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謀算──亞洲大局與全球主宰之爭》

Friday, February 14, 2020

 

習近平遇到胡耀邦(被迫於一九八七年下臺的中共領導人)的兒子時,他無疑會想到將兩個家族綁在一起的因素。兩家都源自延安,是共產黨於一九三○年代時的革命基地,毛澤東和他衣衫襤褸的游擊隊在此發跡,最終取得整個中國大陸的政權。二○一二年七月兩人在中南海見面時,習近平告訴胡耀邦長子胡德平(一九四二年生於延安)說:「自從我們的母親一起加入抗日戰爭後,雙方的家庭便緊密連結在一起。」

 

延安與其幾近傳奇的地位,立即讓可回溯到窯洞和殊死鬥爭(在內戰對抗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內部)的家族享有聲望。習近平的父親是習仲勛,在一九三○年代中期以共產黨游擊隊的身分駐紮延安;胡耀邦是長征裡最年輕的老練軍人,在被蔣介石盟友抓入監獄後逃到延安。習仲勛和胡耀邦都在陝西省的小鎮遇到另一半,也都進入臨時成立的抗日軍政大學。

 

習近平的父親從未和日軍作戰過,至少根據中國共產黨核准的兩巨冊習仲勛自傳(分別於二○○八年和二○一三年出版)的內容是如此。這並不讓人意外。雖然中國共產黨向來主張抗日勝利是自己的功勞,但毛澤東的武力實際上極少和日軍作戰,戰事主要是由國民黨軍隊承擔。不過,在延安的那段日子,已決定了習氏家族的未來命運。

 

正如許多出身延安、在一九五○年代爬到高位的同輩,習仲勛的政治生命和聲望常因毛澤東的政治運動而受到破壞。習仲勛的家庭在文化大革命被拆散,習近平被下放勞改。習仲勛的許多同輩和他們的家庭未能熬過清算鬥爭,其中一些人死於監禁或自殺。習仲勛在毛澤東死後完全平反時,很自然便成為鄧小平經濟自由化的堅定支持者。在一九八七年中央政治局委員投票時,只有他拒絕投票贊成將總書記胡耀邦趕下臺。

 

不過,習近平成為中國領導人後,並未否認毛澤東,而是同時擁抱鄧小平與毛澤東的遺緒。習近平清楚了解,揚棄毛澤東,就等同於否定中國共產黨,甚至可能讓共產黨覆滅。因此,習近平要求,任何共產黨員都不許否定「兩個三十年」:毛澤東的第一個三十年,以及鄧小平的第二個三十年。儘管這兩個時代的統治哲學存在巨大鴻溝,以致從外界看是兩個對立面,但對習近平而言,這比較像是中國共產黨統治相連結的兩個不同時期罷了。在美國研究中國共產黨的高文謙說:「習近平有兩面。其中一面承襲習仲勛的開明基因,另一面則來自中國共產黨的紅色血脈。」

 

習近平對毛澤東看似不尋常的忠誠,在很大程度上能解釋成他對共產黨的堅定信仰,以及他權貴血統所擁有統治中國的權利。因此,他父親的官方自傳強調的不是如何幾乎被毛澤東鬥倒,而是在一九三○年代如何被毛澤東救了一命。同樣的,習仲勛在一九六○年代失寵,是由毛澤東惡名昭彰的特務首腦承擔罪名,而非毛主席本人。正如某位中國分析師的精闢看法:習近平「說起話來像毛澤東,做起事來像鄧小平」。

 

習近平作為政治大權在握的中共總書記,得以完成難能可貴的軍隊升級、建立新的國安會,並且在東海和南海積極執行北京擴張性的領土主張。和數位前任相比,習近平的政治性格富決斷力,敢承擔風險,因此能產生巨大的影響。胡錦濤上臺時,中國是全球第八大或第九大經濟體,且軍事科技低弱,幾乎難以將軍力投射於中國近海之外。到二○一二年,習近平上臺時,中國已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且有千百年以來最強大的軍隊。

 

外國人應該不會注意到,中共注重習仲勛自傳,也是為他身居大位的兒子增添光彩。二○一四年,習近平訪問位於北京近郊盧溝橋附近的大型抗日博物館時,被引導去看一個新的展間,紀錄他父親「對開創延安基地的偉大貢獻」。在二○一五年,該館館長接受《北京新聞》訪問時,談到習仲勛個人曾經如何批准興建該博物館。國營媒體美化習氏家族的故事、孝心與中國歷史勝利完全無縫接軌。

 

安倍晉三生命故事的跨度和執政期間,和習近平有神祕的相似性。像習近平一樣,安倍也在很小的時候就捲入政治—可說是從他坐在外祖父的腿上開始。在回憶錄裡,安倍晉三鮮明地記得,在一九六○年,五歲的他撲向外祖父岸信介,目睹許多抗議者包圍外祖父在東京的房子,譴責《美日安保條約》的升級。對安倍而言,從這個插曲學到的教訓跟了他一輩子。對於抗議的規模和程度,岸信介沒有準備好對策,因此在該條約通過後,很快就被迫辭職。安倍晉三發誓,他絕不要重

蹈覆轍。

 

二戰及在被羞辱擊敗後強加在日本身上的判決,始終困擾岸信介和之後的安倍晉三。岸信介承認,在戰爭結束後,他對日本皇軍的暴行感到羞愧,但卻不認同日本應承受所有的罪責。他說:「許多日本軍人犯下的可怕罪行罪無可赦,但原子彈轟炸,在道德上會比日本的暴行更高尚嗎?」如同岸信介,安倍晉三從未了解為何日本是唯一有罪的國家,畢竟日本只是仿效西方殖民帝國的所作所為,征服和占領其他國家。如同岸信介想要透過一九六○年《美日安保條約》讓日本重獲獨立,安倍想要讓他的國家再次站立起來,不再受限於美國強行施加的憲法。

 

如同習近平,安倍晉三再次執政時,就發動了極受注目的經濟改革計畫,但他幾乎沒有展現執行這個困難計畫所需的決心。反倒是像習近平一樣,安倍在外交政策和國內政治團結上獲得較大的成就。

 

習近平將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上、弱化內閣/政治局常委,並牢牢控制住軍隊;安倍晉三的做法也相去不遠。相較中國受到共產黨的全面控制,日本的官僚體系在傳統上擁有高出許多的自主權。但在安倍二次執政後,日本追隨潮流引進中國的一些人事制度,讓挑選高階官員的權力集中在首相辦公室,而非各省大臣。針對監督立法的強大內閣辦公室,安倍也用類似的方式,確保任何法制的改變,是由他所欽點的官員、而非獨立於他的官員負責。卸除對日本軍隊的限制,成為他第二任任期裡的指標性政策。安倍晉三掌控了一切。

 

安倍晉三嘗試完成從外祖父開始的使命,儘管中國(至少是其宣傳部門)不會如此形容。中國在中央宣傳部要求的影響下,儘可能描述安倍的黑暗面,並忽略日本防衛政策的細節差異。只要兩國仍處於衝突狀態,中國共產黨就絕對會拒絕針對安倍和日本進行公開辯論,因為結果完全可以預測。

 

關於中國對於安倍晉三和日本的官方意見,劉江永的看法提供極佳的指引。劉江永是清華大學的著名日本專家,對日本瞭若指掌,無論語言、歷史,以及最重要的:日本對中國與亞洲所犯下的罪行。在二○一五年,到訪劉江永辦公室後沒有多久,他就自動告訴我,東京過去曾如何以不同的方式提出道歉。他好像是在派對上表演,用日文說出各個日本領袖針對過去的「不幸經驗」,所發表的一連串道歉言詞,從「個人感到抱歉」到「誠心悔恨」,從「深感抱歉」到「全心道歉」。劉江永以政治表演藝術闡明,日本的道歉,總是根據由誰來說和是否處於政治危機狀態而定。

 

當話題轉向安倍晉三,劉江永的心情變得更陰鬱。他認為,日本首相不只是受到家庭的影響而已,更不用提家鄉的影響了。劉江永將安倍描繪成山口縣的兒子。山口縣位於日本本州的西南方,形狀像是隻捲起來的靴子,面向朝鮮半島。劉江永對山口縣也是如數家珍,且對山口縣的言論比他闡述日本表達道歉的方式更為毒辣。他一個個點名出身山口縣的日本首相,其中有幾人來自領導對抗並推翻德川幕府的長州藩,讓日本在十九世紀迎來現代化。長州藩之於明治維新,就像維吉尼亞之於美國革命及早期美利堅共和國。兩者都是起義的搖籃,也是國家領袖的主要來源。

 

日本第一個現代首相伊藤博文出生在山口縣,在第一次中日戰爭/甲午戰爭領導日本。劉江永說:正是伊藤博文從中國手中搶走臺灣;另一個首相讓朝鮮成為殖民地;還有一個首相則是攫取尖閣/釣魚臺群島;有個賄賂中國軍閥以獲得在山東省的港口;有個派遣軍隊到中國,並削弱中國對滿州/東北的控制。

 

到了近代,產自山口縣的日本首相包括岸信介、岸信介的弟弟佐藤榮作和安倍晉三本人。這三位首相和華府建立緊密的安全關係,並深耕與臺北的關係,因而被北京視為對中國充滿敵意。劉江永說:「山口縣是戰爭罪犯的來源,可回溯到中國明代。當你遇到普通的日本人時,他們非常有禮貌,但日本這個國家卻是一條毒蛇,皮膚無毒,但頭和牙齒有毒,而身體聽命於頭。」

 

劉江永如同許多中國人,堅定認為安倍晉三代表日本再次走向右翼的軍國主義傳統。即使只是提到安倍的名字,就會在中國引發深深的敵意。某位美國資深政治人物回憶,在中日發生週期性的嚴重衝突後不久,曾與擔任過北京駐日和駐美大使的崔天凱會面,發現討論到安倍竟讓崔天凱咬牙切齒。崔天凱平常對日本還算溫和。

 

私底下,中國對安倍晉三的反應較為複雜而細緻。許多中國人敬佩安倍一開始對經濟的大幅改革。即使他們對於安倍針對戰爭的修正主義憤怒,但也了解在二、三十年經濟相對停滯的情況下,他為何想要讓日本變得更強大。他們也能理解,日本改變中的安全政策,主要是為了因應中國和北韓,而非出於日本體系內某些骨子裡的軍國主義因素。兩國的財經首長和中央銀行不受政治的支配,通常保持良好關係,且這些部會的官員在雙邊會談後,常常會一起出去喝酒。習近平的某個經濟顧問說:「我們總是肝膽相照。」

 

然而,在目前充滿敵意的政治氛圍下,只有極少數中國官員和學者膽敢在公開場合表達上述觀點。和日本人勾勾搭搭,可能充滿風險。二○○九年,中國著名的日本專家金熙德遭到逮捕,被指控將國家機密出賣給日本和南韓。二○一三年,旅日學者朱建榮於返回中國時未經審判,遭到拘留數月,並針對他的研究進行偵訊。他日後告訴朋友,中國當局很快了解到他沒有做錯事,但出於面子問題而繼續拘禁他。在二○一七年,中國起訴過去三十年裡領導中日友好組織的人士從事間諜活動。在雙方衝突最烈時,中國學者如果在北京與日本記者見面,有時會被公安召見,將他們和日本記者的對話錄音放出來給他們聽。

 

由於國家媒體經常譴責日本,許多中國的日本專家感到縛手縛腳。中國官方的說法是,東京總在計畫想要再次使用武力主宰亞洲,長久以來被濃縮宣傳成來自「日本軍國主義」的威脅。任何了解現代日本的人都知道,這不是事實。日本不只是國防支出在過去七十年裡很少超過國內生產毛額(GDP)的百分之一,且軍隊本身長久以來在社會和政治上的地位都不高。

 

直到一九九○年代,日本首相都避免和穿著制服的軍人合照,日本軍官也很清楚這項禁忌。他們將一九八九年上臺、擔任兩年日本首相的海部俊樹稱為「星期天海部」,因為他只有在週末才會和軍官見面,且不在他的辦公室,儘可能不要引起注意。

 

穿軍服的軍官幾乎只有在文職官員的陪伴下,才有機會見到政治領袖。一九九七年,日本海上自衛隊海上幕僚長受當時首相橋本龍太郎之邀,到其辦公室參加告別酒會,激動到幾乎說不出話來。在三十年的時光裡,不論是否有文官在場,這位海軍指揮官從未能踏進首相辦公室。不像在美國,美國軍人能見度高並受到尊崇,但在日本,很少在公眾場合看到穿著軍裝的軍人。齊普.葛瑞格森從二○○一年起擔任駐日海軍陸戰隊指揮官達四年之久,也是歐巴馬政府五角大廈亞洲政策首長,回憶起曾在日本某餐廳裡,他的一個同事說:「快看,有一個穿軍服的日本軍人走在街上。」

 

 

諷刺的是,在中國,過度重複「日本軍國主義」復辟的威脅,讓關於針對日本的辯論變成官員和學者努力想要逃脫的死路。北京政府的某名顧問說:「我們並不認為軍國主義真會復生。但這並不代表我們對日本的國防政策沒有意見,只是我們不能適當地進行討論。」在二○一六年的會議上,中國外交部負責日本事務的某資深官員並未否認,日本在二次戰後已有巨大改變。他還承認,他在日本時受到溫暖接待。然而,針對找出日本拒絕和中國好好相處的原因時,他又陷入舊想法:島國文化很容易朝向極端發展。他說:「當外界環境改變,日本隨之迅速改變。如果我們回顧過去,核心特徵並未改變。日本的野心可能重新燃起。」

 

自從一九九○年代中期,即便受到守舊官僚的拖累,進展牛步,但日本的安全政策事實上已發生顯著改變。為了防堵中國(而非俄羅斯),海軍和F—15戰鬥機被部署在國境之南。日本在尖閣/釣魚臺群島附近部署快速反應的兩棲部隊,用以防堵中國。主要為了回應中國和北韓的舉措,美國和日本已開始分享更多軍事基地,並致力於聯合作戰訓練。這些改革不可避免會被扣上標籤化而沉

重的「日本軍國主義」大帽子。

 

基於實際考量,北京只能回到本身可依賴的模式。中國媒體不想承認,日本的國防改革是回應北京的增強軍力和平壤的窮兵黷武。對中國共產黨而言,更重要的是維持一致的宣傳立場。中國極為著名的某日本專家感嘆:「我們沒有學到描述日本的新方式,只能透過歷史觀點來描述他們。」

 

中國並不是唯一在日本議題上無法揮別過去的國家。安倍晉三於二○一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節禮日(Boxing Day)重新執政之後,歐巴馬政府也致力於處理這個議題。在歐巴馬第二任早期的二○一三年初,丹尼爾.羅素接替科爾特.坎貝爾擔任國務院東亞政策主管,集合一群前官員和智庫專家,舉行了一場不列入紀錄的簡報。這樣的私下會議在華府相當常見,是讓國安體系裡數目漸增的圈內人知悉訊息的一種方式。其中一個參與者詢問羅素,關於美國應如何和第二次剛上臺的安倍晉三相處時,這位長期以來的日本專家尖銳回應:「你必須要用顯微鏡,才能找到安倍晉三的一點點善意回報。」

 

該會議的許多專家都對該陳述感到驚訝,但還是有一些人同意羅素的觀點。約在同期間,新任國務卿約翰.凱瑞(John Kerry)在華府召集一小群亞洲專家參加會議。凱瑞以「亞洲最大的問題⋯⋯」開場後,便短暫停頓下來。與會人士身體前傾,預期他接著將提到中國或北韓,但讓人訝異的是,日本這個美國堅定的盟友,被凱瑞視為是華府在亞洲最嚴重的挑戰。

 

歐巴馬和安倍晉三(以及他們的顧問群)從一開始便小心翼翼地注視彼此。白宮和幾乎整個國務院都反對安倍和支持者攪起歷史風暴,是基於可能傷害西方在亞洲的盟邦,破壞圍堵中國的集體努力。重新提及慰安婦議題,就讓許多美國官員感到受到冒犯,因為他們認為該行動缺乏政治智慧,且在道德上不可接受。某國務院資深官員常將安倍晉三的核心支持者稱為「愚蠢的右翼瘋子」,這樣的評論當然不會讓安倍高興。安倍抱怨,中國總是透過扭曲的歷史之鏡來看待他,但批評安倍的美國人士則主張,安倍經常讓自己受到注目。

 

關於日本的戰敗,安倍晉三毫不隱藏對他和支持者稱為「自虐」史觀的不滿。在二○一三年,安倍晉三再一次批評二戰戰後的東京大審判—亞洲版的紐倫堡(Nuremberg)大審判—認為有罪判決是「反映勝利者、而非日本人民的判斷」。他不只否認一九九三年日本政府對慰安婦所做的道歉,還設立委員會,調查該道歉聲明所依據的歷史材料。如此一來,安倍能合理地主張,他並未撤回官方聲明,只是質疑該聲明的可信性。如某歷史學者所說,在北京,「日本政府陷入不肯道歉的扭曲過程,這種景象」只會讓中國宣傳部門獲得素材。然而,在華府,新的修正主義會帶來更嚴重的結果,因為這挑戰東京大審判的判決,有可能顛覆二戰戰後的全盤安排。

 

美國資深官員相信,安倍晉三還犯下了另一個錯誤:他認為,他的外祖父和朴槿惠(時任國務總理)的父親是朋友,因此他們可以相處融洽(朴正熙擔任南韓獨裁者十八年,曾是滿州國日本軍隊軍官,在一九六○年代中期,他和岸信介曾針對雙邊關係正常化的協商並肩作戰過)。用某美國官員的話來說:「有些像是『她父親為我外祖父工作』,這擊中她最大的弱點,因為她是與法西斯政權合作的獨裁者之女。」

 

歐巴馬的白宮和安倍晉三政府之間,還存在黨派分歧。長久以來,民主黨人受到「只有共和黨人才會重視美日關係」的刻板印象困擾。他們認為,該觀點是由保守派所散播。民主黨人還被貼上貿易保護主義及不重視國防的標籤。美國前貿易談判人員暨民主黨人格倫.福島說:「日本人告訴我們:『我們很了解你們。共和黨人是生意人,他們的首要目標是賺錢。』許多共和黨人告訴日本人:『你們應該較偏好我們,因為民主黨人受到工會的控制,且他們偏愛中國,任何時候都可能以中國取代日本。』」當歐巴馬上臺,這個黨派分歧成為一種諷刺,因為許多溫和派的民主黨人,就像共和黨人一樣支持美日安全聯盟,但上述刻板印象仍在華府陰魂不散。

 

在東京,新的安倍晉三政權認為白宮態度冷淡,因此抱怨連連。安倍晉三的顧問認為,「白宮對安倍晉三的第一印象是有軍國主義過往的右翼分子,因此相當冷淡。」如同白宮不爽安倍再度涉入歷史議題,安倍也怨恨被要求照美方規勸來做。該顧問說:「針對歷史,如果你們要求的是日本閉嘴並接受中國的版本,我們不會遵照辦理。日本的民族主義正在興起,我們必須加以控制。」

 

從東京的觀點,歷史議題也存在黨派分歧。針對歷史議題,安倍晉三的顧問認為,歐巴馬和其政府官員是全然的自由派,自然而然會站在日本左派這一邊。根據曾任職小布希政府國安會並與安倍晉三親近的麥可.格林(Mike Green)所述:「安倍晉三認為,對於在美國發表的演說,日本左派會用於競選宣傳,正是這派左翼勢力攻擊他家族三代。」如安倍晉三另一位密友所說:「注視美國的右臉,你看到的是親日的理查.阿米塔吉(Rich Armitage);注視左臉,將看到日本的社會黨。」

 

安倍晉三於二○一三年九月到訪華府時,白宮冷冷地注意到,安倍前往保守派的哈德森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領獎,該獎項由迪克.錢尼的前顧問路易斯.利比頒發,利比長期以來就支持要與日本建立更緊密的關係。安倍在哈德森研究所演講時,提到中國批評日本微幅增加軍事預算(十一年來首度增加),以開玩笑的口氣嘲弄關於他的刻板印象。他沒有指名道姓提到中國,而是告訴聽眾,日本「近鄰」的軍事支出是日本的兩倍,且自一九八九年以來的二十年,每年國防支出以一○%的速度增長。他接著說:「我國政府的防衛預算僅增加○.八%,所以如果你們願意,盡可以稱呼我是右翼軍國主義分子!」

 

 

 

馬利德出生於澳洲雪梨,曾有二十年負責東亞新聞報導的經驗,著有暢銷書《中國共產黨不可說的祕密》(The Party: The Secret World of China's Communist Rulers)。曾任《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上海、北京和華府辦公室主任,並獲頒許多新聞獎項。文章與報導可見於BBC、《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國際先驅論壇報》(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和《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2015年成為華府威爾遜中心(Wilson Center)國際學者一員。

書名:《謀算──亞洲大局與全球主宰之爭》

作者:馬利德(Richard McGregor)

出版社:聯經

出版時間:2020年1月

 

讀冊博客來金石堂誠品

 

 

 

Please reload

相 關 文 章

Please reload

歡迎追蹤《思想坦克》臉書粉絲專頁,

每日為您推播最新文章消息!

  • Black Facebook Icon

THINK TANK, THINK FOR TAIW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