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海外老台獨的苦悶

Sunday, June 30, 2019

 

蔡賴之爭已然在前些日子以蔡英文民進黨初選勝出告終。然而以年輕獨派為首的辣台妹派,與擁護賴金孫的海內外深綠獨派大老們之間的緊張關係,在幾位與北美獨派社群親近的媒體端出「蔡英文博士造假說」為衝突「加辣」之後,兩個群體之間的斷裂似乎更難以彌合。年輕世代對於大老們為挺賴的「不擇手段」瞠目結舌,獨派大老們則認為蔡英文應為民進黨地方選舉的失利與初選爭議負起全責。

 

蔡賴之爭已然落幕,世代衝突卻未化解。圖片來源:路透社/達志影像

 

有著相同遠景的族群卻難以達成基本共識,隨著2018本土派選舉挫敗,獨派的焦慮已然沸騰至最高點。獨派青年們開始檢討三一八以降的訊息與溝通到底出了什麼問題,以至於三一八和2016選舉的「勝利」態勢竟然在短短幾年內崩毀。不少聲音強調「進步青年不夠溫柔同理」,或是認為「老綠男不理解進步議題的重要性」。

 

然而,現今獨派內部的世代鴻溝或許難以用這樣片面的貼標籤作結。筆者希望藉由分享北美獨派族群的生命歷程,促進獨派年輕世代與北美獨派之間的相互理解,以建立更健康的溝通橋樑。

 

為民主化貢獻良多,卻在台灣歷史上「被消失」的北美獨派族群

 

海外獨派族群的第一代,或許是解嚴前便出發至北美留學的菁英獨派青年。在國民政府打壓黨外人士的脈絡下,當時獨立運動的艱難程度或許不亞於現今的中國維權人士,這或許是為理解過獨派歷史的部分年輕人難以想像的。

 

即便在民主自由的美國,獨派運動者隨時可能像陳文成博士一樣「被消失」,或是像陳唐山前部長一樣回不了家。在這樣風聲鶴唳的運動環境下,北美獨派族群卻冒著生命的風險,戮力為台灣的民主、人權與法治奔走。

 

他們與美國國會建立了深厚的關係,敦促美國國會為被關押的高雄事件政治犯和台灣的人權與民主,向國民政府駐美代表施壓。他們的努力,也讓當時美國國會裡的「四人幫」─甘迺迪參議員、裴爾參議員、索拉茲眾議員和李奇眾議員,大力在參眾議院裡為台灣的民主與法治倡議,舉辦眾多聽證會、甚至促進《台灣關係法》(Taiwan Relations Act)的通過,讓國民政府和駐美單位備感壓力。

 

在美國國會研究局(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2010研究台灣民主化的一份報告中,更特別提到了自70年代起,台灣獨立建國聯盟(World United Formosans for Independence)與台灣人公共事務會(Formos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Affairs)在國會山莊上的倡議。

 

連美國政府都十分關注的北美台灣社群,在台灣卻鮮少被納入歷史教材中。直至2017年《台灣旅行法》(Taiwan Travel Act)在國會順利通過後,現今的年輕族群才有機會對這群被遺忘許久的北美台灣人,建立起更深一層的認識。

 

在島上失語的堅定台獨運動者

 

作為在台灣歷史上民主化前「被消失」、解嚴後卻鮮少受到關注和正名的族群,長年以來,即便國內政治與社會運動愈發蓬勃,卻少有人願意耕耘與這群北美獨派運動人士的溝通管道。畢竟,他們是幾千萬里之外無票可貢獻的非選民。但是,這仍不減這群人為台灣主權奉獻的堅定決心。

 

一場一場的自家庭院聚餐,在美國各地慢慢建立起強韌的草根社群;無私地捐助自己打下的經濟基礎,在各城市建立起一座座的台灣會館。他們長年與揮霍著黨產的大中華僑社文化打對台,一屋一瓦地在美國打造台美人的台灣認同與政治基礎。

 

蔡英文政府之所以能在任期之內推動如此亮麗的台美關係進程,除了蔡政府的努力對應到國際政治的態勢之外,背後也有這群美國獨派在地打下的堅實基礎支撐。

 

部分人見證美國鄉親對三一八運動的關注後,的確有年輕主流政黨和運動者開始和他們對話,但短短幾年之內的幾次接觸,卻難以傳遞台灣政治與台獨運動的真實現況。說難聽點,作為錢多又無票可撈的、比選民還熱情的非選民,美國獨派常常是某些國內團體組織動員情緒和金錢的提款機。有需要時來哄一下提個款,沒需要時反正隔著太平洋不必多交代。

 

長年下來,這些對台獨運動投注大量金錢和心力,卻常常被忽略的運動者,偶爾發聲卻常被大眾當成「在美國過爽爽又愛來嘴砲台灣政治」的無關人士。少了一張張的選票作為壓力,國內也少有人願意幫他們代言。

 

更何況,不管有意或無意,偶爾從台灣來向他們募款的的人所陳述的「台灣問題」,或許只服膺於短期的運動利益。短短幾天的相會,也不一定有時間、能力和意願,去向他們誠實溝通政治和運動的難處。願意好好同理和照顧他們缺席和「被缺席」的心情,關注他們在國內已從主流市場下架的議題(例如救扁),也就寥寥幾位。

 

無怪乎,明明是看著相似的遠景,北美獨派和年輕獨派對於國內政局的判斷,已不在同個頻道上。早已被大眾認證為詐騙、吃上官司的「台灣民政府」,在美國獨派社群間仍有市場。由此可見,政治訊息的落差和偏誤有多大。

 

更尤甚,某些年紀較長的北美台獨人士,仍抱著對早期台派獨派運動「一不小心就會被國民政府打壓、被白色恐怖」的印象。長期以來,他們挹注給台獨運動的資源幾乎不問責,也不要求回報。

 

除了難防被有心人士利用,久了之後,因為沒有問責機制,也會產生「為什麼我投注生命卻看不見成效」、「一定是某人無能」這樣與個人情緒交雜的政治責任歸屬。因此,他們生命經驗和情感投射所建構出的「事實」和政治討論的基準點,就已經和年輕獨派的認知相差甚遠了。

 

獨派和運動社團應建立更堅實的問責機制,為健康的對話與運動能量打好基礎

 

即便短期之內,挺賴和挺蔡的陣營之間似乎以難建立起信任,但筆者仍期待海內外不同世代的台灣人,在這個關鍵時刻攜手突破困境。或許,「老綠男」與「進步青年」之間的互貼標籤與情緒勒索已不再重要,運動中的群眾情感需要耕耘,用投入運動的「恩義」和「輩份」來抹煞運動的反思、討論和競合,也是筆者難以苟同的鄉愿。

 

年輕世代需要花心力理解北美獨派的生命歷程(或許,可以從替海外獨派做口述歷史開始),獨派長輩也必須認知到現今獨立運動和體制內政治,已然不是獨裁統治之下的零和遊戲,台獨運動也不再需要躲躲藏藏。世代之間應攜手,加強獨派社團與運動的誠信與問責性,從財務問責與資訊流通做起。

 

我們各自期待的新政治和獨立想像,不應該只是新潮的訊息包裝,或是雷聲大雨點小的片面宣言。不為短期運動成效犧牲群眾的智商和能動性,相互理解生命歷程,促進健康的政治對話,並誠實溝通運動與政治的艱難和進退,或許是突破僵局的第一步。

 

 

 

作者為遊走於台灣和美國之間的台裔美國人政治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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