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學當思曹永和,行動應想施朝暉——《台灣人四百年史》是怎麼寫成的?

Thursday, September 26, 2019

 

一位我很親近的學長在臉書的簡介上寫著:「為學當思曹永和,行動應想施朝暉。」這兩位同樣來自士林的寶島少年兄,幾乎一文一武代表了兩種迥異卻同樣讓人欽佩、望其項背的典範。

 

事實上,我在2009年開始採訪史明歐里桑以後,常常起心動念、希望促成這兩位同鄉好友可以在闊別幾十年後重新聚首,只可惜事與願違。

各種版本的《台灣人四百年史》。圖片來源:Su Beng FB

 

不過沒關係,既然提到了他們兩位老仙覺,那麼不妨就從台灣史「書寫」開始談起吧!

 

曹永和老師在台灣史研究的貢獻無庸置疑,他不受限於學歷、苦學自成一家的生命經驗,值得另寫專文討論,在此暫且不談。然而,史明歐里桑之所以不只是一位革命者、行動者,而同時具備思想家的身分,當然與他在1962年就寫成了《台灣人四百年史》有關。也正因為《四百年史》是在一種海外孤絕、思想斷裂的狀態下橫空出世,加上歐里桑鮮明的政治立場,所以後來也經常有人將《四百年史》與連橫的《台灣通史》拿來做對比。

 

這樣的比較當然有一些趣味,因為《四百年史》與《台灣通史》不管政治立場或書寫體例,確實都在光譜上遙遙對峙。但是,養成自傳統漢文書房教育的連橫,寫成於1920年的《台灣通史》,嚴格說來其實很難與受殖民地現代化教育、曾經留學於日本的史明,寫成於1962年的《四百年史》進行比較。即使他們確實立論在不同的立場與觀點,卻終究還是有一點「張飛打岳飛」的感覺。

 

所以,我們究竟要如何理解《四百年史》出版的歷史意義?

 

事實上,殖民地統治與她所挾帶而來的現代教育、西方思想,相當程度影響了如史明等出身於日治中期的台灣青年。透過口述可以發現,台灣學生當時在課堂上不僅已經有本島、內地甚至是世界的歷史與地理課程。圖書方面亦開始有東嘉生、矢內原忠雄、川野重任、島田謹二等日籍學者就經濟、民俗、文學等角度的台灣研究,帶給台灣人另一種對於「歷史」的想像與視野。

 

另一方面,我們從黃得時、陳逢源等人的著作也大概可以推定:最慢在日本統治時期結束以前,台灣人已經從原本的讀者身份,開始產生書寫歷史的意識與動機,並且已經先就特定的單一領域,開始進行屬於「自己」的觀看與書寫。

 

而1949年才回到台灣的史明,當然也感受到了這股浪潮。曹永和老師就曾經在訪問中回憶,戰後他與史明其實是在差不多的時間,一起產生寫台灣史的念頭。而且歐里桑在逃亡日本以前,還曾經拜託曹老師在台大圖書館幫他借一些參考書籍(而且後來好像沒還,歐里桑就「浪港」去日本了?)。

 

另一方面,歐里桑的書寫動機也不僅僅因為「繼承」,更與他在華北解放區的挫敗經驗有很大的關係。當時還叫林鐸、對馬克思主義抱持著素樸信念的他,在見到中共土地改革、人民裁判的殘暴,以及從中挑撥不同族群台灣兵員的情況下,重新的意識台灣,開始思考自己作為「台灣人」的身分與認同。

 

可惜認同形成的太慢,國民黨的追捕又來得太趕。回到台灣一邊照顧病危母親、一邊收集槍枝策劃行動、一邊想要撰寫歷史的史明,最後其實是匆匆忙忙抓著幾把金條,搭乘著香蕉貨船逃到日本去。

 

而這一折騰,就是再十年時光。

圖片來源:Su Beng FB

 

再一次逃到日本的史明,在與日籍女友平賀協子重新安頓好生計的情況下,白天煮大麵、煎餃子,午間閒暇或者晚上的時間,往返在日本國會圖書館與早稻田大學圖書館,終於在1962年寫成了《台灣人四百年史》。而這本他一再強調從「人」的角度出發,關注台灣人與台灣社會在這四百年間形成、發展的著作,其實具備著以下幾項特色,包括:

 

(一)對於戰後滯留在日本的台灣人來說,研究與書寫台灣其實是一個明顯的時代現象。史明的《四百年史》是其中之一,另外如廖文毅《台灣民本主義》、王育德《台灣:苦悶的歷史》,或者黃昭堂、戴天昭、許世楷等人的著作,都可以視為是戰後滯日台灣人的集體風潮。

 

(二)史明的《四百年史》雖然是行動與思想交織下的結晶。但也因為當年匆匆逃亡海外的關係,致使第一個版本的《四百年史》呈現出一種斷裂的、未能與戰前台灣史書寫銜接,簡直「砍掉重練」的素樸痕跡。吳叡人在〈啟示與召喚:台灣人四百年史的思想史定位〉中便說,史明一直得到80年代漢文版出版時,才對民族、台灣民族的定義有飛躍式的認識。

 

(三)雖然《四百年史》在幾次語文轉換與篇幅擴張下變成一大塊磚頭。但是作為台灣獨立運動者的史明,在兼顧「運動」與「宣傳」的目的下,還是另外出版了英文版、簡易版、漫畫版等不同版本,竭盡所能地希望讓更多人接觸、閱讀與理解他的思想。

 

總而言之,史明與《台灣人四百年史》的寫成不是天啟,也並非偶然;是台灣人在歷經殖民地統治,透過教育、文明、開化,在暴力鎮壓與經濟剝削的夾縫中逐漸意識自己是誰,並且用書寫做定位的結果。雖然史明的書寫不是個案,但他高度行動主義的傾向,終於還是讓《四百年史》成為一本相當特殊的書籍,甚至得以衍生一整套「書系」,便幾乎可以說是台灣出版史中的異數、奇蹟。

 

幾年前我曾經寫過一段話,如今就借用於此做為結尾:

 

「所以我們幾乎可以這麼說:從來沒有,也幾乎不會再有一本台灣通史著作,可以在成書五十年後還能受到社會大眾的關注目光,不管你是贊成或者是反對的那一方,你都得承認:像這樣的情形以後或許都不會再有。」

 

 

 

作者為《史明口述史》企劃協力、獨立研究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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