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中國義和團,台灣能做什麼?

Wednesday, October 16, 2019

 

以嘲諷時事與名人著稱的美國卡通《南方四賤客》(South Park)近日因播出中國集中營和諷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內容,引發中國舉國強烈反彈,遭到中國政府禁播並且要求道歉。沒在怕的《南方四賤客》製作單位在發出嘲諷意味十足的道歉聲明隔天,播出語氣更為強烈的內容,包括「Fxxk the Chinese government!」。

嘲諷意味十足的道歉聲明。圖片來源:South Park FB

 

大約與此同時,美國NBA休士頓火箭總管莫雷(Daryl Morey)一則堆特貼文「為自由而戰,與香港站在一起」(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一樣引起中國舉國譁然,誓言全面禁播NBA賽事。諷刺的是,NBA在上海和深圳的賽事依然大爆滿。類似「強國人玻璃心」的事例不勝枚舉。

 

在當下中美貿易戰火延燒期間,中國民眾上街遊行抗議,甚至到美式速食餐廳騷擾與辱罵用餐顧客時有所聞。而當中日關係緊張,則有中國民眾上街無區分地破壞日產汽車。然而,美日兩國依然是大量中國人旅遊和留學的去處首選。

 

筆者並不認為應該以輕蔑的態度,看待這種近似人格分裂或者「半夜吹哨壯膽」的集體歇斯底里,那樣的態度只是凸顯我們的防衛心理和無能為力,放任它持續擴散滲透。事實上極端政治多少具有鬧劇的特性,如同我們從台灣的「韓流」所看到的。我們必須嚴肅看待背後的結構性因素,思考我們該如何回應、採取什麼行動。

 

筆者認為《南方四賤客》和NBA事件引發的中國民族主義狂潮等於一股中國義和團勢力,正在我們所處的世界之中爆發與擴散。當然,做為一種解釋框架或譬喻的「義和團」有其原始歷史脈絡,在本文的語境裡大約指涉蒙昧無知、自大又自卑、與世界為敵的鎖國心態,或是排他性的民族主義情緒。

 

眾所皆知,此時的中國正在擴張國家恐怖主義,系統性地進行種族清洗、宗教迫害、大規模逮捕和殺害異議者。從近日香港反送中抗爭過程中的警察暴力和節節攀升的被自殺、被意外死亡的人數就可看出。

 

這樣的國家恐怖主義另一個面向是無限擴大「國家」的絕對性。對外的民族主義仇恨,提供了內部高壓統治的出口。任何一種異議、矛盾或衝突都不是透過理性思辨與民主程序化解,而是提升到國家榮辱與生死存亡鬥爭的層次。

 

會發生這一波封殺與抵制《南方四賤客》和NBA的事件,顯然是因為「國家機器動得很厲害」。然而,任何一種極權體制都需要人民——包括那些「沈默的大多數」——的支持和執行。

國家機器動得很厲害。圖片來源:路透社/達志影像

 

法國哲學家沙特(Jean Paul Sartre)在《存有與虛無》強調,人性是在特殊情境中所有的抉擇的總和,即便在戰爭之中也沒有人純然是情境的受害者,勇敢面對或逃離戰場都是個人的抉擇。這種「基進的自由」也表示在面對極權主義國家機器的時候,有意識或盲目的行動支持、反抗或讓沈默間接成為一種支持,都是個人主動的選擇。

 

無所不在的網軍或五毛黨顯然是中國義和團的主力成員,他們肆意在各種網路社交媒體帶風向,發動言語和假新聞攻擊。中國義和團在網路外的實體世界也不遑多讓,海外留學生干擾和攻擊圖博人、維吾爾人、台灣人和法輪功人士活動時有所聞。最近他們的「仇恨名單」又增加了反送中的香港人和聲援的國際友人,在各大學活動現場揮舞國旗和播放中國國歌反制,甚至言語辱罵,在台灣十幾所大學內也都發生過撕毀海報和肢體暴力。

 

這樣的中國義和團勢力到底是在什麼樣的政治、社會、歷史、文化條件中產生和擴散,也許超出本文所能處理的範圍。問題的複雜程度,如同為什麼一個民族會陷入排他的民族主義集體狂熱或歇斯底里。

 

上從央視、新華社等官媒,到騰訊、互聯網、微博等網路社群媒體,我們看到的是一言堂式的、無所不在的言論與思想監控、檢查和舉報網絡,早已滲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個面向,甚至深入到每一個層級的教學現場。官方版本的共產中國奮起的大歷史敘述,透過綿密的教育和媒體宣傳,成了不容質疑的真理。所有異議的聲音都是背叛國家與民族的罪過,即便是體育和娛樂事業,也都是執行絕對化的國家意識形態的工具。

 

中國如果真的如官方政治宣傳的那樣強大,為何又如此容易被冒犯、受到威脅?中國作家魯迅在二十世紀初期,就敏銳地指出中國人民族性格中的「精神勝利法」,極端自卑又自大,好比他們總是將包括蒙古、滿族等征服者當作自己大中國裡的「朝代」,是中國大歷史敘述「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近日更有中國學者提出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包括英語、德語和法語等歐陸語種,都是中國漢語的方言,台灣的南島民族都被列為中國民族的少數民族,凡此種種。中國義和團勢力,不過只是這種根深柢固的民族性格的一個外顯症狀。

 

台灣人對這種中國義和團勢力應該不會感到陌生,類似周子瑜「被道歉事件」和層出不窮的藝人被封殺和抵制,到近日的退出金馬獎,都是最佳印證。「罪名」不外乎是「傷害中國人民情感」、「破壞中國固有領土完整性」、「違反一個中國原則」等等。

周子瑜被道歉事件。圖片來源:jypentertainment youtube

 

中國早已在台灣社會內部培養出類似統促黨、愛國同心會等勢力做為義和團勢力側翼。更能透過各家紅色媒體、政黨與政治人物,利用民主程序代理中國進行統戰,向台灣人促銷一國兩制臺灣方案、和平統一協議、兩岸一家親等中國對台方案。

 

魯迅在《狂人日記》的結尾透過敘述者發出這樣無力的呼喊,「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許還有?救救孩子…‥」本文無能也無意確切估算中國還有多少「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有多少人是或不是義和團,筆者只能就既有的現象和事實提出有限度的分析。

 

日前《芋傳媒》引述香港中文大學學生針對在港中國學生做的調查報告,刊出一篇「反送中 6成在港中國學生支持獨立調查」,各項數據還包括37.7%受訪者不贊成港府的逃犯修正條例,但是卻有近六成不贊成檢方停止追訴抗爭行動。

 

如何解讀這份調查報告的結果,以及268份有效樣本是否足以構成統計學上的客觀性,都還有很大的討論空間。但筆者必須指出,不論在統計學上、政治上或主觀感受的層次上,訴諸一種無差別的同質化的「中國人」都是危險的,本質上和本文所談的中國義和團是一體兩面。然而,同樣危險的是一廂情願地對中國未來的民主抱著烏托邦的想像,或幻想。

 

民主體制不是萬能,但可貴之處在於一種內建的自我檢視與修正的理性機制。中國義和團的問題,充分顯示現今極權體制下的中國因為欠缺這種機制,因而不斷尋他者做為民族主義情緒的發洩對象。今天可以是維吾爾人、香港人和台灣人,明天可以是美國人、日本人和任何人。

 

民主體制有其根本的脆弱性,台灣也不例外。台灣對於中國義和團勢力的擴散必須有所警覺,啟動必要的防衛機制。面對中國巨大的威脅我們別無選擇,必須先確認自身的主體性,才有可能走向未來的和平,否則就是一步步走向投降,而放棄自由的投降者是不需要反抗的。

 

 

 

作者任教於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不務正業,致力跨越學術藩籬,畢生最大夢想是臺灣人成為有知識、正義感和寬闊世界觀的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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