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全球生產壓力鏈》

Friday, November 15, 2019

 

三、受猜疑的少數民族:越南華人的地位變遷

 

華人移民越南的歷史很悠久,遠從「反清復明」的17世紀,到法國殖民時期,都有大量的華人移民。對於華人是否應該入籍的事情,在1954年《日內瓦協定》後開始凸顯出來。該協定,以北緯17度為分界,南北分治,因此有許多華人從北越逃難遷徙到南越。當年的協定約定,南北越在1956年7月以前實行普選,再統一南北越。不過法國支持的南越保大帝政府,後來在西貢吳廷琰(NgôĐìnhDiệm)政府所舉行的公民投票被廢除,另外建立「越南共和國」。

 

當時北越政府與中國政府外交關係良好,因此北越政府採取相當友善的華人政策,例如廢除華僑的「人身稅」(許文堂 2014: 150),而且北越政府並未採取強制入籍的政策。根據1955 年越中兩國的協議,北越政府保證北方華僑享有與越南人民一樣的權利,並按照自願的原則,鼓勵華人成為越南公民,既可享有選舉與被選舉權,也可擔任公職。1955年在印尼萬隆召開的不結盟會議中,許多國家質疑中國利用華僑的雙重身分來進行國家顛覆活動,在該次會議上,周恩來宣稱,中國並無顛覆其他國家的意圖,並且要求華僑選擇單一國家入籍效忠(同上:148)。不過在1967-1968 年之後,因為蘇聯與中國關係惡化,影響越中關係,北部華人開始受到更嚴格的監控(許文堂 2016: 10-11)。

 

在南部的吳廷琰政府,則採取了比較嚴格的同化政策。1956年8月公布國籍法,中國人在越南所生的子女,國籍一律是越南;1956年9月6日還公告,經濟活動中的十一種行業,必須要越南人才可以經營,而這些行業剛好都是越南華人比較集中的行業(例如碾米業),這樣的政策一直到1964 年的阮文紹(NguyễnVănThiệu)才放鬆管制(陳氏芳蓮 2011: 24)。

 

1975年北越政府以武力統一南越,開始另一波華人逃離潮。根據記載,當時許多華人跟著美軍一起離開,一些受訪者也說,當時父母親有機會在美軍協助下離開越南,不過因為不想拋棄祖父母,所以選擇留下;也有幾戶人家一起購買一艘小船,賄賂軍人後出海,幸運的在公海被救起,不幸的再被抓回,當然,最不幸的就是命喪大海。當時越南政府也提供大型船隻供逃離,只要繳交20 兩黃金,就可以搭船離開(陳氏芳蓮2011: 33-34)。1978年12月,越南軍隊揮軍進入柬埔寨,推翻紅色高棉波布政權,引起中國不滿,兩國關係陷入緊張。1979年2 月,中國入侵越南,發生為期一個月的越中邊界戰爭。兩國的戰爭造成更多華人逃離越南,據聯合國難民總署(UNHCR)的資料,當年約有百萬人逃離越南,其中約71 萬人是華人(UNHCR 2000; 引自許文堂 2016: 12)。

 

 

最後一波華人逃離潮,是在1986年越南開始進行革新政策之後。當時的社會氛圍變得較為自由,在放鬆控制的情況下,一些南部的華人透過陸路,經柬埔寨進入泰國邊界(Robinson 2004)。一位華人受訪者說,她小時候在泰國柬埔寨邊界的難民營度過五年的時光,1989 年當時全家五口,先搭車到柬埔寨,接著再乘船沿著湄公河偷渡到泰柬邊界,被收容為難民。她的兩個弟妹是在難民營出生的。一直到1994年,覺得被歐美國家收留的希望渺茫,全家決定返回越南。就在他們回越南的一年後,美國政府宣布,只要自願回越南,將來美國願意收留他們,所以比他們晚一年回越南的難民,在回到越南後的隔年就都移民到美國。這個政策只開放一年,在1996 年就停止。這位受訪者說,1994 年回到越南之後,原來在同奈省的土地早被政府沒收,最後是依靠1979年逃離到美國的爺爺寄錢回來買地,種植經濟作物維生。在1995 年還沒有返回越南的泰國邊境難民,1996 年則被強迫遣送回國,回去之後因為沒有了土地,只能成為當地華人農場的雇工。

 

 

經歷如此的政治與遷徙變化,在1979 年越南的全國人口普查,仍有約93.5萬的華人(參考表5.2),在其後三十年間,普查的華人人口不斷減少。以2009年的統計數字來看,華人僅占全部越南人口的0.96%(UNDP 2011: 10),相對於馬來西亞華人占了約24.6%(2010年資料)來看,比例算是很低(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Malaysia 2011)。

 

根據許文堂的看法,華人人口統計數的減少,可能是華族(NgườiHoa)身分轉變為山由族(NgườiSánDìu)、艾族(NgườiNgái)、儂族(NgườiNùng)所致。越南政府在1979年將少數民族依照不同的語系劃分為54個,屬於漢語語系的族群包含華族、艾族與山由族3個少數族群,後兩者的語言和華語、客語接近,因此有些原本被界定為華族的,在這段期間改為其他少數民族(許文堂2016)。表5.2的儂族人口在1979至2009的三十年間,增加了將近一倍,從人口統計的角度來看,顯得十分異常。

 

從越南官方的護照上看不出個人是哪個族群(都是越南人),不過個人的身分證上會註明「祖籍」和「族群」,例如某受訪者的身分證上面寫「祖籍:中國」,「民族:華人」。越南是父系社會,所以如果是越南男姓和華人女姓通婚,子女就是越南京族,如果父親是華人,母親是京族,則子女仍是華人。

 

那麼華人多數居住在哪裡呢?職業類別呢?1989年的調查顯示,越南華人總數有90萬人,其中四分之三的人口住在城市,又其中有超過二分之一的華人住在胡志明市,占該城市人口的13.3%,比例相當高(許文堂2014: 156)。在1975年統一之前,西貢一直是南方資本主義發展的中心,華人企業也都以此地為中心。根據1975年的統計,當時西貢(現在稱為胡志明市)有26萬華人,資本家有7,951人,小企業主和自由業者有172,049人,受僱工人約8萬人(許文堂2014: 160)。這些私人企業在1978年實施的「改造私有工商業運動」中受到重大打擊,3萬家華人企業被國有化(Chinh 2013: 11)。不過此政策只執行幾年,在1981年6月起開放部分自由市場,允許私人經商,所以當越南政府在1986年決定進行革新開放之後,越南華人的商業網絡及經商技術都還在,因此可以很快重新建立資本主義的生產體系(許文堂2014:165)。根據1994年的官方統計,胡志明市的私有企業有4,900家,其中有40%是華人經營;到了1990年代末,該市華人企業家占了全部企業家的三分之二(許文堂 2014: 167);到了2010年前後,華人占了胡志明市人口的10%,經營該市30%的企業(Chinh 2013: 11)。

 

上述資料顯示,越南華人雖然是所謂的「少數民族」,但他們掌控的經濟力量卻是遠遠超過其人口比例,這個情況和馬來西亞的華人類似,也就是經濟上具有相當的重要性,但是政治上華人的忠誠度一直受到懷疑。身處此種政治經濟結構中的華人,經歷多重的矛盾:在企業或工廠裡,可能具有較高的職位與權威來管理生產線的京族越南人,但出了工廠的圍牆大門,其政治地位卻不高,這在在影響到他們在工廠的工作類型、職位和權威。

 

1975年之前的台越關係,相當緊密,這也成為後來台商剛進入越南的重要社會網絡。1975年之前,許多越南華人來台灣留學,學習「正統的中國文化」,這群人就和馬來西亞來台灣的華人留學生一樣,是所謂的「留台生」,而1975 年之後,在台灣讀書的越南留台生無法返回,有些留在台灣,有些則遷往第三國。除了透過「僑教政策」拉近台越關係外(黃庭康2016),也有許多台資企業到西貢開設工廠(Kerkvliet 2011: 167),這些關係雖然在1975年中斷,但是當台資在1990年代重新進入越南時,原來的社會關係重新被動員起來,因為中斷的時間才十五年,很容易重啟舊有關係。我們訪問的一家台資工廠,老闆是越南華人,他在1963至1967年間就讀台大,後來返回越南承繼父親的事業。但是1968年春節期間,北越(越共)發動「春節總攻勢」(SựkiệnTếtMậuThân,戊申春節事件),美國駐西貢大使館遭遇攻擊,街頭槍戰混亂。受訪者說,那時全家已感受到南越不安全,越共都打到家門口了,因此開始計畫性移民到美國,在1974年離開了南越。越南在1986年開始進行革新政策,積極鼓勵海外越僑回國投資,此時他也跟著回去看看,後來決定投資設立製鞋廠。他找來大學同班同學合作,當時這位台灣同學已在中國的工廠工作好幾年,兩人便合資在胡志明市設立「用越南人名義登記的台資工廠」。

 

另一個案例是國民黨的中央貿開開發「南西貢」(現在稱「富美興」),它在1988年進入越南,運用當年西貢華人的社會關係,協助越南政府創設第一個加工出口區「新順加工出口區」。這些例子顯示了,過去台灣和南越的社會與經濟關係,在1986年革新政策開始後都活絡起來,成為台資進入越南投資的重要橋梁。

 

四、日常生活的「越—華」族群關係:語言、通婚與認同

 

南北越統一之後,因為和中國/台灣關係的惡化,連帶以前的華語學校也被關閉;在革新開放之前,越南華人要學習華語,必須透過私人的方式學習。一位在1970 年代早期出生的華人,上小學期間碰到越中戰爭,華校全面禁止,父母偷偷聘請老師來家裡上課,使用台灣政府以前編輯的課本當教材,學習完中學的課程。當台灣政府在1991年於越南設立辦事處時,她因為華語能力以及和台灣意識形態的契合,受僱於該處工作。另一位華人,1980年出生,從2、3 歲開始,就在姑姑的晚間「補習班」學習華語,因為當時仍禁止教華語,所以她的姑姑透過開辦托兒的方式教小孩子華語。她說,這個姑姑因為對華語教育非常有熱情,所以想出這個辦法來延續華語的教學。

 

即使後來開放學校可以教授華語,或者可以自行開辦華語學校,越南華語的教學並不受國家承認,所以去上華語的華人得到的只是「補習教育」的證書而已。越南的義務教育小學只有上課半天,另外的半天學童可以上華語學校,也因此許多華人願意多花一筆錢讓孩子學習華語。某受訪者是講廣西話的華人,出生於1981年,所以未接受到國民黨的華文教育體系。他的祖父在1954年南北越分治時逃到同奈,全村都是來自廣西的華人。根據他的陳述,該村的華文教育,是當地居民去其他地方學,或是向廟宇募款來設立華文學校,課程是半天華語、半天越語。學生到了11、12 歲時,就去考省教育廳的學歷考試,若通過考試,學歷可以獲得承認。

 

進入1990年代之後,越南和中國重新建立外交關係,對華人的文化活動不再嚴格控制。胡志明市的華人多數住在第五郡和第十一郡。年輕一輩的華人,即使上學是學越南語課程,但日常生活的語言和人際交往還是以華人為主,幾乎最好的朋友都是華人,一位華人受訪者就這樣說:

 

我們比較喜歡和唐人玩,一來是因為溝通比較容易,二來是我們有很多共通點。

 

此外,1990年之後,胡志明市的華人所觀賞的電視節目、連續劇或流行音樂,很多都來自香港,透過這樣的媒體,廣東話成為華人圈年輕人的共同語言(即使他們是來自不同方言群的華人),且他們的廣東話甚至比越南語流利。他們自己評估:

 

自己的越南語比越南人差一點⋯⋯,因為發音不夠正確,能聽得出來我們的越南話和越南人講的有些不一樣。

 

再者,因為華語課程已經可以開設,胡志明市的華人多半都會送小孩去華語學校,近幾年我訪談的華人,年輕一輩的華語能力都很好,即使他們主要的母語還是廣東話。老一輩的人可能仍然講潮州話、海南話或客家話,但在和不同方言群的人溝通上,仍是以廣東話為主,也多少可以聽懂華語。此外,有越來越多華人來台灣留學,他們的華語基本上沒有問題,來台後華語能力急速提升,成為台商心目中的最佳幹部人選。

 

在語言上,雖然多數年輕越南華人可用雙語流利溝通,可能成為華─越文化的雙重承載者、溝通橋梁,不過在社會關係上,仍多圍繞在華人圈生活。我雖未找到有關跨族群通婚的統計資料,不過就我的訪問資料來看,華人傾向同族裔通婚。某受訪者的弟弟,當年想要和越南女性結婚,遭到父母強力反對。另兩位受訪者也傾向找華人結婚,他們的理由是「這樣比較方便和老人家交流,因為父母的越南文都不算流利」。那麼越南京族工人怎麼看待族群通婚呢?某位受訪的越南工人說:

 

跟華人相處並沒有什麼差別,但是從口音可以聽得出來他們的不同。而如果要跟華人結婚的話,小孩子多就沒問題,如果只有一、兩個的話,則不希望離開太遠。

 

這是一種很委婉的說法,也就是還是希望同族群內部通婚。

 

當然,一個少數族群生活在周遭都是主流京族的環境中,不可能沒有異族通婚的例子。某受訪者的老公是峴港(ĐàNẵng)人,她先生大學唸中文系,畢業後到峴港的台商公司工作,而她剛好在胡志明市的台商總會工作,兩人先是因業務工作而相識,進而結婚。婚後,她先去峴港跟先生、公婆同住,後來因為台資企業多半集中在南部,兩人就搬到胡志明市找工作,剛遷到胡志明市時,是住在她的父母家中,省下一筆住宿費用。

 

 

 

作者為澳洲國立大學社會學博士,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系教授。從博士論文的台灣中小企業開始,逐步進入到台商海外投資、越南台商、越南移工、台越跨國婚姻,到最近的性別與親密關係研究。創設《巷仔口社會學》共筆部落格。作品有:《田野的技藝》(與郭佩宜合編)、《巷仔口社會學》(多人合著)、Politics of Difference in Taiwan(與Tak-Wing Ngo合編)、《戰後台灣經濟分析》(劉進慶著,與林繼文合譯)。

書名:《全球生產壓力鏈》

作者:王宏仁

出版社:臺大出版中心

出版時間:201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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