of Knowledge Award),表彰他在經濟、財務金融與管理學上的傑出貢獻。艾塞默魯是全球經濟學文獻引用次數最多的前十名經濟學者,他的論文產量驚人,是經濟學界最猛悍的新秀。

 

詹姆斯.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芝加哥大學哈里斯公共政策學院教授,既是政治學家也是經濟學家。他是世界知名的非洲與拉丁美洲專家,目前在玻利維亞、剛果、獅子山共和國、海地與哥倫比亞各國皆主持研究計畫,每年夏季會在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的安地斯大學授課。

 

書名:《自由的窄廊──國家與社會如何決定自由的命運》

作者:戴倫.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詹姆斯.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

出版社:衛城

出版時間:202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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