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邱吉爾與歐威爾》

Friday, September 13, 2019

 

第十一章:動物農莊:一九四三~一九四五年(Animal Farm: 1943–1945)

  

《動物農莊》是歐威爾描述農場動物如何反抗人類主人,結果反遭豬奴役的精彩故事。沒有資料顯示邱吉爾曾讀過這本書,他可能讀過,畢竟幾年後他深愛《一九八四》那本書。不過,他自己也可以輕易針對蘇聯的領導人得出同樣的結論。一九五○年,邱吉爾跟記者蒙格瑞奇談論史達林時,感嘆道:「他竟然變成這樣可憎的豬頭,真是遺憾!」

 

邱吉爾應該也會覺得,那本書和他的文化背景簡直是絕配。以會說話的動物做為主角的寓言,這種傳統由來已久,至少可以遠溯及《伊索寓言》,但這種故事形式似乎在大英帝國的鼎盛時期特別流行,亦即十九世紀末與二十世紀初,那時正值邱吉爾的青少年期和成年初期。

 

一八九○年代,魯德亞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率先出版了兩冊《叢林故事》(The Jungle Books)。邱吉爾很欣賞吉卜林及其作品並不令人意外。一九四四年,邱吉爾曾說:「他對我的影響很大。」倒是歐威爾也欣賞吉卜林比較出人意表,畢竟他在《緬甸歲月》裡強烈譴責英國帝國主義的影響,而吉卜林是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大英帝國詩人。「吉卜林是本世紀唯一普遍受到歡迎、而且文筆又不糟的作家。」一九三六年歐威爾如此寫道,「身為帝國主義者、同時又是紳士是有可能的,而且吉卜林的個人風度毋庸置疑。」

 

這種獨特的英式體裁,往後又出現了許多作品。例如,一九○二年出版的《彼得兔的故事》(The Tale of Peter Rabbit),那年剛好介於維多利亞女王去世及歐威爾出生之間。該書甫上市即非常暢銷,銷量高達數百萬冊,後來又出了一系列續集。那本書有一個令人毛骨悚然的特點,歐威爾可能會很欣賞那點。某天早晨,兔媽媽說:「親愛的孩子們,你們可以去田野裡,或是去小路上,但千萬別去麥格雷戈先生(Mr. McGregor)的菜園。你們的老爸在那裡發生意外,被麥格雷戈太太做成派餅吃掉了。」歐威爾把《緬甸歲月》裡的英國圈負責人取名為麥格雷戈先生(Macgregor)可能不完全是意外。

 

米恩(A. A. Milne)創作的「小熊維尼」和動物朋友的感人故事是一九二○年代出版的,也是非常暢銷。但這些擬人化的小說中,很少書像肯尼斯.葛拉罕(Kenneth Grahame)一九○八年出版的《柳林中的風聲》(The Wind in the Willows)那樣,完全沉浸在愛德華七世時代那個中上階級的世界裡。這部兒童文學經典是從鼴鼠勤奮地為「他的小窩」做春季大掃除開始講起。他的小窩裡擺了義大利民族解放運動領袖加里波底(Garibaldi)和英國女王維多利亞的石膏雕塑,還有約書亞.雷諾茲爵士(Joshua Reynolds)一七七六年繪製的名畫《小薩姆爾》(The Infant Samuel)。那幅畫在十九世紀的英國大量地複製流傳。不過,即使是愛德華時代的鼴鼠,還是有牠的極限。厭倦了掃除工作後,在白天溫暖和天氣的吸引下,牠把刷子扔到地上,大喊:「真討厭!」,便轉往戶外探索春天,很快就結識了河鼠。河鼠告訴牠:「老兄,我真喜歡你這套衣服……哪天要是有錢,我要去買一套黑色天鵝絨的正式晚宴服。」故事的結尾,鼴鼠和河鼠,還有他們的朋友獾和蟾蜍,一起攻擊並奪回曾被黃鼠狼、白鼬、雪貂占據的蟾蜍家。

 

這本書以令人難忘的筆法,描述在泰晤士河谷上方「搭船消磨時間」的樂趣。這本書肯定讓歐威爾回想起自己在同一帶度過的年少歲月。小時候他住在泰晤士河畔亨利(Hen-ley-on-Thames),後來到東方幾哩外的伊頓公學就讀。伊頓公學就在河邊,求學時期他在河邊度過了大半歲月。終其一生,他熱愛大自然,不僅仔細觀察自然美景,在大自然間工作、耕作、狩獵、垂釣時也樂在其中。二戰結束後的第一個春天,他寫道:「蟾蜍的眼睛可說是所有生物中最美的,就像金子一樣,或者更確切地說,就像我們有時在圖章戒指上看到的那種金色半寶石。」他對自然界的觀察力也為其政治書寫增添了幾分活力。工黨政治家艾德禮不單只是一條冷冰冰的魚(意指冷酷無情)而已,對歐威爾來說,他是「剛死不久、尚未僵化的魚」。

 

當然,寓言故事的翹楚,還有《杜立德醫生》(The Story of Doctor Dolittle)的故事。一戰期間,休.洛夫廷(Hugh Lofting)在愛爾蘭衛隊(Irish Guards)裡擔任軍事工程師,他努力在前線尋找人性的跡象,卻始終找不到。《杜立德醫生》的書稿源自於他從軍時寫給孩子的一系列家書。在那個世界裡,人類過著類似動物的生活,躲在戰壕裡,或是在地下挖洞。在戰壕或地洞裡,蝨子橫行,人類被老鼠包圍,成千上萬人遭到屠殺,那不是跟會說話的動物沒什麼兩樣嗎?這套童書是在一戰結束兩年後出版的。

 

當歐威爾動手寫一本有史以來最令人難忘的書,而且是以會說話的動物為主角時,上述那些作者都是那個年代非常暢銷的知名作家。

 

歐威爾的警世寓言

 

歐威爾給《動物農莊》取的副標題是「童話故事」。那確實是一個童話故事,但他的小說是關於幻滅、政治暴力、理想背叛的成人故事。就像彼得兔的父親一樣,只要踏進菜園,烏托邦便一夕變色。那個故事是發生在東薩塞克斯郡(East Sussex)威靈頓(Willingdon)的曼納農莊(Manor Farm),位於英國東南部沿海城市赫斯廷斯(Hastings)和布萊頓(Brighton)之間。農場是瓊斯先生經營的,他是個老酒鬼,對自己養的動物漠不關心,某天他去「紅獅」酒吧(Red Lion)喝酒──在《柳林中的風聲》裡,蟾蜍逃跑時的目的地也叫「紅獅」旅館,或許不是巧合。

 

農場裡的動物對於自己遭到虐待,而且勞動成果也被人類奪走,感到憤慨不滿。某個週末在無人餵養下,他們聯合起來把瓊斯和農場工人趕出農場。隨後,牠們的第一個行動是把掛在廚房裡的火腿好好地安葬。領導牠們的是一個類似史達林的角色:公豬「拿破崙」。牠一開始和一個類似托洛斯基的對手「雪球」合作。接著,在一個戰鬥場景中(令人聯想到《柳林中的風聲》的故事高潮),人類試圖奪回農場,但農場動物團結起來擊潰了他們。

 

多數的動物都很信任擔任領導的豬,牠們很慢才意識到自己也遭到新的豬式政權所剝削。「豬其實不用工作,牠們主要是負責指揮及監督其他動物」,指派其他的動物去收割乾草,並飲用當天早上採集的所有牛奶。雪球教動物們一句格言:「四足善,雙足惡。」羊群實在太愛這句格言了,經常一起咩咩叫著「四足善,雙足惡」、「四足善,雙足惡」,一叫就是好幾個小時,「從不厭倦」。不久,豬領導也把「吃蘋果」這件事變成牠們的特權,牠們告訴其他動物,為了執行監管大家的職責,吃蘋果以獲得不可或缺的養分是必要的。歐威爾在日記裡寫道,他覺得這一幕是「故事的轉捩點」。他跟一位朋友解釋:「豬霸占蘋果時,其他的動物要是勇敢地反抗就沒事了。」

 

雪球和拿破崙為了是否「建風車」這個問題產生了歧見,這件事促使拿破崙為豬式體制導入一個新元素:九隻只為他效勞的大狗。那些狗把雪球趕出農場後,又回到拿破崙身邊。故事的敘事者以不祥的口吻說:「大家注意到,那些狗對拿破崙搖尾巴的方式,跟其他狗對待瓊斯先生的方式如出一轍。」拿破崙很快就宣布,不再舉行公開辯論。「四頭小肉豬」為此發出刺耳的尖叫聲以表達不滿時,拿破崙身旁的狗立刻發出恐怖的嚎叫聲,逼那些小豬閉嘴。

 

後來,豬群離開豬圈,搬進瓊斯先生的農舍裡。牠們也開始賣雞蛋給人類,此舉促使三隻小母雞領導雞群做了短暫的抗爭。拿破崙以停止供應食物的方式,逼那些雞群就範。雞群餓到屈服,那段期間有九隻雞因此餓死。後來,之前抗議的那四頭小豬遭到指控,說牠們與逃亡的雪球密謀一起破壞農場。牠們在嚴刑逼問下坦承罪行,但一講完,就被那幾隻狗咬斷了喉嚨。「於是,動物們紛紛坦承罪行並遭到處決,拿破崙跟前的屍體堆積如山,空氣中瀰漫著濃濃的血腥味。」

 

豬在農舍的地窖裡發現了一箱威士忌,牠們繼續狂歡,唱歌到深夜。接著,豬開始釀造啤酒,並開始削減其他動物的糧食配給,只有豬和護衛犬的糧食不受影響。

 

幾年後,豬開始用後腿走路。羊群見狀,改變了叫聲,變成:「四足善,雙足更善!」拿破崙的蹄子夾著一根皮鞭。那本書的最後,出現該書最著名的名言,牆上有一條誡律告訴農場的動物:「所有的動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的動物更為平等。」那句話等於是動物革命的墓誌銘。

 

後來,豬群開始竄改歷史,這舉動直接反映了歐威爾對現代國家的主要擔憂。牠們指控逃亡的雪球根本不是英雄,而是懦夫及人類的工具。歐威爾思考這個趨勢多年了,一九四一年他寫道:「極權主義國家的特點是,雖然它控制思想,但它不會僵固思想。」亦即不會讓思想僵化不變,「它樹立不容置疑的信條,並日復一日地改變信條。」

 

在那種政權中,現實就是國家某天認定的看法。公認的事實會改變,而且事實變成一種權力的展現。所以,在《動物農莊》裡,豬不斷地修改農場規則以符合自身的利益,牠們對農場歷史的描述也隨之改變。對歐威爾來說,那種「控制過去、現在和未來」的行為,是全面政府掌控的關鍵。後來他總結道:「事實上,極權主義需要不斷地改變過去。長遠來看,它可能還需要懷疑客觀真相的存在。」這個想法後來成為歐威爾最後一本著作的核心主題。也就是說,不僅未來屬於當權者的,連過去也歸他們所有。

 

在該書的最後一個場景中,豬在屋內與生意往來的人類夥伴一起打牌喝酒。拿破崙和其中一人在打牌時作弊。農場的其他動物站在屋外,透過窗戶往內看。「外頭的動物看看豬又看看人,看看人又看看豬,接著又看看豬再看看人,眼前已是豬人難辨。」

 

這是一個警世故事,透過遊樂場的鏡子反映出史達林主義。歐威爾對朋友德懷特.麥唐納(Dwight Macdonald)說:「當然,我的本意主要是諷刺俄國大革命。但我確實希望它有更廣的寓意。我想傳達的是,那種革命(由渴望權力的人所領導的暴力陰謀革命)只會促成統治者的輪替。」

 

歐威爾撰寫《動物農莊》時,晚上會在床上朗讀文稿給妻子聽,這可能是故事發展如此順利的原因。《動物農莊》即使當純寓言來閱讀也行得通:聰明的豬花很多時間閱讀;狗知道怎麼閱讀、但不想閱讀;在「兩隻腳走路的生物是否都是敵人」的投票表決中,只在乎自己的貓很偽善,正反兩邊都投票(那個投票議題惹惱了農場裡的禽類)。讀者重讀這本書時,肯定會猜想E.B.懷特(E. B. White)受到這本書的影響有多大。一九四九年,亦即《動物農莊》出版四年並成為全球暢銷書後,懷特開始寫《夏綠蒂的網》(Charlotte’sWeb),那本書是描寫一隻比較善良、溫和的豬(名叫韋柏)和一隻聰明蜘蛛(名叫夏綠蒂)的友誼。

 

這兩本以會說話的豬為主角的故事,以及洛夫廷的《杜立德醫生》一起躋身有史以來最暢銷的書籍之列。

 

開始撰寫《動物農莊》的前幾年,歐威爾曾多次目睹蘇聯政權的殘暴。一九四○年八月,托洛斯基在墨西哥遭到NKVD訓練的西班牙共產黨人的暗殺,凶器是登山用的破冰斧,握柄被鋸小了以減少笨重感。那次暗殺的三個月前,托洛斯基曾遭到一群俄羅斯監督的西班牙內戰老兵以步槍和炸彈襲擊,但沒有成功。

 

一九四一年二月,蘇聯叛逃者沃特.克里維斯基(Walter Krivitsky)離奇死在華盛頓特區的飯店房間裡。他一直從那裡為美國官員提供情報,例如,他曾告訴美國,一名英國記者在西班牙為NKVD效勞並接獲刺殺佛朗哥的命令。他不知道那位記者的名字,但蘇聯解體後,祕密警察的檔案被打開了,證實那個人是費爾比。費爾比成為英國情報員以前,在西班牙內戰期間曾擔任《倫敦時報》的戰地記者;一九四○年德國發動攻擊時,他也去了法國擔任戰地記者。

 

在西班牙,費爾比假借「親法西斯分子」的身分運作了兩年,但他真正見到佛朗哥時,NKVD的興趣已經變了,那時蘇聯把焦點轉向鎮壓西班牙的反共左派,包括POUM及其成員,歐威爾就是其一。

 

蘇聯叛逃者克里維斯基是看到好友伊格納斯.賴斯(Ignace Reiss)在瑞士被蘇聯特工殺害後,才叛逃的。NKVD多年來一直在法國綁架及謀殺白俄羅斯的流亡者。史學家克里斯多夫.安德魯(Christopher Andrew)指出,即使是今天,大家往往沒注意到一九三○年代末期蘇聯外交政策中「把暗殺列為優先要務」這件事。歐威爾試圖出版《動物農莊》時,沒想到過程竟然出奇地困難,部分原因在於蘇聯間諜的介入。他曾預先警告曾幫他出書的左翼出版商格蘭茨,說他應該不會喜歡《動物農莊》,也不會出版它,但格蘭茨回他:「胡說!」格蘭茨曾在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九年出版《巴黎倫敦落拓記》到《上來透口氣》等書,只拒絕過歐威爾一次,沒幫他出版《向加泰隆尼亞致敬》。不過,他讀了《動物農莊》的手稿後,迅速寫信給歐威爾,說他料想的沒錯。他也寫信給歐威爾的文學經紀人:「我不可能出版……這種性質的全面攻擊。 」

至少還有四位英國的出版商也謝絕了這本書,其中包括當時在費伯出版社(Faber)擔任編輯的T.S.艾略特(T. S. Eliot),他覺得這個故事的托洛斯基主義太強烈了。他也覺得豬「遠比其他動物聰明,因此最有資格經營農場」。強納森凱普出版社(Jonathan Cape)有意出版《動物農莊》,但後來被英國情報局俄羅斯分部的負責人彼得.史摩萊特(PeterSmollett)勸阻,因此決定不出版了。史摩萊特擔心那本書的出版可能會破壞英蘇關係。多年後,史摩萊特的身分遭到揭露,他也是費爾比招募的蘇聯特工。

 

這些出版社的拒絕令歐威爾感到震驚。一九四四年五月,他寫信告訴朋友:「我要出版作品通常不是很難,況且現在所有的出版商都很缺稿子,但我卻一直找不到出版商願意出這本書。」美國的編輯也一樣不感興趣,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哈考特布雷斯(Harcourt Brace)以兩百五十英鎊買下該書的美國版權之前,有五家出版社拒絕出版那本書。

 

一九四四年二月,歐威爾完成《動物農莊》的手稿,但該書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才出版。那段期間,他除了為《論壇報》撰寫專欄以外,一九四四年六月,他和妻子收養了一個孩子,名叫理查。那個嬰兒是五月在新堡(Newcastle)出生的,僅三週大,沒穿衣服。一位朋友回憶道,歐威爾的妻子本來擔心她無法愛那個孩子,但「後來愛琳很高興有那個孩子,非常愛他,並為他感到自豪」。當她必須到法官面前完成收養手續時,她穿戴整齊,甚至還特地為了那個場合買了一頂黃色的帽子。

 

收養孩子後不久,他們的公寓就因為附近有V-1「飛行炸彈」(納粹早期的巡弋飛彈)爆炸而無法居住。所以,他們再次搬家到伊斯林頓(Islington)。那一區現在很時尚,是卓伊.海勒(Zoë Heller)的《醜聞筆記》(Notes on a Scandal)和尼克.宏比(Nick Hornby)的《非關男孩》(About a Boy)等小說的場景所在,但一位傳記作家指出,一九四四年那一帶很破舊,「是歐威爾喜歡的那種邊緣地區……亦即中產階級的下層在勞動階級的地盤上所群聚的區域。」

 

一九四五年二月,歐威爾前往歐陸,為《觀察家報》報導二戰的尾聲。阿斯特回憶道:「他想和第一批進入德國的軍隊一起進到德國,因為他發現,儘管他寫了很多有關獨裁統治的文章,但他從未去過獨裁統治的國家。」

 

那不是明智的冒險,因為當時歐威爾的健康狀況依然不佳。三月底,他住進科隆的一家醫院,並利用住院時間撰寫〈給遺稿保管人的備忘錄〉(Notes for My Literary Executor)。值得注意的是,他在那篇文章中把自己早期的兩部小說貶抑為「粗製濫造的愚蠢作品」。住院期間,他得知妻子需要動手術以切除子宮腫瘤。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九日,愛琳被推進手術室之前,寫了一封信給歐威爾,叫他放心,說她的病房很舒適,可以看到花園。翌日,歐威爾收到一份電報,通知他愛琳麻醉時不幸過世。愛琳的葬禮於四月三日舉行,這也許是歐威爾把《一九八四》的開場設定在一九八四年四月四日的原因──也就是說,此後他開始展開陰鬱的新生活。

 

葬禮結束後,他把兒子託付給一位朋友,又回到歐洲繼續從事新聞工作。實際上,他在那裡似乎沒什麼產出,那是可以理解的。阿斯特說:「他覺得他看到的東西都不值得動筆。」四月十三日,他從巴黎寫信給小說家鮑威爾:「愛琳過世了,她走得很突然。三月二十九日,她動了一項不算嚴重的手術,卻意外過世。當時我身在歐洲,沒料到會出什麼差錯……我沒看到驗屍的最終結果,事實上我也不想看,因為看了也無法讓她起死為生。」這段期間他的沉默可能顯示他很痛苦。加拿大的無政府主義者兼詩人喬治.伍德考克(George Woodcock)在一九四○年代與歐威爾變成朋友,他寫道:「他只跟我提過他的第一任妻子愛琳一次。」

 

《動物農莊》在愛琳去世五個月後,也就是二戰結束三天後,出現在英國的書店裡。該書是由弗雷德里克.沃伯格(Fredric Warburg)出版。市場反映和歐威爾早期的任一本書全然不同。沃伯格表示:「我們把所有的紙張都拿來印這本書了,一次印了五千本,並在一兩個月內售罄。接著,我們四處尋找,找到更多的紙張,一再加印。從那時起,那本書的銷售就從未停過。」

 

這是歐威爾生平以來第一次在文學和財務上名利雙收。他終於有錢可以透過朋友償還一九三八年匿名捐助他三百英鎊、讓他去摩洛哥休養肺病的捐助者。在首筆還款中,他附上一封信,語帶歉意地表示:「抱歉拖了那麼久的時間才開始還款,但是在今年以前,我實在無力償還,直到最近才開始賺錢。」

 

但他一點也不開心。《動物農莊》上市不久後,歐威爾從朋友那裡買了一支手槍,說他怕共產黨想殺他。兩位歐威爾專家約翰.羅登(John Rodden)和約翰.羅西(John Rossi)寫道,他的恐懼可能比他知道的程度還要真實。冷戰結束後,以前的蘇聯檔案曝光。檔案顯示,當初歐威爾要是被捕獲的話,他確實是列在西班牙的處決名單上。也就是說,在西班牙之外,遭到蘇聯祕密警察謀殺的人,大多是蘇聯叛逃者或反共的俄羅斯人,所以歐威爾至少有一點被害妄想。

 

剛喪妻的歐威爾開始抽離世界,盡可能待在偏遠的朱拉島(Jura)北端。那裡位於蘇格蘭西海岸的外海,幾乎沒有道路。但他也知道自己很孤獨,所以造訪倫敦期間,他向各種年輕女性求婚,他幾乎都不太認識她們。他知道自己病了,想要確保自己離世後有人照顧兒子理查。朋友西莉亞.科萬(Celia Kirwan)溫和地婉拒了他的求婚,但還是繼續和他見面。有一次,他邀請幾乎不認識的鄰居安妮.帕本(Anne Popham)來家裡喝茶。她回憶道,他請她坐在床上並擁抱她說:「妳很迷人……妳覺得妳能照顧我嗎?」她覺得這種笨拙的做法「令人尷尬」,一有機會掙脫就迅速離開了。

 

 

 

作者現任新美國基金會國家安全顧問。資深記者,主要負責報導美國在海外的軍事行動,曾任職於《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兩度獲得普立茲獎。其足跡遍及索馬利亞、海地、韓國、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科索沃、馬其頓、科威特、土耳其、阿富汗和伊拉克等國家。著有多本暢銷書,包括雄踞《紐約時報》暢銷書榜首的《大敗局》(Fiasco)、《大國與將軍》(The Generals)、《孤注一擲》(The Gamble)等書。

書名:《邱吉爾與歐威爾》

作者:湯瑪斯.瑞克斯(Thomas E. Ricks)

出版社:麥田出版

出版時間:201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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