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烽火中,大學在哪?

Thursday, November 14, 2019

 

夜晚十點一到,西營盤的「鳩叫」立刻此起彼落。這是香港人三個多月前開始號召的行動,每夜在《噪音管制條例》十一點生效之前,在自家窗邊、天台大呼口號五分鐘,藉此發洩反送中條例期間所飽受的無力感。三個月來,從「香港人,加油」、「香港人,反抗」直到昨夜的「香港人,復仇」,口號不斷進化。直至昨夜,將近一個小時不間斷的哀鳴,似在籠裡被烈火燃燒的鳩群。

香港日常。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正值此時,中大已硝煙一片。五呎外陽台上的女孩和我一樣,必須一邊聽著鳩叫抹除島上漫漶的疏離感,一邊滑著手機想知道「前線」還發生了什麼事。若與「手足」休戚與共,每日面臨的是工作上什麼都避而不談的壓抑矯飾,或是世代之間越來越無法彌補的裂隙,和急速窄縮的私人空間。可預期的是,手機上的訊息越多越讓人越焦慮不安:大量傷患無法救援、中大的學生開始寫起遺書,還有不知來源何處的簡體字對話:「據說明天搞港大。」

 

當然,這些都可能是誇大之言,只因警方每天開記者會嚴詞狡辯,示威者或「黃絲」人士早已不再信任所謂事實。在千萬條真真假假的訊息海中,從前天晚上開始,七月初便噤聲的港大校長終於具名向全體師生發信。過去幾個月來每有重大消息宣布,我們只會得到一則由「管理高層」(Senior Management Team)署名的簡短通知。也因此,學生曾經發動尋找校長的行動,但也徒勞無功。如今情勢危急,校長迫不得已現聲。

 

信裡除了首度提及校園安全之外,重點是在但書中引述了《警隊條例》第 50(3)及(4)條:「警務人員可在有理由相信任何『須予逮捕』的人已進入或置身在某處進入私人地方搜查。」在香港人民挫折感愈益深重、敵意升高,防暴警察也不斷違例執法、緊急條例也已生效的同時,這段但書其實已經替警察開了大門,同時也給自己一道台階可下。在寬鬆的定義和執法者的無限擴權之下,任何人都可以被詮釋為嫌疑犯。

 

錙銖法律定義並無助益,因為幾天下來,警方的煽動挑釁證據歷歷,隨時都可拿堂而皇之的理由攻入大學。其實我覺得真正糟糕的是語意隱晦、不具當責性的「管理高層」。除了隱姓埋名,一旦出了事可讓人方便推諉之外,它代表的是對於大學認同感的疏離化。

 

英國比較文學學者Terry Eagleton多年前曾經寫過一篇長文〈大學的緩慢死亡〉,指出讓高等教育變質的,正是如同拜占庭官僚體系的科層管理。Eagleton文章的重點雖然是為逐漸邊緣化的人文學科請命,但他所在乎的是高層教授從此成為口袋深不可測的經理學閥,年輕學者反之成為大公司裡賣命而異化的機械零件。在香港,這些預測早已在成為全球著名大學品牌時一一實現。

 

只不過,異化仍然事小,要命的是編程機器的工程思惟。在香港,大學校長的任命是否帶有政治任務,依然可議。但港大校長在履新不久之後,立即上京在教育部作簡報。簡報期間,教育部給了校長必須立足「一國兩制」,培養「愛國愛港青年」的明確要求。當然,北京如何要求、身為工程師的校長要如何執行「愛國高等教育」,我們不得而知。但這半年來,大學裡外牽連學生運動和高層辭職的各種風波,在在顯示出此工程還沒打樁便搖搖欲墜。

 

先插個往事。事小,但透露了管理階層對學者的真實態度。大約三年前,醫學院為了拓展學生視野而設計了增潤年,讓三年級的學生能夠外出遊學一年。學院透過某位校委的好心聯繫,想要藉著我的「普通話」能力,和中聯辦的教育主管官員拜碼頭,讓港大的學生能夠參加一些中國內地學校的計畫。

 

觥籌之間,我只感受到這位也曾擔任過大學校長官員的心不在焉。讓我訝異的是,馬虎帶過正事之後,校委和官員竟然開始撻伐起港大的法律學院,視學術殿堂為香港發展的毒瘤,矢志聲討學院裡的學者。那時,我還不明白他們的權力有多大,直到不久後,佔中三子之一的學者果然判刑入監。

 

高等教育靈魂被侵蝕的結果,還有一項。反修例風波爆發以來,校園裡公共意見的貧瘠,早已讓人辨認不出自己身處一所大學。知識的本身更在精英官、學體系中邊緣化。不久前,中文大學的公共衛生學者在醫學期刊The Lancet上發出呼籲,必須研究催淚彈對於人體的可能危害和進行公眾控制的必要性。

香港遍地是催淚彈匣。圖片來源:達志影像/路透社

 

此番疾呼馬上遭到政府醫療主管單位的拒認。直到最近,食環衛生署才承認對於催淚煙和水炮車藍色水濟的理解有限。在輿論壓力之下,衛生防護中心的指引才姍姍來遲。在公共危害的威脅難以評估之際,不見在上位學者基於自身專業的道德判斷,只見風險數字成為妝點現狀門面的花窗。

 

想七年前拿到了第一份工作來港之前,我一點教學經驗也無,滿懷著忐忑讀了中文大學前校長金耀基寫的《大學之理念》。當頭棒喝便是金耀基撰書的靈感來源,十九世紀牛津運動催生者John Nenry Newman的名句:「如果大學的目的在科學的發明,那麼我看不出為什麼大學應該有學生。」

 

當然,這並不意味著Newman棄科學發明為敝屣,因為高等教育的功能本來就可進化。他的重點其實擺在知識的傳遞,藉以培養通達、有修養和識見的人。可惜這幾年來所見,懷此理想主義者屈指可數。

 

走筆至此天已透亮,許多人為前一晚獅子山後烈焰沖天的中大而哭喊,但我為隱形的大學感到戰慄。事件發生至此,似乎Newman的警語已成讖。不注重授業解惑,只在乎蒐羅多少研究經費的大學,不再被視為文明社會未來希望的旗幟,學生自然不再重要,自然可犧牲。

 

當這被斥為「廢青」的一代人只好轉於街頭求索,在催淚煙中猛然覺悟的同時,大學的「管理高層」,包含突然露面的校長,是否能拋下林鄭風格的虛假筆記模式,和學生們展開對話?還需追問:是否清楚高等教育的任務、是否準備重整大學的體質?而這一切,似乎都得在一片焦土上重新開始。

 

 

 

作者為香港大學教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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