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允晨文化

【書摘】《天才為何成群地來》

重訪歷史:尋找「執拗的低音」

回到岔路還沒有分的時候

王汎森:我把這次的講座題目定為「執拗的低音」,所指的其實不只是底下我提到的那幾個層面。演講時,我在口頭上提到「後見之明」作為一種歷史思考方式所遇到的困難、提到歷史解釋中設想歷史人物是處在「無限理性」狀態的謬誤、提到如何重新瞭解「風」,及這種史學思維可能給我們歷史研究帶來的新養分。其實還有更多的問題,比如在新史學中,「歷史」與「意義」如何分道揚鑣?它何以仍是一個揮之不去的老問題?不過,在這個對談中,我想集中討論我在演講中提到的一兩點:百年來,關於新舊文化的爭論,大部份都把「史實的重建」和「價值的判斷」混在一起。新派人因為對舊派人思想價值的鄙棄,所以對他們的歷史觀點也一概否定。舊派也常常反過來做同樣的事情。這一百年來,新派逐漸成為主流論述,舊派對於歷史文化的看法,因為其思想保守而常常被連帶地掃到歷史的邊緣、被否定、或成為隱蔽的層面,但並不一定是不存在。我一向認為,同一時間的歷史發展是由多個層次構成的,有些是主調,有些雖然存在,卻成了執拗的低音。

對這些「低音」需要「重訪」。我想做的工作之一,是從問題遮蔽的那一面看主流與邊緣的分叉點。現在日本地震導致核能危機後,很多人會想到,美國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也曾經考慮要用熔岩發電的方法解決能源。核能是物理的方法,熔岩是較偏化學的方法,六十年代就是那個分叉點。現在,慢慢有人想回到那個分叉點,看看究竟是出於什麼樣的考慮岔出去了,而選擇了核能,並想瞭解熔岩是不是一條新的出路(有一些這方面的專家說,它並不是一條可行的路),這便是一種「重訪」。

我舉這個例子不是要取代主流,而是要豐富資源的多元性。那些舊的、糾結不開的新舊文化之爭,已經隨著時代而新陳代謝掉了。我們是到了可以重訪的時候,這工作可能會豐富我們對歷史文化的思維。維科的《新科學》是在笛卡爾的思想大行其事的時候,花了二十多年的時間去瞭解古希臘。但是,我要強調這不意味著排斥向現代西方汲取資源。西方的東西,常常能夠幫助我們好好瞭解古代歷史,而不一定是跟我們重建古代歷史的目標互相排斥。李宗侗先生寫了《中國古代社會新研》,還翻譯了《希臘羅馬古代社會史》,先不論他說的對不對。但他引用希臘羅馬社會的「家火」的觀念來解釋中國古代社會,開了一個新的面向。如果沒有對古希臘城邦的深入瞭解,他就看不見中國古代史中的那一面。

所以我們應把西方歷史個案化、再普遍化,把中國的歷史文化也個案化、再普遍化,以前都是西方普遍化,中國個案化。現在有一種極端,要把中國普遍化,西方個案化,這樣都不對,兩個都要個案化、再試著普遍化。在交付的過程中,得到新的理解。

葛兆光:汎森兄這次在復旦大學講「執拗的低音」,重點是針對晚清民初思想和學術史,宣導回到岔路還沒有分的起點。所以可以稱為「重訪歷史」。以前,老輩會教導我們說,前途多歧路。如果走了一段,你還是沒有把握走得對不對時,一個最簡單的方法,就是退回去,回到岔路還沒有分的時候,重新去尋找前途。所以,我以為汎森兄這次講的重點,在於「發潛德之幽光」,就是發掘被遮蔽的、被邊緣的、被忽略的、被西化大潮所淹沒的、被擱置下來的東西。他關注的重點,與我關注的重點雖然也有稍微不一樣的地方,但也有交叉的地方。其實,重新發掘傳統被忽略被遮蔽的東西,常常是變化的前提,特別是,在中國這種常常「以復古為革新」的環境裡,人們每次要往前走的時候,都會習慣地往後看一下。因為傳統不是直接作用於我們的。傳統的意義就像一個大倉庫,當我們遇到新問題的時候,總是要在這個倉庫裡面找些什麼,然而究竟找什麼,實際上是受我們的當下情境所誘發的。傳統資源作為歷史記憶放在那裡,有的會被不斷提醒並記憶起來,有的則可能被放在幽暗的地方,一時想不起來,這是很正常的。我們每次走的時候,都會選擇傳統資源,進行新的解釋。汎森兄現在重新發掘出來的歷史資源,也是要經過他重新解釋的。也許那些舊的歷史資源,原本並沒有那麼明確的意識,也沒有那麼系統的論述,甚至也不具備在新框架下能夠整合成新資源的條件。但是,在新情境刺激下,會拿出來重新解釋的。

歷史在不斷被重寫的時候,肯定要發掘一些舊資源的,問題是舊資源在哪裡?汎森兄更多地注意到的是,發掘晚清到民國初年那些仍然希望在傳統的延長線上,能夠堅持原來的立場、方式、概念、工具以及論述策略的史家和史論。我不久前為新發現的清人詹鳴鐸的《我之小史》寫過一篇序。詹鳴鐸是個徽商,他用小說體寫了個自傳。他是個與時俱進的人。在中國有很多這樣與時俱進的邊緣人,站在邊緣想進入主流立場。一方面保持傳統的生活方式,比如喝花酒、參加科舉考試,但是新的東西來了,又趕快去擁抱。晚清民初,實際上是這一批人在造時勢,這批人當然不能稱為英雄,但是,他們不斷地從邊緣進入中央。這是一大群人,他們配合了激進思潮,不斷加速度地把思潮往前推進。但是,我覺得汎森兄更注意的是那些沒有隨著時代往前走,但在今天依然可以作為新資源來看待的東西。

王汎森:愈接近歷史上某一個時代的紀錄,未必就比後代史家更能展現當時的歷史情狀。舊派人未必就比較瞭解歷史的「正形」—這裡是借用傅斯年的話,傅先生在一篇名為《赤符論》的未刊稿中提到希望瞭解古代各種學說的「正形」。當然,完全真實的「正形」,恐怕是永遠找不到的。舊派有可能因為太受仁義道德或「聖道王功」的影響而被嚴重的遮蔽。但他們對歷史文化的理解即使不全是對的,卻可以提醒我們所未曾把握到的或壓抑、忽略的層面,甚至提醒我們百年來流行的新見有可能走錯了方向。在經過「重訪」之後,可能對所謂歷史的「正形」得到了新解。

葛兆光:這就好比我們原來只看到紅顏色,可是現在發現,還有綠顏色或其他顏色。我們應該把各種顏色找出來。順便說一句,我和汎森兄略有區別的地方是,我的興趣是在主流思想背後,發現有一點像在丹納《藝術哲學》裡說的那種「嗡嗡」的背景音樂。這個背景音樂跟主旋律是吻合的,使主旋律越來越強。比如剛才說到的《我之小史》的作者,雖然不起眼,但其實就是主流的、激進的、隨著時代潮流與時俱進的思潮中「嗡嗡」的背景,不瞭解背景,就無法說明主旋律何以成為主旋律,這就更像汎森兄說的彌漫的「風」。我和汎森兄可能側重點不同,但共同點就是,不要只關注主旋律。

王汎森:法國年鑑學派對心態史的研究特別有心得:「心態史」就是凱撒和他的士兵共同分享的嗡嗡聲。是胡適的,也是詹鳴鐸的。

創造性的轉換與創造性地消耗

葛兆光:很多人看到的,是已經被「後見之明」條理化、整編化了的東西。研究文學史的人會注意到選本塑造文學史的過程。日本學者、美國學者也注意到,明代中期、晚期的思想史,為什麼都集中於江南,為什麼都是以儒家為中心的那一塊?明代中後期,政治文化的中心無疑是在北京,可是那一時期北京的思想史卻是一個空白,基本沒有太多的論述。為什麼會產生這個情況?而且,我們也會忽略,明代初期其實是造成明代中後期思想的最強大背景,說明不了明代前期,就說明不了明代中後期,可是,為了說明明代前期,又必須跟蒙元時代,甚至更早的宋代聯繫在一起。宋代的理學思想,如果沒有明代初期被制度化、法律化,強行推行成風俗,沒有非常強地把它變成一個大家都接受的常識,宋代理學的影響就不會是這樣,明代中後期也不會出現那麼急切地要改變的心情和願望。所以,我們常常要講思想文化史經常忽略的焦點之外的東西。就像看東西,聚光燈打到哪裡,哪裡就亮,就被注視,而其他地方往往就被這遮蔽在黑暗之中。汎森兄希望把聚光燈變大一點,不是說聚光燈就不要了。比如,晚清民初這一段,我曾經比較關心佛教,佛教在當時是很大的聲音,只是後來被壓抑了。正如汎森兄說的,我們要回到起點,去重寫歷史,看看什麼被「創造性地消耗」掉了。

王汎森:Leo Strauss 覺得十八世紀以來,西方受到科學主義與歷史主義的影響,忽略了古希臘、羅馬文本的許多深義。如果做歷史研究,創造轉化本身的「消耗」就很大。當我們回過去看,會發現有些東西沒有被表述和彰顯,有些東西慢慢成為低音。Pierre Hadot的 Philosophy as A Way of Life 認為,現代人對古希臘哲學的研究,其實加上了太多現代的框架,經過幾度抽離,那些帶有生命實踐的部份被抽離了。經過 Pierre Hadot重訪之後,更能把握其精微的複雜性。就像維科擺脫笛卡爾思維的影響,發現了古希臘很多後人感到陌生的東西一樣。

葛兆光:西洋傳來的新東西,不可一概而論,有時候它會遮蔽我們的傳統資源,有時候它也會發掘我們的傳統資源。比如說「資本主義萌芽」,看起來完全是照套歐洲歷史。但是,它一方面又發掘了很多歷史資料,比如在這個聚光燈下,一大批原來不被注意的史料,諸如契約、文書、鄉村的東西,開始被發掘出來。另外一方面是遮蔽了很多歷史現象,把很多舊時代的歷史資料給壓抑或者消耗掉了,讓我們只注意到江南、城市、商業,但是那些後世看來不能「與時俱進」的地區、現象、歷史就被忽略了。

王汎森:我是從歷史學的角度來講「消耗性轉換」的,林毓生先生講「創造性轉化」是針對現實而言,那是毫無疑問的。梁啟超說:「學案者,學史也。」就把生命的哲學轉化成為學術史。這個說法當時風靡一時,被認為是對學案的新看法。可是,現在回想起來,如果把觀照生命的部份從宋明理學裡去掉,其實是「消耗性的轉換」。很多東西都看不見了,只是在那裡尋求抽象的理論。比如經過古史辨運動之後,出現了疑古、信古、釋古三派。如果沒有經過激烈的疑古,恐怕釋古、考古都不可能出現,不會注意到要先把先秦材料提起來抖一抖,再放下來重估其價值。沒有經過一番震盪,不可能平情地「釋古」、「考古」。現在很多人又走回到信古,那也不是我的態度。我的意見是要「重訪」,但不是要不經研究地復古,而是重新瞭解它的「正形」。我的理解是人們往往要經過幾度的「自我坎陷」(借用牟宗三的話)之後,才能重新去掌握歷史文化的「正形」。

比如古代人與人、物與物的關係,不是簡單的一對一的、介面清晰的聯繫,可能是一種類似於「泰山崩而洛鐘應」的關係。如果要掌握這個向度,我們必須要掌握一套夠深度的詞彙來說明它們。可是現在還沒有發展出精細的詞彙來描述。

葛兆光:這是兩個層次,一個是回到過去就停在過去,那是不可以的。另一個層次是從新的角度去重訪。百家往而不返,道術已為天下裂。歷史學家的努力,是重訪天下裂的時代,但是,古代是不可能重複的。新儒家的問題就在這裡,他們把價值和事實混合起來。

王汎森:我們要考慮如何像陳寅恪說的「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我認為重訪「執拗的低音」,是在積貯多種的資源,以便盡可能地做到與「與立說之古人處於同一境界」。是「資源」不是「答案」,「資源」是資源庫中的東西,是供選用的,而不一定是一個新的答案。就像我住在這個飯店,不必從一號房間開始住,下次住二號,再下次住三號,沒有必要。我們求索古代資源為今天所用的時候,沒有必要從一號開始一個個排下來。

葛兆光:資源並沒有限定必須拿哪一個,可以有選擇性地拿。就像一個大倉庫,裡面什麼都有。我們拿來以後做新的解釋。舊資源就變成新資源,舊傳統就變成新傳統。

王汎森:我一直在瞭解各種西方的理論。就像我以前練字,在各種不同的字帖上下功夫,並不是只學一家。在熟悉字帖所有的筆劃之後,再寫字就具備了最大的發揮能力,就能調動所有的資源。如果我想寫一幅字表現悲涼的感情,我不是寫一個「悲」字;我要表現禪意,不是寫一個「禪」字,而是在筆劃、構思中運用各種表現方法,去表現這種境界。所以如果我們想「與古人處於同一個境界」,需要的資源非常多,能把一個歷史現象非常準確地描述出來,所要具備的素養很多。維科就是要在笛卡爾對數理和自然的描述方式的籠罩下,尋找被遮蔽的人的複雜的特質。

葛兆光:每一次學術典範的轉化,就是傅柯說的一再重新回到起點。如果不回到起點,整體性的論述是不會被顛覆掉的。汎森兄說的維科為了顛覆笛卡爾,必須回到笛卡爾之前去。

王汎森:維科為了瞭解在笛卡爾的著作遮蔽下的人的複雜性,就去瞭解古希臘羅馬的狀態。就像我們想瞭解古代人物的狀態,很多東西必須要設法與他們處於同一境地,需要的資源太多了,但是,不能只靠著西方的理論去套,現在的學術研究則是對西方理論套得越漂亮越吸引人。

葛兆光:中國歷次的革新都是以復古為革新,復古只是回到起點的手段而已。古文運動也是這個意思。

現代學術詞彙的困境

王汎森:我越來越傾向於認為,中國歷史文化中的許多情狀,用現有的學術詞彙很難加以比較完滿的描述,而是需要重新摸索一套表述方式。比如我在演講中提到對《漢書‧藝文志》的認識。《漢書‧藝文志》中說「諸子出於王官」,這個說法當然不可能全對,但是康有為、胡適認為這個說法全錯。

葛兆光:余嘉錫的《古書通例》,一方面是要回到《漢書‧藝文志》,另一方面是要回到《漢書‧藝文志》之前。所以汎森兄講的古人沒有私人著述,余嘉錫這一脈都有這個共同的看法。

王汎森:諸子出於王官或不出於王官,涉及中國古代禮樂學說起源的大問題。《漢書‧藝文志》說諸子出於王官,胡適說諸子不出於王官,而是為了對應時代的需求而起,柳詒徵卻說何不以前者為「正因」,而以後者為「輔因」。這兩者就像兩種不同顏色的水,慢慢地滲在一起的共同作用,而不是固體形式的界限分明的樣子。

葛兆光:當代的學術,如果回到起點看,有些來源、有些面向是我們過去不注意的。我舉兩個例子,一個是滿族認同的例子,在很長時間的現代史論述裡,覺得滿漢問題是不存在的,可實際上還是有影響的。我在三月初的時候到日本京都,旁聽了一個關於「偽滿洲國」的會議,發現滿漢問題不僅與那些感到壓抑的遺老有關,還跟滿族本身的論述有關,清末民初也是,如果回過頭去仔細看,我們現在發現,自從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黃侃、孫中山的建設新國家論述之後,我們都不太注意那些滿族的文人大臣們在想什麼。其實,這些人是後來偽滿洲國得以形成的重要因素。另一個例子,在我們的主流歷史論述裡,晚清民初是沒有伊斯蘭問題的。其實,不僅明清有很多伊斯蘭的問題,在晚清民初,以及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中國,包括北京,不僅有滿漢問題,也有很多伊斯蘭的問題,甚至伊斯蘭的問題還會牽扯出日本的因素來。很多問題,如果考慮全景的社會史、思想史、文化史,都是存在的。

汎森兄關心的清末民初那些潛伏的、被壓抑的、被忽略的那一段,如果通通再掃描一遍,各自安放在各自合適的位置的時候,會發現這個圖像是非常複雜的,絕不是我們現在想像的那麼簡單。

王汎森:當然,這個圖像是有主從輕重的。我一直在研究主流論述的,這一部份的重要性當然不在話下。我絕不是說,這些主流論述不要研究,而是說,我們也要注意到在大樹下面樹根的活動。

葛兆光:麻煩在於,當你一旦要全面研究的話,有人也會把那些樹根的部份放大,其實他們不知道,我們發掘嗡嗡的背景,是為了使主流部份得到有效的襯托和說明。被邊緣的、被壓抑的,是主流之外的,我們沒有否認主流。

王汎森:主流與非主流的種種層次常同時疊壓在一起,形成競爭狀態,這裡面還有很複雜、很精微的相互依存關係。主流保持主流的位置,是靠背景烘托的。因為我們習慣了主流的論述,所以沒能用主流所能接受的語言來描述其他複雜的存在。我們對長在地上的樹很瞭解,兩棵樹可以看來毫不相關,可是我們忘了下面的樹根可能盤在一起了。

葛兆光:我和汎森兄都曾經借用過丸山真男的「執拗的低音」這個話,不過仔細想想,其實我們三個人強調的重心不一樣。丸山真男講的是日本本土的文化,儒家經典、佛教、朱子之學等外來文化作為日本的主旋律,實際上,也不斷被作為本土文化的「執拗的低音」所修正。而汎森兄強調的是在主流文化中,也許會忽略掉可以作為新資源的被壓抑的東西。我強調的呢,是主流的聲音是怎麼樣在嗡嗡的背景下被烘托出來。各自強調的面不同。

日本學者對我說的「執拗的低音」和「古層」的說法不很同意,他們說,日本的問題和中國的問題不一樣,丸山真男強調的「執拗低音」和「古層」和我們理解的有差異。他們很強調這一點,日本文化的上層與下層是脫節的,可是上層因為是孤懸在上,士人階層又沒有科舉的知識限制,主流思想傳統也沒有那麼強悍和籠罩,所以,反而容易接受新思想,容易變,也容易被生活世界與社會風俗修正。比如上層雖然從朱子學到古學,從古學到國學,從國學到尊王攘夷,再轉而興起西洋之學,變化很大,可下層生活世界會固執地沿襲整個的觀念、生活、風俗,外來文明再怎麼來,也得順應民眾的生活狀況。

王汎森:我記得周作人說,不要以為日本受中國的儒家文化的影響很大,在日本一些民俗活動的場合,看神轎亂闖的時候,日本本土的神秘東西就會凸顯出來了。

葛兆光:周作人對日本還是很瞭解的。

王汎森:在新文化運動時代,很多人寫文章,就用簡單的話來代換。原來可能認為其中奧義有多少層,可是後人認為不必區分了,總是說「什麼」就是「什麼」,用簡單的話來代換,這就是「消耗性轉換」。原來可能有七、八十種層次,後人不瞭解、或認為不必要,就把它們轉換掉了。

葛兆光:汎森兄說得很對。不過,我們現在有很多好的條件,可以看到更多的老舊的期刊,有更多的資訊。這樣,重訪起點的時候就容易多了。比如,很多歷史論述變成單一主線,與意識形態有很大的關係,因為意識形態必須塑造一個歷史主線來支持其合法性。問題是,歷史學家應該跟主流意識形態搗搗亂。主流意識形態希望大家都在前臺看戲,傻瓜一樣隨著指揮棒同悲同喜。但歷史學家老是要到後臺搗亂,想看看忽悠我們的那些演員卸妝之後,究竟原來是什麼樣。歷史學家有兩種,一種是給意識形態以學理支持,這就把歷史越來越塑造成一條主線、脈絡。另一種歷史學家會不斷發掘被壓抑的東西,瓦解意識形態的主線論述。所以,就看歷史學家自己定位的責任感在哪裡。

王汎森:我們對知識的瞭解、定義、詮釋、範圍,很多是跟著課本走的,不自覺的,就像突然一陣風吹來,全部脫離了古書原來的範圍,轉換成教科書中的新定義、新概念,此後大家承受而不自知,幾乎不再意識到其中有一個很複雜的歷史過程。

葛兆光:確實,教科書是形塑一個國家認同、民族歷史中最重要的東西。

王汎森:我弟弟是教師,幾十年來提倡一個意見,就是把課本修好,這是所有國家教育工作最重要的任務。

葛兆光:其他國家所有最大牌的歷史學家,都在做最基礎的教材編寫工作。布羅代爾就做過歐洲歷史教科書。我們在強調通識讀物、教科書重要,就是因為它在傳達更廣泛的、更加為大家接受的歷史觀念。

王汎森:白話文的風行,與它很快被當成國語不無關係。白話文原本還在爭論中,後來變成國語,各地就開始國語講習班,所有課本都是白話文,影響到今天。其實,歷史文化是多調複奏的。我的同事告訴我,現在發現很多秦漢時期的墓葬並不符合儒家的精神,我說這是很正常的。儒家當然是秦漢時期的主流,很多人會呼應它、趨近它,那是理想上的如此,但是,也有很多人事實上不如此辦。中國歷史上很少、或幾乎不曾有劃一的時候。

葛兆光:現在大陸出土的早期資料非常多。但我感到略有遺憾的是,很多解釋還是在原來的經典框架下繼續的。其實,有了這麼多新資料,可以把歷史先歸零,然後再把這些出土資料與傳世文獻當作平等的資料來看,這樣就有可能對春秋戰國以來的文化思想狀況有新的認識。那個圖像可能會與現在歷史書本不太一樣,當然,也必須注意兩點:一是某些出土文獻集中在某一地域,你就不能拿這個地域的當作全體思想世界;二是解釋出土文獻時不能被原來的經典文獻的框架所限制,不能先確定這個是儒家的,那個是墨家的。如果這樣,你就會發現那個時代的思想,可能是一個很彌散的狀態。

王汎森:我常常覺得歷史中的行為、事物之間的關係,很難以我們目前的詞彙與概念完整描述。譬如歷史上兩種文化交遇時的關係,常如兩種不同顏色流質的互相暈染。可是現在好像沒有足夠的詞彙可以狀寫。古代的歷史、文化也是一樣,其中有許多複雜的情狀,恐怕不是我們現代的學術語言所能充分表述。(更何況,我們所使用的許多學術語言是從日本或西洋次第借來的新詞彙。)

葛兆光:說得很好,歷史學家是較少感性的,汎森兄是其中少有的、重視感性的學者。有時候,感性地思考問題、描述歷史,反而能夠把原來切成條條塊塊的歷史打散,回到原來的接近歷史的現場。

整理:黃曉峰

作者為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學士、碩士,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博士。歷史學家,2004年當選中研院院士,2005年獲選英國皇家歷史學會會士。曾任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長、副院長、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

王汎森教授研究的範圍以十五世紀已降到近代中國的思想、文化史為主。著有《章太炎的思想》、《古史辨運動的興起》、Fu Ssu-nien: 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晚明清初思想十論》、《近代中國的史家與史學》、《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執拗的低音:一些歷史思考方式的反思》、《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等學術專書。

![endif]--

書名:《天才為何成群地來》

作者:王汎森

出版社:允晨

出版時間:2019年11月

讀冊博客來金石堂誠品

Tags:

歡迎追蹤《思想坦克》臉書粉絲專頁,

每日為您推播最新文章消息!

  • 黑色的Facebook圖標
  • 黑色的Instagram圖標

THINK TANK, THINK FOR TAIW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