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柏林,遇見不一樣的轉型正義

Sunday, August 25, 2019

 

今年復活節的週日,受邀去了友人家參與節日聚餐。老房東的一家人返回柏林,陪老先生吃豐盛的早午餐。傍晚在花園跟著找了彩蛋跟禮物、打了羽球,進屋後老先生端出私家食譜的布丁,邊吃邊聊。談到東西德合併前的歷史,老先生聊到圍牆倒塌跟史達西(Stasis)檔案解密,我開口講了一點台灣,講戒嚴講蔣家,講了台灣在推轉型正義。

 

可能觸動了什麼開關,老先生接話說起了自己的故事,一開口便是一輩子。祖母在集中營被殺害,1942年納粹開始最終解決方案(Die Endlösung),父親帶著妻子和他已出生的姊姊逃亡。「本來在等待遷移通知,但我們全家都是猶太人⋯⋯他們決定逃。」一家人躲藏了三年,期間受到非常多人幫助。

 

戰後老先生出世,成年後讀了歷史,意識到當年這些人承擔著巨大的風險,他循管道接觸了其中幾位,「他們都是非常平凡、非常可以說是簡單(einfach)的人。有人是基督徒,有人不是,有人甚至非常貧困⋯⋯未必是出於對猶太人的認識或同情,多數自稱就只是基本的人性而已。即便他們當年只要被舉報,都會跟著付出代價。」

 

老先生接續開口,才得以知道,柏林有個博物館的展覽,就是關於他姊姊蘇西跟家族被迫害的故事,老先生並且受邀去數間小學分享,「一群十三歲的小孩,看了展後問我非常多問題。不是從課本或大人口中聽到的,而是他們思考過後的、自己提出的問題。」他說到這裡,臉亮了起來。

 

我們聊到天黑,老先生熱情開口,背出了日期跟開閉館時間,邀我一同去參觀。是在這樣的緣分跟契機,我在老先生的陪同下參觀了《蘇西》展覽。最重要的是,展覽本身想接觸的受眾是鎖定在六到八歲,年齡層較低的孩子。《安妮日記》的作者安妮・法蘭克是正值青春期的少女,筆下的日記之所以廣傳,不僅是反映了納粹迫害猶太人的真實,也包括作者透過她那年紀所擁有的感知,去述說不同身份的敘事。

 

而蘇西被迫經歷逃亡時的年紀是六歲。據老先生的說法,正如十幾歲的青少年透過《安妮日記》的故事,能更理解納粹迫害的歷史,這個展覽本身的目的,也是期望能讓年齡與蘇西相近的幼童,透過相近視角,明白二戰德國發生的過往。

 

有別於一般的歷史或猶太紀念博物館,展覽本身打造成一個家的意象,將空間切割成數個房間。除了當時的照片、相關信物及記錄外,搭配手繪風格的圖片與解說,並且多以小女孩蘇西的視角去敘說,讓孩童有親切感。展覽最後一區放有搭配出版的繪本,一旁的留言板可以看見滿滿參觀後的兒童心得跟塗鴉,包括「希望不要再有戰爭!」「蘇西好勇敢!」等文字。

 

當天也遇到德國媽媽帶著十歲小男孩,她說是兒子主動說希望媽媽可以陪他來看,「因為是納粹時的歷史,小孩會怕。」回頭看台灣,也不乏在民間進行相關努力的藝文創作者。繪本《愛唱歌的小熊》改編自白色恐怖受難者蔡焜霖先生的故事,用童書的方式引導孩童理解過去的這段歷史,也改寫成舞台劇演出。

 

學校裡的歷史教育,即便有了第一線的博物館參觀,若沒有活潑適當的設計,容易讓學生失去專注力、寫寫學習單了事。倘若在這樣的歷史教育現場,能夠注入像《蘇西》這種專為特別年齡層設計的巧思,想必能真正影響學齡兒童對過往歷史的興趣。

 

另一方面,在轉型正義工程上,關於不同身份受難者的故事也有待發掘跟述說,女性的、原民的、不同階級跟年齡的,各種敘事的浮出不僅有其必要性,故事的「被看見」也能讓相近身份的族群有所共鳴。 

展覽設計,以小女孩蘇西的視角進行解說。作者攝。

蘇西一家人逃亡三年,待過的不同住處,照片僅是一部分。作者攝。

展覽最後的留言版,有不少兒童留言及塗鴉。作者攝。

 

 

 

作者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學士畢業,現於德國柏林自由大學攻讀社會學碩班。日常裡信仰民主,盡可能實踐女性主義。糖分與酒精是身體組成,電影與文學是逃避出口。做一個堅定的小國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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