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民主下的民粹之風

Tuesday, July 2, 2019

 

民粹之風在21世紀席捲了全世界,根據英國《衛報》的統計,1998年《衛報》刊載了300篇含有「民粹主義」與「民粹主義者」關鍵字的文章。這只是開始,2015年增加到了1000篇,一年後更爆漲一倍,刊載了2000篇。

 

也就是說在2016年,光是《衛報》一家報紙,平均每天有六篇文章討論到民粹主義,且多以負面口吻,而那正是英國脫歐與川普當選美國總統的一年。毫無疑問,這是輿論與政治菁英的集體焦慮。然而在一片反省聲中,民粹主義不但沒有消退,還快速感染幾乎所有的政治人物。

衛報談民粹主義。圖片來源:網站截圖

 

以今天觀之,2016年顯然不是民粹主義的高峰。其實戰後西歐民主國家對民粹主義並無好感,但一股反移民的風潮,提供了右翼民粹的語言。法國的馬克宏搖搖欲墜,而極右的「國家陣線」步步進逼;在德國,梅克爾政府已接近尾聲,而公開為納粹翻案的極右民粹政黨「德意志另類選擇」卻一舉躍為國會第三大黨;義大利孔蒂(Giuseppe Conte)放棄傳統左派,改而擁抱「五星運動」黨,以民粹的語言得到支持,成為總理。瑞士與奧地利的極右民粹政黨也大舉進入國會,甚至成為執政黨結盟的對象。

 

至於搭上第三波民主化列車的東歐各國,更是一片民粹風,這十年來被標示為民粹主義的政府增加一倍以上。攤開世界地圖,被民粹主義攻陷的國家,從波蘭、匈牙利、捷克,到烏克蘭,幾乎無一倖免。有些原本不訴諸民粹的國家領袖,在勝選或鞏固權力的考量下,也不得不使用民粹語言來吸引支持者。

 

歐洲之外,從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到印度,再到菲律賓,擁抱民粹的政府不勝枚舉。而中華文化圈裡的統治者,一向就是以民粹主義正當化自己的統治,從蔣經國到李登輝,到親民黨,再到最近的柯文哲與韓國瑜現象,一脈相傳。

 

然而持平而言,在傳統政治菁英的集體焦慮下,民粹這個負面標籤似乎也被過度使用。這一兩年來許多受歡迎的政治領袖,甚至擔心他們的高支持度會被解讀成民粹主義,反遭政敵抹黑。

 

事實上民粹主義也不全然是負面的產物。歷史上俄國與拉丁美洲的農民運動,可算是近代民粹運動的濫觴。美國也在19世紀末出現左派的民粹政黨,推動中部與南方的農民運動。不可否認,民粹主義在民主政治的推動上有過功不可沒的貢獻。

 

進入20世紀後,民粹主義的問題才開始出現。民粹運動與國族主義結合,將法西斯推向極權的巔峰,為世界帶來史無前例的浩劫。經過慘痛的教訓,二戰後民粹主義暫時在西方消聲匿跡,加上在冷戰的結構下,東西以意識形態對抗,各自陣營均有效地抑制民粹運動,民粹主義者無法成為名門正派,不受主流政治人物重視。

 

令人意外的是,共產主義的失敗導致冷戰結束,卻沒有讓西方的自由民主成為唯一選擇。全球化的浪潮反而刺激民粹主義與國族主義再度結合,德國梅克爾口中的「黑色力量」正在歐陸蠢蠢欲動。當上世紀末西方菁英以天真的態度擁抱第三波民主化運動時,所謂威權民粹主義(Authoritarian Populism)正悄悄誕生,納粹與極權主義死灰復燃,這是西方政治理論家始料不及的。

 

但何謂民粹主義?何謂威權民粹主義?如果保守、對抗的川普是民粹主義者,那麼為何進步、開放的歐巴馬是比小布希更民粹的政治領袖?何以西班牙前總理拉荷伊(Mariano Rajoy)來自右翼的保守陣營,但不被歸類為民粹主義者,取而代之的薩巴德洛(Rodríguez Zapatero)屬進步左派,大力追求轉型正義,卻被歸類為民粹主義者?

 

為了更準確分析民粹政府的特性,英國《衛報》資助成立一個由跨國政治學者組成的「民粹團隊Team Populism」,以研究全世界的的民粹現象為主旨。這個團隊今年發表一份報告,針對本世紀40個國家的領袖在不同執政時期的演講做文字分析,透過統計將這些政治人物的民粹傾向加以量化,以0到2的分數評比這些領袖民粹語言的使用程度。

 

演講中完全不訴求民粹語言得到0分的,德國梅克爾總理為其中之一。本世紀初非常受歡迎的的英國首相布萊爾也得到0.1的低分,可見有魅力的政治領袖未必要訴諸民粹。

 

已故的前委內瑞拉總統查維茲(Hugo Chavez)則是左翼民粹主義的代表,得到1.9最高分。土耳其總統艾爾多安(RecepTayyip Erdoğan)在2003初任總理時並非民粹領袖,得到0.1分,之後為鞏固權力一路飆升,2014之後面對恐怖主義與國內分離運動,已轉變為強烈的民粹主義者,得分高達1.5分。

已故的前委內瑞拉總統查維茲,以煽動性語言和社會主義願景當選。圖片來源:AP/達志影像

 

民粹語言的使用當然與各國的政治口味有關,過於鹹重在有深厚民主傳統的國家並不討好。例如發言常常令美國媒體受不了的川普總統,放在同一的檢驗標準上,只得到0.8分,主張脫歐的英國首相梅伊只得到0.5分,兩者均被歸列為中等程度的民粹主義者。之前的小布希與歐巴馬總統則分別得到0.2與0.3分,不算是民粹主義者,但不乏民粹語言,事實上歐巴馬還略勝小布希一籌,與一般的既定印象不同。

 

從這些國家領袖的得分可以看出,民粹主義者的政治光譜十分寬廣。有人笑稱,如果去問三個政治學者何謂民粹主義?你可能得到五種答案。正如研究國族主義的蓋爾納(Ernst Gellner)所說,「民粹主義難以捉摸、千變萬化,隨時隨地突然冒出來,但往往以不同且互相矛盾的樣貌出現。」這是蓋爾納在1969年的觀察,民粹主義並不是他的研究重點,但經過半世紀,這個睿智的觀察一再得到驗證。

 

民粹主義難以捉摸的原因在於它並沒有一定的意識形態,事實上它根本沒有意識形態,也沒有中心思想,政治學者Cas Mudde以「thin-centered ideology」來形容。

 

民粹主義源自農民運動,但未必服膺共產黨那套,而觀察這二十年來的發展,歐美新興的民粹主義往往靠向右派,強調保護主義、排他、拒絕多元;而拉丁美洲則維持傳統左派論述,強調多元。此外,不管是民主國家或極權國家的領導者,均可以操作民粹來鞏固政權的正當性。

 

然而承載不同意識形態的民粹主義者仍有許多清楚的共同點,他們簡單將我群與他群對立起來。但他們不以傳統的族群或意識形態為界,例如台灣人對外省人、勞工對資本家;而是以你我的普通人民對立於建制派的政治菁英,並假定普通、真正的人民是良善的、無助的,而建制派是腐敗的既得利益階級。

 

這雖然是傳統反抗者的語言,但威權民粹主義進一步假設真正的人民是同質而無差別的,政治菁英所提倡的多元與尊重少數只是政治正確,傲慢地壓迫廣大的普通人民,而憲政與制度只是服務建制派的工具,必須加以摧毀。

 

個別的民粹主義者未必沒有隱藏的立場,民粹的語言只是工具,偷渡他們的意識形態才是真正的動機。例如,假如一個民粹主義者反對同婚,他就會把反對者描述成失去話語權的沉默大眾,受盡菁英以政治正確霸凌。統獨的討論也可以做一樣的安排,不管哪一邊,都可以宣稱自己的立場是多數普通人民的心聲。

 

民粹主義精確掌握的關鍵事實是,任何一個複雜的政治議題,絕大部分的普通大眾都沒有深入思考的意願,而民粹主義者給予他們不必思考的權利。反民粹者越多的論述,越證明政治菁英趾高氣昂,不顧小市民的直觀與心聲。

 

因此在知識上,民粹主義本身並不是一種主義,它只是一種話術,以簡單的語言製造發言者有能力、也願意替普通人民處理複雜問題的幻想。例如川普認為蓋圍牆可以解決移民問題,英國梅伊則以脫歐來防堵歐陸的問題出現在英國。

 

台灣更精采,柯文哲宣稱他的醫師經驗可以簡簡單單解決五大弊案,事實上他可能連基本的法律常識都沒有;韓國瑜宣稱摩天輪可以解決高雄又老又窮的問題,事實上他連高雄的地名都搞不清。「發大財」、「拉進來,打出去」、「談主權是屁話」、「我三秒鐘就能解決」,柯韓兩人的語錄堪稱民粹語言的經典教材。郭台銘當然也不遑多讓。

 

個人魅力也是這一波民粹主義成功與否的關鍵,柯文哲與韓國瑜的論述漏洞已慘不忍睹,柯文哲甚至在敏感的統獨立場上翻轉,但無損支持者的擁戴。韓國瑜亦然,能否有效防治登革熱根本不是韓粉關心的問題,重點是他打破藍綠建制派所營造出來的魅力。

 

許多民粹主義者的論述幾乎找不到知識含量,因為吸收知識需要門檻,而抬槓鬼扯則完全不必門檻,這正是他們比菁英更能打動人心的地方。這是令人擔憂的反淘汰現象,原本看似無害的嬉笑怒罵,一時或許覺得新鮮,然而一旦偷渡反民主的極權主義思想於大眾,所形成的反建制派力量,將使黃鐘毀棄,成為逆襲自由民主的黑色力量。

 

由三位分別來自保守派陣營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與自由派陣營The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的三位研究員,DaliborRohac, Liz Kennedy, Vikram Singh,在2018發表Drivers of Authoritarian Popu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一文,分析了美國威權民粹主義的成因與推波助瀾的力量。文末作者提出了五點呼籲,而這五點幾乎可以一字不改套用到台灣的現狀:

 

1.自由民主的政府仍無可取代,中國式的集權絕非台灣的出路。

 

2.開放是繁榮與穩定社會的基石,政策制定者必須確保開放的果實公平分享,但不能反對開放,重回封閉的社會。而鎖入中國正是與世界接軌反其道而行的死路。

 

3.重視國際合作的價值,國際組織與結盟對象必須謹慎評估,民主國家之間的合作遠勝於零和對抗與保護主義。當西方重新檢視在冷戰思維下與中國合作的代價,台灣應重回國際市場,要加強的是與民主國家之間的合作,不是中國的誘餌。

 

4.極權國家絕非無害,民主國家固然不應挑起對抗,但必須有效制止極權國家利用民主自由,追求一個不一樣的國家目的。蘇俄以假消息操弄歐洲與美國的民主自由至為明顯,而中國透過媒體與代理人在台灣製造的亂象更是無處不在,早已逾越民主社會能自行修復的警戒線,確立防衛性民主的機制是當代民主國家迫切的議題。

 

5.重視理念,過去每個世代都勇於批判舊秩序,以新的觀念促進人的自由平等,現在我們同樣要以堅實的理念為憲政與社會秩序立下里程碑。在台灣,轉型正義、同婚平權、不公平年金的改造,都是開放社會、建立新秩序的起手式。

 

過去的五年,台灣綠營的政治論述被柯文哲不斷騷擾,去年韓國瑜從藍營中異軍突起,對國民黨建制派展開逆襲,紛紛吸引一大群自認被主流政治所遺忘的支持者。然而仔細分析,這兩人既不是素人,也不是小丑,他們的支持者也不是被遺忘的無辜大眾,而是喚回威權舊秩序的吹笛者,為之起舞的大眾,只是放棄與台灣民主化共同進步的落伍群眾。

 

 

 

作者為美國伊利諾州立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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