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我的朋友家博

Wednesday, December 4, 2019

作者與家博合影。圖片來源:作者提供

 

11月24日,在臉書朋友的訊息中,發現家博走了。

 

還記得去年11月,由於我國政府要贈勳給家博,已經生病的他和夫人一起到台灣,我也非常高興參加他的贈勳儀式和宴會。當時大家還說希望約時間再見面,結果今年6月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針對真相與轉型正義舉行研討會,籌備時我就寫信給家博,希望他如果身體還好,可以與會,擔任其中二二八事件與戰後台灣威權統治體制座談會的與談人。當時他說身體狀況不好,無法前來。就和他約定,如果他的身體康復些,可以旅行時,一定再到台灣,沒想到再收到的就是他的死訊。

 

已經想不起來是怎麼和家博認識的,可能是彼此互動的人脈中有一些共同認識的人介紹的吧?不過和家博熟悉開始密切互動,則是因為2003年負責國家人權紀念館籌備處的李永熾老師,要推動「人權理論與歷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找我擔任系主任的政治大學歷史系,和擔任國史館館長的張炎憲,共同舉辦。那是我第一次邀請家博到台灣來,此後我們相談甚歡,常常書信往返。

 

而教育部推動台灣研究國際化計畫時,家博和我更積極地聯絡,想要在澳大利亞推動台灣的相關研究,最後在他任教的蒙納士大學MONASH大學推動了5年的計畫。在此前後,從2007年政治大學台史所每年推動的國際研討會,家博幾乎都會出席,而且在當年的3月13日就促成了他的系和台史所簽訂了學術交流協議書。

 

他參加研討會相當投入,除了全程參加兩三天的會議外,只要對論文有意見,他都會提出意見給作者參考,而且還督促我必須更積極地參與討論。經過多年的互動,他也把政大台灣史研究所當成他另一個學術的家,在他後期的專書中,常常提到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因此就在他生病前後,政治大學台史所向校方提出聘任他擔任本所第一位名譽教授,通過後他非常高興,大家的學術緣分就直到他生涯的最後。

 

至於我個人對家博更深入地了解,是在2015年5月我對他進行訪談之後,我才知道他曾經是台灣女婿。透過這次訪談,我瞭解他從1943年出生,一直到美麗島事件發生,捲入林義雄家中的血案,無辜被誣指為兇手甚至有一段時間失去了自由的歷程。而透過這段的歷史,使我對他如何與台灣結緣,包括早期如何到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留學有了了解。

 

家博和一般人一樣,原本要研究的是中國大陸,不過1960年代中國大陸正處於文革,根本對外不開放,所以家博就先到台灣來,當時已經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的家博,1965年先到台灣大學歷史系就讀。隨後他發現,如果成為研究生,可以取得獎學金,對於他在台灣的生活有一定程度地改善,因此他去找當時的歷史系主任許倬雲,轉而申請成為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的外籍生。

 

這次來台只來了一年,他就回哥倫比亞大學的研究所就讀。等到他攻讀博士學位的時候,他思考整個外在的學術環境,也發現他自己對台灣的研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最後就選擇了台灣地方的政治生態,作為他研究的主題,而在1971年再到台灣來進行田野的調查。

 

至於他的博士論文會選擇於嘉義的太保作為研究的主題,實際上是受到了張旭成教授的影響。張旭城是家博哥倫比亞大學的學長,又出身嘉義,就協助家博認識嘉義的地方人脈。家博聽了張旭成的建議之後,持續在嘉義太保進行一年半的調查,隨後回美國完成他的博士論文,在1975年畢業。之後他在1977年、1978年,又到台灣來進行短期的停留與研究。1979年,因為他想進一步撰寫與台灣整體政治發展為主題的專著,因而再到台灣來。

 

總統府秘書長陳菊在臉書上感念澳洲愛台學者家博。圖片來源:陳菊(花媽)Facebook

 

這一次來台,由於陳菊得知家博要到台灣,就和他聯絡,同時幫他介紹了許多的黨外人士,這使得家博進一步和黨外建立起政治的關係。1980年1月,正值高雄事件發生後,許多黨外人士被捕,家博碰巧又因為研究安排在1月21日來到台灣,就透過他認識的國民黨人士向新聞局和有關單位,表達他對台灣反對派人士的遭遇和人權議題的關心。

 

由於當時大批黨外菁英被逮捕,落腳在信義路國際學舍的家博也頻繁地和八名遭到軍事審判被告的家屬往返,去探望他們,並表達慰問的心意。也就是在這樣的脈絡中,家博和AI(國際特赦組織)正式地接觸。結果沒想到原本計畫來台灣做研究的家博,在1980年2月28日林宅血案發生後,被偵訊後「保護」失去自由好幾個月,直到當年的五月才離開台灣。之後十多年,他可能因為遭到懷疑,因此就沒有再到台灣。直到1992年,他才拿到了到台灣的簽證,只是這個時候的家博在行動上仍然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因此當年年底,他想再到台灣來考察立委選舉,就沒有拿到簽證,無法來台。直到次年因為開會的關係,才有辦法再到台灣來。

 

另一方面,家博則持續關心台灣民主的發展,進而對台灣在國際的處境也表達了強烈的關心。包括對於台灣無法作為正常國家在國際舞台活動,他前後提出幾個重要的觀點,包括強烈反對過去國民黨當局一個中國的思考,同時強調台灣是一個不小的國家,而且具備了作為國家的基本要件,強調台灣應該努力朝向作為正常國家的方向前進,同時對於國際政治場合排擠台灣正常發展的狀況也時常為台灣發聲、說話。

 

而在他晚期針對台灣做的比較巨視的研究中,他更明白認為,台灣不僅不是中國的一部分,而且實際上與中國幾乎長期沒有存在政治關係。最特別的是,他強調縱使大清帝國領有台灣的兩百多年,站在傳統所謂中國正統的觀念中,滿洲人是入侵中國大陸漢人的領域,建立的一個外在的殖民國家,並不是所謂的中國,因此台灣當時嚴格來說也不算中國的一部分。就此而言,他認為台灣在大清帝國統治下,與中國傳統漢人的政權產生交集的狀態是完全不同的,而持續針對此以主題來發表他的學術見解。

 

整體而言,家博是國際學者中持續關心台灣問題,而且願意為台灣在國際困境努力的外國人,是台灣難得的外國朋友。近年來,針對中國對台灣的打壓,或是針對台灣自由民主發展的課題,他始終積極參與國際學者連署支持台灣的行動,也持續在國際媒體發言支持台灣。很遺憾地,他因病這樣離開了我們,但是我永遠不會忘記他對台灣未來樂觀的期待以及希望。作為關心台灣的外國人,他可以,那麼關心自己國家處境的台灣人,我們更應該努力。

 

 

 

 

 

作者為台灣大學歷史學博士。現任政治大學文學院院長、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歷史學系合聘教授、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長、財團法人自由思想學術基金會董事長。專攻台灣史、憲政史、近代思想史,著作有《晚清「中體西用」思想論(1861-1900)(修訂版)》、《民主憲政與民族主義的辯證發展》、《『自由中國』與民主憲政》、《戰後台灣歷史閱覽(修訂版)》及《戰後台灣人權發展史(合著)》等書及單篇論文數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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