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流是台用恨發電的永動機

Monday, July 22, 2019

 

經過國民黨總統候選人初選,韓國瑜以17%的差距勝過「政治素人」郭台銘,加上韓國瑜崛起的這段期間,越來越多人持續追問「韓粉」們的模樣(例如這篇臥底在韓粉當中的分析),企圖解構現象背後的社會基礎。但我們絕不能只看個殊化支持者的分析,那會陷入「以結果推導原因」的迷思,反而加深了難以突破同溫層的絕望感,也更加神化了韓國瑜的動員能力。

 

觀察他去年選舉至今的表現,韓國瑜本身其實是個非常傳統的魅力型政治人物。而他的崛起,完全有公式可循,並非評論者謂政治奇才。如同江昺崙從地方派系的合縱連橫分析韓流,我們必須從他動員支持者的策略著手,並試著將他移出神壇。

 

世俗「克里斯瑪」與其慣用的煽動妒恨、轉移焦點技術

 

事實上,從過去半年以來韓國瑜對於各項政治議題的發言操作便可發現,他更是屬於當代政壇常見的世俗「克里斯瑪」人物之一。

 

什麼是世俗的克里斯瑪?在社會學者里查‧桑奈特(Richard Sennett)的觀點中來看,恰好與韋伯的「克里斯瑪是對失序的回應」這種概念不同,現代的世俗卡里斯瑪,是常態的存在於當今政治社會的既有秩序中。並且這類政治人物還能夠自行創造危機,或是企圖讓人們看不見危機。

 

此一政治人物的典型便是美國前總統尼克森。起初他自詡為對抗保守體制與共產主義的鬥士,並利用一系列針對自由派政敵的仇恨動員,逐步躍升為保守派當紅議員。但在1952年的政治基金醜聞爆發時,尼克森卻以電視談話中的「動之以情」策略──強調自己薪資微薄、太太平常穿著的外套只有一件「共和黨大衣」、唯一沒退還的他人贈禮是隻女兒珍愛的小獵犬等等,將大眾注意力轉移至他的日常生活與善良動機,而成功化解了此次政治危機。

圖片來源:作者自繪

 

如今的韓市長,在這半年多來的形象營造策略,似乎也跟上述經典案例有異曲同工之妙。

 

首先,韓國瑜在高雄市長競選期間大力塑造自己「一碗滷肉飯、一瓶礦泉水」的草根庶民形象,以便能得到操作階級不平等、資源分配不均話題的正當性,強化選民們對於北部權貴、傳統政治菁英的妒恨心理。換到了總統大選時,他則再次歸隊於那些不滿年金改革的傳統軍公教選民陣營中,操縱著他們對於自己傳統優勢經濟地位喪失的相對剝奪感。

 

至於面對其身陷的政治危機時,除了在市政議題(登革熱疫情爆發)上持續輸送老調重彈的「前朝遺毒」、「中央虧待高雄市」的煽動妒恨論調外。當韓國瑜的「愛高雄」、「庶民」形象即將遭到質疑時,另一項轉移輿論目光的策略便出爐了:訴諸情感、展現委屈,夸談正向理想,並搭配協力的中資媒體唱雙簧,好讓人們再次深陷其個人形象包裝中。

 

從自己曾經也是投給黨外人士、有正義感的青年,再到市長夫人哽咽訴說一家人如何承受抹黑的壓力、市長對家庭滿滿的虧欠,以及「考試考了89分,老師、爸爸媽媽要先看89分的努力」…等等,轉移焦點並模糊問題核心的形象工程範例,比比皆是。 

 

如果將前述的仇恨動員、形象轉移公式製成流程圖,會發現這樣的仇恨動員其實在台灣政治並不陌生。而在面對近期低氣壓頻繁可能造成的夏季災害,韓市長早已在六月中宣揚清淤政績時執行了「前朝遺毒」及「已經努力」兩個步驟,但時至今日仍有淹水災情。依循本流程圖來觀察韓市府的反應,果不其然,便是以仇恨動員及展現「委屈」來利用、轉移危機,令韓國瑜本人「遇水更發」。 

7月19日下午淹水的高雄街景。攝影者:曾柏榮

 

仇恨動員的產物:索求愛與包容的怪獸

 

除了為政客個人解決危機,藉由這種打造世俗克里斯瑪的仇恨動員及形象工程,「韓國瑜」的個人符號就能牢牢栓在韓粉的投射心理中:受苦的總是自己、永遠都是they的錯。所謂「愛與包容」並不是善待他人的準則,而是要求他人優待自己的索求,否則就以「恨與排擠」回應之。

 

如此一來便可形成自產自銷的仇恨動員公式,一再調動民心。即使韓國瑜在高雄的民意開始走下坡,但各地的韓粉反而能藉此「越黑越挺」,彷彿像是恨發電的永動機。

 

「韓國瑜」與「韓粉」都是在當代社會中有跡可循的現象。若我們僅是將目光關注在這兩個陳年痼疾,對議題的所有討論仍持續在「這群人到底是誰?」的問題上打轉,反而會更加困惑且無力,進而也不能得知這股政治力量到底是如何帶動自身「穩定運作」。

 

導致韓流亂象的核心策略,正是上述這一套將過氣政客與心懷憤恨的選民群體串連起來,並高速擴張的自我實現公式。

 

如果金融時報的報導屬實,中國在台灣的資訊戰操作手法,就絕非只是扶持韓國瑜這個動員媒介,而是一套建立政治強人形象與仇恨動員的公式。利用台灣多數選民低落的政治效能感,用仇恨擴大社會大眾與傳統政治菁英的矛盾,打造一群總是等待強人拯救、在自我中心索求愛與包容的怪獸。

 

怪獸的培養不是一、兩年間的事情,它的養分本就源自於大眾民主文化不夠健全的台灣社會。想要阻止怪獸繼續長大,使用亡國感進行恐懼動員的效果終究有限,甚至有可能造成部分政治效能感低落的選民因無力感而更加退縮。

 

斷開仇恨動員的鎖鏈

因此,當下最重要的民主防衛工作,並非「消滅」這些政客與狂熱粉絲,而是斷開他們之間的聯繫。

 

我們可以注意到,韓國瑜發動攻勢的主要工具,正是以旺旺中時集團為首的各類親中媒體。這些合作媒體利用網路社群,病毒式的散播韓國瑜的妒恨發言和有利於他的政治評論,試圖煽動民眾仇視中央政府、鞏固其既有支持者群體。

 

所以有良知的大眾必須做的,就是協力壓制仇恨動員的媒介,例如推動假新聞清潔劑計畫,以及支持政府設立《境外代理人法案》,在既有民主機制下揭露媒體背後的金流與從屬關係(尤其是諸多網路內容農場式的媒體),進一步消滅這類妒恨型政治人物的命脈。

 

上述這些反制做法,即便在短期內無法達成直接殲滅傳統魅力型政客的結果,至少也能為台灣公民社會的發展撐出一個喘息的空間,並得以破解妒恨型政治人物的生成機制。倘若這條仇恨動員的生產線還存在,即使韓流過氣,掌握生產線的集團依然可以如法炮製、生產出下一位世俗克里斯瑪的獨裁政權代理人。

 

 

 

作者皆為中山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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