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民粹與政權的覆亡》

Friday, November 8, 2019

 

為阿根廷哭泣,其實很OK

 

〈阿根廷別為我哭泣〉是瑪丹娜在演譯艾薇塔一生的歌舞劇中所唱的歌曲。但另一方面,替阿根廷哭泣,則是一件很OK的事。阿根廷已經民主化了,可是政治兩極化的情況猶然存在。中產階級的激進黨政府仍追求著民粹主義經濟政策,且熱衷程度是裴隆做夢也沒想過的。到了一九八五年,年通膨率已超過十倍;一九八九年,通膨率高達四十九倍。餐廳沒了菜單,直接把價格寫在黑板上,每小時更新一次。超市裡沒有任何標價,顧客只能在收銀檯才知道物價。坐在匯率換算櫃台的員工,電話緊貼著耳朵,在螢幕上顯示最新匯率,讓人們可以即時看到披索跌幅。水電費帳單上印著好幾個應繳總額期限的日期,以防繳費者寄出支票時,幣值已經改變了。一切都很荒謬,但永遠很苦。阿根廷人民把憤怒化作文字寫信給總統,一位退休人士寫道:「您已經把工人和退休人士給忘了!我們吃不飽!」(對依賴存款維生的人來說,惡性通膨是個夢靨。)人民不知所措的失望,在其他的信函裡表露無遺。「雖然我仍相信民主是最好的政府制度,可是我們已陷入絕境,總統大人!」一位名叫瑪麗亞.路伊莎的民眾寫著,「如果連生活必需品都買不起,你要怎麼生活?」

 

對自己國家的情況,阿根廷人已不知如何是好,許多人轉而自責。「腐敗就活在我們的心臟。」一名布宜諾艾利斯的心理分析師跟社會學家沙拉.穆耶(Sara Muir)這麼說。「在所有的關係裡面,我們都很腐敗......所以有這樣的政治人物是我們的報應。」而一名湯品廚房員工則解釋:「我們這群中產階級,在今日幾乎根本不存在。」然後,她繼續說道:「但是別同情我們,畢竟我們都是腐敗的一群人……我們是沒有道德的人。」阿根廷足球隊員馬拉多納(Maradona)在電視上坦承在與英國隊廝殺的八強賽中,用手將足球擊進球門。他的告解在阿根廷國內引發討論。一位小型企業主是這麼說的:「馬拉多納的直言不諱,給我們機會討論我們一直都知道卻又不想提到的事情,那就是這個國家的腐敗,令我們同時感到驕傲卻又丟臉。」腐敗或許將阿根廷帶向毀滅,但是贏得世界杯足球賽可能還是值得的。

 

阿根廷的西班牙文字chanta意思是假冒內行人的騙子,或是有自信的人。Chanta令人厭惡,卻也讓人景仰。自從裴隆後,阿根廷人一直引頸期盼他們的政治領袖在某些方面會是個chantas。一九八九年就任的民粹主義派總統卡羅斯.麥寧姆(CarlosMenem),就符合人民的期待。他以左派份子之姿參加競選,一就任後馬上轉向為另一極端的政治形態(採用了華麗的民粹主義風格)。他的政府改走資產私有化路線,追隨正統經濟政策的腳步,對美國所採取的經濟政策是麥寧姆口中所說的「肉體關係」。有一度,這些新政策看似有效。不過阿根廷政府課的稅依舊還是太少,不足以跟政府開銷打平。阿根廷政府仍舊追求民粹主義經濟:他們不再印鈔票,取而代之的方式是借錢。短短十年內,政府債務就從六百二十億元加倍至一千兩百七十億元。二○○一年,阿根廷債務違約,當時在歷史上是最大的主權違約,導致四年的經濟衰退,實質上就是經濟大蕭條。

 

阿根廷的恐怖平衡:七十年對峙

 

當然,阿根廷的基本問題並非腐敗。難道阿根廷會比現在較有錢的智利更腐敗?會比巴西腐敗?阿根廷的問題根源在於,其領導者都曾經面臨艱難的抉擇。阿根廷領導人之所以必須做出那樣的選擇,是因為國內政治非常的兩極化。政治領袖人物(特別是右翼人士)為了削弱對手的勢力(尤其是工會),寧可犧牲國家經濟的進步。這個兩極化現象,可能是由動員政治和民粹主義造成,破壞了民主制度中的中間派走向。無論原因為何,這些艱難的選擇,其實並不是愚蠢的決策,在許多案例中反而是刻意的選擇,有時還搭配著響亮的口號(例如「無須工業革命的工業化」)。就算到現在,有些阿根廷人可能仍認為那些都是正確的選擇。畢竟,誰能夠鐵口直斷「如果當初不要反對裴隆的政策,那麼阿根廷的情況就不會那麼糟了」呢?

 

在阿根廷的案例中,很可能是有些更深層的基本問題出了差錯,比裴隆政治更深層的問題。兩千多年前,亞里斯多德就主張民主在極度不公平的社會是無法存活的。「有人什麼都有,有人身無分文,那麼必定會產生極端的國家治理型態,抑或是鮮明的寡頭政治或暴政……被控制的不是自由的人民,而是奴隸與主人;奴隸心裡充滿了妒忌,主人心中只有滿滿的不屑。」經典當代作品對民主的探討,與亞里斯多德的主張有幾分雷同。例如,十九世紀偉大的美國政治觀察家亞歷克斯.托克威爾(Alexis deTocqueville)表示:「當富人大權獨攬,窮人的利益總是遭殃;當窮人制定法律,富人的利益就危險了。」較近代的學者杭亭頓在一九九○年代曾寫道:「就某種程度上說來,民主的前提是多數統治;可是在非常不平等的狀況下──意指絕大多數赤貧的民眾對上一小群富裕的寡頭政治,那麼民主就很難實施。」

 

窮人VS.富人

 

最近由經濟學家達朗.阿西默路(Daron Acemoglu)、詹姆士.羅賓森(James Robinson)所組成的研究團隊,與獨立工作的政治科學家卡里斯.波厄斯(CarelesBoix),他們對全球的數據與稍早的理論模式有獨特的見解。阿西默路與羅賓森所研究的對象之一就是阿根廷。阿根廷的財富分配極為不均,尤其是土地的分配。一連串的意外,其中有些可能是故意的,在阿根廷的那塊彭巴草原上,造成大量私人地產的增加。例如,一項惡意的政策讓五百三十八位幸運的個體戶(很多早就是有錢人),以特權取得超過七萬八千平方公里的土地,只需要繳交便宜的五千披索租金給政府。另一批有錢人出資發起武裝行動,費了點力終於把在地原住民趕進保留區,然後這些有錢人就極盡能事犒賞自己,把另外大約七萬八千平方公里的土地轉讓給區區四百名地主。一九一四年的統計顯示,五百八十四筆龐大的土地所有權,就將近佔了阿根廷彭巴草原的五分之一面積。

 

民主國家中勝選的政黨,比較會迎合那群死氣沉沉、但很有影響力的公民,即中間選民。而中間路線份子就常會努力維持現況。在相對平等的國家,平民百姓通常是中產階級,基本上對於財富分配不均這個政治議題沒太大興趣。但是在財富分配極度不公的社會,一般人很窮(尤其與富人相較下),或至少自覺得很窮。因此在民主制度之下,有的政黨就有可能會提出將財富重新分配給大眾的想法,像是更慷慨的退休金(由稅收補貼)、失業補助、更完善的公共服務(如教育、醫療保健或基礎建設)等。

 

事實上,當獨裁政權轉變為民主政治後,這類的財富分享易於發生,也較為可靠。波厄斯以西班牙為例,在佛朗哥的獨裁統治下,西班牙的稅收佔了全國經濟產值的百分之二十三。西班牙民主化後,政府稅收很快攀升到佔全國經濟產值的百分之三十三。如果平民百姓口袋空空,但是國家財庫豐盈,有的政治人物就會以財富分配作為打贏選戰的平台。

 

到目前為止的論述看來沒什麼大問題(但對持保守立場的讀者可能覺得頗為惱人)。不過,此論述令人憂慮的含意是,在財富分配極度不公平的國家,有錢人有可能會認為如果沒有民主,他們的處境可能會更好。對此阿西默路與羅賓森指出,若回顧歷史,許多國家的確有這方面的困擾。一開始,許多國家的民主只有富人才能享受,在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不少民主國家只有擁有地產的男性才可以投票。十八世紀的英國,上議院成員只限神職人員與貴族擔任,而下議院候選人的選擇,原則上是受控於大地主或貴族的手中。

 

美國憲法的制定者在爭論此議題時便直言不諱。一名立憲會議的代表說:「美國參議院的成員組成應該『獨具特色』,尤其是他們生活層級與資產狀況,這樣方能建立平衡,來監督民主。」要不然,窮人有可能會把票投給主張分配財富的候選人。其他的代表指出另一個問題:「如果賦予投票權給沒有財產的人,他們的票會被有錢人買走。」(就如同我們稍早所看到,像是泰國那樣不公平的國家,這種顧慮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這些論述並不長久,因為在歷史上缺少貴族角色的美國,是相對平等的國家。亞歷山大.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表示美國資產分配「頗為平均」,所以全民的投票權不會引發階級戰爭。以著作第一部美國字典而聞名的諾亞.韋伯斯特(NoahWebster)指出,美國的「資產分配不公比例很小」。他們說的沒錯,最新的估算顯示,一七七四年美國金字塔頂端百分之一的人口,其所得只佔了全國總收入的百分之九。而二○一二年的比例則是百分之十九。換句話說,就算把奴隸也包括在內,一七七四年的美國遠比今天還要來得公平。

 

誰來摧毀民主

 

因此美國的風險,至少在十八世紀,沒有那麼大。但如果原本財富分配極為不均的國家演變為成熟的民主國家,窮人享有投票權,又或者一個民主國家變得高度不公平,假如出現上述狀況,那會產生什麼結果?

 

有一個理論上的可能是:有錢人會起來對抗貧民(不只有富豪會反抗民主,受過教育和都市中產階級都可能會反抗民主,就像我們所看到的泰國一樣)。杭亭頓審視一九七○和八○年代,發生在新興民主國家的十件軍事政變,他注意到成功的軍事政變,不只純粹是那群渴望權力的將領所主導,每件幾乎都有外來勢力的支持。阿根廷一位前總統也注意到,阿根廷成功的軍事政變,背後都是軍民合體,例如讓「犰狳」和裴隆下台的軍事政變。

 

因此,假若有很多有錢人,坐在占地廣闊的豪宅陽台上、啜飲著咖啡拿鐵,滿腦子想著那「骯髒十年」其實一點也不可怕,這對一個國家來說將會是非常、非常危險。

 

財富分配不均會摧毀民主這件事情,仍未有定論。有錢人和受教育的中產階級有可能會強力支持民主,或者擔心獨裁政權可能會造成混亂。而平民百姓可能相信自己有一天也會變得富有,且未來有可能會過著錢滿為患、整天沒事幹的好日子,想到這點,他們也偏好低稅賦。或者當平民百姓讀到俄國的歷史,了解到共產主義並不總能創造出完美的烏托邦,平民百姓也可能認為低賦稅能提高經濟成長率。

 

在近代,到底要不要分享財富,則成了民主失敗的主要原因。史蒂芬.海格(StephanHaggard)與羅伯特.考夫曼(Robert Kaufman)決定加以詳細探究,尤其是一九八○到二○○八年間,全球發生的民主失敗事件,因為有超過上百件案例(這是個很龐大的研究任務,但還算應付得來)。他們發現,在百分之三十五到五十五的案例中(有的難以分類),因分配國家財富而引發的衝突,至少是民主失敗的部分導因。而約有百分之二十五到百分之四十的案例中,民主會遭到推翻是因為,當政治抗爭運動,帶來了「對人大肆增稅」的威脅時,會讓有錢人起身對抗民主。而有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的案例,是獨裁者誓言要把富人的財富分給窮人時,民主便會遭到推翻。

 

財富與選票的恐怖平衡

 

這些發現其實有些諷刺。懦弱政治會讓民主崩潰,是因為讓有錢的富人更有錢根本就是個懦弱的行為。這個措施所引發的風險遠高過於讓人們相信自己的國家其實很富裕,而且人民的收入在未來是不太可能增加。這些狀況最能公允描述阿根廷,尤其是相對衰敗的那幾年。而原則上,此情況也適用於現今的美國和英國。

 

我們可以稱阿根廷的情況為「阿根廷恐怖平衡」。「恐怖平衡」是好萊塢最喜歡的劇本:主角與反派在近距離持槍互指,彼此面對面。因為其戲劇張力,成為好萊塢百看不厭的劇情,雙方皆無贏面,也無處可逃。在財富分配極度不公的民主國家,就有可能產生恐怖平衡,也就是說,富有人家和其手中的財富,與平民百姓和其手中的選票,在同一個國家內相互對峙。最終,有錢人知道有些領袖有可能會迎合大眾的利益,也就是重新分配財富;而一般大眾則心知肚明,有錢人一定會運用其可觀的影響力,去支持壓抑民主的勢力。

 

唯一剩下的問題是,誰先開槍。

 

實際上,還有一個問題:雙方何時會停止互相攻擊對方?在阿根廷的情況中,雙方對峙了七十年,直到曾是世上最富裕的民主政體,最後變成一個收入普通的國家。

 

論美國的恐怖平衡

 

阿根廷送給了全世界一些鮮明非凡的人物角色。裴隆是最純粹的民粹主義者;羅佩茲.雷格是拉丁美洲版的拉斯普丁(俄國僧侶,惡名昭彰,對尼古拉二世及皇后有極大影響力,後遇刺身亡);當然還有啟發百老匯歌舞劇的艾薇塔傳奇,她的政治手腕至今仍廣為人所仿效。她從大眾身上取錢,艾薇塔裴隆基金會的主要資金來源包括工人的捐款和樂透彩券收入,過程卻讓每個人都覺得很舒服。經濟學家都有點困惑,艾薇塔為什麼會受到民眾愛戴?但從民眾的角度看來,經濟學家才是狀況外的人,一群書呆子。(如果你想模仿艾薇塔,政治分析家賀吉斯最近以英文出版了第一本有關艾薇塔傳記的權威著作。)

 

儘管如此,我還是想試著從經濟學家的角度解釋。認知心理學家康納曼的粉絲都清楚,人們若對一個事件的想像太過生動,就容易將之過度戲劇化。最經典的例子是恐怖主義,由於媒體的過度渲染,人們容易高估其危險性。同樣地,經過媒體不斷報導,艾薇塔的魅力與個人風格,完美地結合了她的分享財富之舉。也許她的慈善事業所帶來的效果,還不如政府稍微加一點稅。可是,阿根廷人每天耳聞艾薇塔慷慨解囊的傳奇故事,對他們來說,她的付出簡直是多出太多了。艾薇塔說過:「我把我的夢想拋在一旁,為的就是能夠守護其他人的夢想。」「我極盡所能......我的靈魂知道,我的軀體也感受的到。」這般的用心,大概只有鐵石心腸的人才會看了沒感覺。

 

許多政治人物也想走類似的路線。塔克辛有自己專屬的實境節目,只見他在鄉下村落四處遊走,一次終結一個村莊的貧窮問題。而有屬於自己的看板和典禮的班漢,基本上模仿艾薇塔的功夫比較強,把公家開銷變成個人的慷慨解囊。連在川普身上也能看到一點艾薇塔的影子,他喜歡在推特上寫著拯救小型工廠的工作機會。然而增加工作機會這種說法,大概只有經濟學家會有興趣了解。

 

讀者或許也想知道,阿根廷為世界歷史帶來的另一個禮物:恐怖平衡,現在變得怎麼樣了。與其他國家相比,美國和英國都是財富分配極為不均的國家(這兩國與自己的近代史相比之下,現在的財富也比以前更不平均)。就某種角度來看,現在的美國比以前最糟糕時期的阿根廷,還要更加財富不均。美國是否也陷入了阿根廷式的恐怖平衡?摧毀民主的槍枝是否已經上膛了?

 

先來個好消息:提出阿根廷式恐怖平衡的學者,並不認為這種情況適用於美國。阿西默路和羅賓森宣稱,全球化削弱了利益團體,例如曾帶頭進行財富重新分配的工會。而如果沒有任何「財富重新分配」的潮流,有錢人就沒有理由對抗民主。

 

不過,我也不確定我們是否已走出困境。如果幾個富豪盯著自家豪宅的天花板,漫無目的地想著:「假如窮人可以少投一點票,那該有多好!」這聽起來好像有點可怕,不是嗎?

 

這麼可怕的事,在美國就曾經發生過。下一章節會介紹。

 

 

 

作者為著名的地緣政治分析家,現任全球顧問諮詢公司Willis Towers Watson的首席政治風險分析師,客戶遍及全球一百四十個國家,主要負責發展、執行政治風險分析與管理工具及解決方案。先前他曾擔任牛津大學商學院的諮詢機構Oxford Economics的首席企業研究員,也是Aon Trade Credit的首席政治風險分析師。

 

畢業於芝加哥大學,獲得國際關係、經濟學學位。曾任教布朗大學華森國際與公共事務研究中心。

書名:《民粹與政權的覆亡》

作者:山姆・魏爾金  (Sam Wilkin)

出版社:遠流

出版時間:2019/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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