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亡國感」轉化為捍衛台灣的行動

Wednesday, September 18, 2019

圖片來源:總統府 Flickr (CC BY 2.0)

 

自去年年底大選期間到11月24日選舉結果揭曉,至今「亡國感」儼然已成為當前台灣社會的熱門關鍵字之一。以「亡國感」當作估狗搜尋關鍵字,得出超過六百萬條結果,顯示「亡國感」透過新聞媒體報導和網路社交媒體,以極高的速率增長和擴散。

 

然而,「亡國感」不應該只是被當成來來去去的時興詞彙或政治人物的話語術,像是日前柯文哲以他一貫輕蔑的口吻宣稱「2020大選是『芒果乾』和『發大財』的對決」那樣,或是像黃國昌近日頻頻以「販賣亡國感」攻擊民進黨,也不必像部分台獨憤青所說「醒醒吧,你根本沒有國家,哪來的亡國感?」

 

看輕或否定「亡國感」的真實性,不論是客觀或主觀層次的真實。只有嚴肅地面對「亡國感」,我們才能理解台灣人在2020大選面對的是如何重大的歷史關鍵時刻。

 

「亡國感」之所以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原因在於那已成為許多台灣人(特別是年輕族群)的情緒氛圍或精神結構,糾結著對現況的哀傷與沮喪,對未來的憂慮與不安。雖然當下的「亡國感」有著深遠的政治、社會和心理因素,去年大選的結果絕對是一個觸爆點,特別是和2014、2016年大選結果的巨大落差。

 

進步青年圈或社運圈以往流傳著「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這樣的號召,選舉結果顯示,國民黨在失去大部分地方執政權和中央執政權之後,不只沒有倒,而且還活得好好,能夠狹帶著強大的媒體和地方派系勢力,以48.79%的得票率囊括十五縣市首長席次。國民黨長久以來總是站在反對公投綁大選的立場,此次大選卻成功地結合擁核和反同公投案炒熱選情。

 

如果說國民黨狂勝的選舉結果和東奧正名、同婚這些進步的公投案的挫敗激起了亡國感,更根本的一個面向可能是許多人頓時驚覺,台灣自2013、2014以來公民運動蓬勃發展和台灣社會已走上更成熟進步的民主潮流,竟是如此脆弱。

 

我們看到過去這一段時間擁核、反同和反年改這些保守反動勢力都成為國民黨的側翼。包括筆者在內的許多作者都分析過,短短半年內一舉將一個擔任公職成績敬陪末座、失業十七年的失意政客拱上高雄市長的「韓流」,其組成份子是有著強烈的被剝奪感幻想,自覺是近代台灣民主化歷程的局外人,跟不上社會進步價值的一群人。

 

換句話說,亡國感肇因於我們發現有很多人和我們不一樣,他們不見得追求婚姻平權、轉型正義、年金制度的世代正義、非核家園,我們覺得和他們活在不同的時空,但是他們就在我們的周遭,不只很難或根本無法溝通,還會四處發動言語霸凌。他們的存在讓我們感到無力,感到莫可奈何。

 

筆者在〈看清「韓流」的真實面目,從厭世中找回信念〉已分析過「韓流」的問題,在此不再贅述。當下的厭世感不僅反映出對於大選結果的沮喪,更是台灣民主體制的脆弱引發的情緒反應。

 

「韓流」自然是韓國瑜勝選模式重要的一環,除此之外,旺中集團日以繼夜的造神、新聞報導和談話節目的猛烈攻擊更發揮了主要的力量。再加上韓國瑜個人民粹主義式的口號和仇恨動員,炒作空頭競選支票和謊言,完全沒有任何政策論述能力和核心價值,施政荒腔走板,滿意度吊車尾竟然還可以站上競選總統的舞台。

 

這些因素都寄生在台灣民主體制的縫隙,假借民主體制的便利,對台灣民主體制造成令人極度憂慮的破壞,政治人物的專業能力與品德、政治誠信與責任這些重要的民主價值被踐踏到無以復加的地步,而你還得忍受這樣的政客每天在媒體高度曝光,如何快樂得起來?

 

另一個威脅著台灣民主體制、引發亡國感的主因,毫無疑問是中國持續在國際上打壓台灣的外交空間,更透過境外假新聞攻擊和台灣境內代理人進行的統戰宣傳和滲透。

 

旺中集團新聞和談話節目全天候「為匪宣傳」已不是新聞,包括國民黨、台灣民眾黨、新黨、統促黨等親中政黨已經不再需要演出台灣優先的戲碼,而是堂而皇之地代辦兩岸一家親、一國兩制、九二共識、一中各/同表、和平統一協議等中國統戰政策,甚至作為大選主要訴求。

 

韓國瑜早已進入香港中聯辦輸誠,國民黨也宣告如果重返執政將「依法」和中國簽訂統一和平協議,郭台銘更直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柯文哲的台灣民眾黨的目標在於極大化破壞力量以擾亂選情和政局,一樣符合中國利益。自從1994年台北市長選舉以來,每一次大選國民黨或統派勢力總是咆哮著「中華民國就要滅亡」,以凝聚支持者的危機感和向心力。

 

那樣的選舉操作事實上是在延宕台灣國家正常化的進程,更反諷的是,他們正一步步將台灣「去主權化」,讓台灣和中國之間的問題變成國內的問題。如果說亡國感可以販賣,這些親中政黨恐怕才是亡國感的黑心販賣商,顯然柯文哲和黃國昌兩人揶揄、攻擊民進黨販賣亡國感是弄錯對象,也欠缺歷史視野。

 

筆者在許多次的演講場合都遇到聽眾朋友表達他們的亡國感,他們總是憂心地問著「怎麼辦?」我告訴他們,憂傷也好,焦慮也好,都是基於關心台灣現況和未來的自然反應,本質上不必然是封閉的、被動的,更不會是一種病態,如何將那樣的情緒狀態轉化成行動力,是我們必須共同面對的。

 

台灣的教育體制長久以來極度欠缺妥善的情感教育,使得我們不太善於表達、理解和處理情感,更別說糾結著台灣人集體命運的亡國感。

 

當我們看到一位香港少女在反送中抗爭中失去右眼,而和許許多多的香港人一同感到悲傷,我們不就已經跨出個人封閉的情感狀態?國內外許許多多的抗爭行動不也經常始於悲傷或哀悼,包括幾年前的「萬人送洪仲丘行動」,阿拉伯世界的民主抗爭不也是從哀悼突尼西亞青年穆罕默德.布瓦吉吉反抗警察暴力的自焚事件開始,接著升級為激烈抗爭和革命行動?

 

過去常聽到年輕人感慨,自己出生太晚來不及親眼見證和參與台灣歷史悲情和民主狂飆的年代。我告訴他們,不會的,當你認同那樣的歷史記憶,你就認同台灣的主體價值和信念,你們的世代會有屬於你們自己的運動。

 

亡國感不是病,也不是政客們揶揄的話題,是對於台灣集體命運的關心與憂慮,需要你用堅定的信念和決心,做出正確的選擇,強化台灣民主體制,抵抗來自四面八方的威脅和攻擊。即使親中政黨在2020大選沒有獲得全面勝利,中國的滲透和侵犯也不會停止。亡國感不需要消除,如何轉化成捍衛台灣的行動才是重點。

 

 

 

作者任教於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不務正業,致力跨越學術藩籬,畢生最大夢想是臺灣人成為有知識、正義感和寬闊世界觀的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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