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歐孟哲

模範生嗆韓國瑜的潛台詞

「韓市長要去選總統真的太可笑,不要讓你的感性,壓過你的理性,請醒一醒。」

「我想說的是:高雄人注視你,你卻注視總統府。」

學生接力嗆韓。圖片來源:華視youtube

或是手持一本《為什麼愛說謊》,或是精心手作機關只為了說聲「做好做滿」。高雄市模範生合影活動上,高雄學子們公開抨擊市長,不論直言不諱或趣味嘲諷,創意盡出不留餘力。這些言論固然表達了對韓國瑜背棄選前承諾、還沒發大財就想選總統的不滿,但於此同時,這也可以讀成青少年世代的一次反擊:你可以不給我們投票權,但你不可以要我們住嘴。

事後,韓國瑜市長回應表示尊重。但比起嘴上說尊重,台灣社會更該積極回應的是:青少年表意權的困境與未竟。

學生在和市長合影時公然挑戰市長或許是史上頭一遭,但事後得到的批評卻毫不新鮮:「憑什麼?」、「沒有禮貌」、「沒有家教」,甚至是「被綠營洗腦」,或是韓國瑜市長本人也在25號回應「希望有純潔的教育環境,不被政治干擾」。這些批評和回應不只是對當事學生的質疑,更指向青少年試圖對公領域的議題發表意見的阻礙:資格論與公領域的權力秩序,兩者分別影響著青少年能否「進入」公領域,以及在公領域發言所受到的限制。

透過回應「憑什麼」的資格論問題,可以更明確的理解到青少年表意權之必要。資格論質疑的不外乎是青少年「足夠成熟、有能力作出政治判斷了嗎?」但其實這樣的論述犯下了一個思考方向的謬誤:當今的民主政治問的不是做出正確判斷的「能力」,而是問發表意見的「權利」。

首先,民主政治面臨的諸多議題並非只是全然客觀的是非判斷,而是牽涉到不同群體的權利與利益,進而也沒有所謂「正確」的政治判斷——所有「正確」都是建立在一定的主觀(根據主體的生命經驗與社會條件)上而論。那麼理所當然的,也不會有一套客觀量尺能夠界定「某群體有/沒有資格」能夠進入公領域的討論中。正如當今投票權是只要達到法定年齡人人皆有,而非必須透過資格考試去定奪誰是更「理智」的,因為「理智」者和「不理智」者在不同社會條件下產生的主觀權益都應該得到國家的同等重視。

由此論,可以將「青少年」視作一個擁有著自身獨特生命經驗及社會條件的群體,這個群體的主觀權益也應該得到重視——這是「世代正義」的觀點。並且,這個主觀權益是不能夠輕易被代言的。在去年1124的公投中,出現宣稱「守護下一代」的愛家公投,並以此為論述基礎反對民法婚姻平權與性別平等教育,但是在由「民主第一課:公投模擬考」舉辦的十五校模擬公投中,愛家盟所提的10、11、12案都遭到了過半數的反對,支持民法婚姻平權與性平教育的14、15案則是得到了壓倒性的贊成。於是可以知道,這樣的代言並不真正符合青少年的主觀權益。又或是像「被綠營洗腦」的批評,表面上看似是保護青少年,但其實是拒絕承認青少年是具有能動性、能夠自主思考的主體。

青少年要發聲,需要的不是保護也不是代言,而是賦權(empower)。

民主政治不問做出正確判斷的「能力」,而是問主體能否意識到自身所身處的、在特定生命經驗與社會條件下產生的群體與其主觀權益,並得以表達——這即是台灣社會必須對青少年表意權負起責任的積極面向:不只是尊重青少年的意見,更要讓青少年有能力產出自己的意見,並主動進入公領域發聲。

接著,問題是:如何做到青少年的賦權?賦權不只是嘴巴上說說「鼓勵青少年具備獨立思考與自我表達的能力」就足夠了。將此視為國家責任論,為了做到普及與消去門檻,基本教育體制是最適切的切入角度之一。在此將結合我自身在高中校園中參與公共事務的經驗,進一步試論,如何讓青少年參與公共事務學習不再只是升學考試的時事題,或公民課的課外教材,而是能夠將校園公共治理的體系開放給學生,真正肯認學生(青少年)的表意權,並同時在實作中賦權學生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

現階段的高中校園裡,學生在《高級中等教育法》的保障下,能夠成立自治組織(如學生會、學聯會、班聯會等),並且校務會議等關於校內公共事務的決策場域應該納入學生代表。基本上,學生(青少年)的表意權利是受到肯認的,並能夠進入公領域的討論中,但問題更進一步的問題卻發生在進入公領域後:學生(青少年)的發言和被分配到的決策權力,依然受限;並且,校園的決策體制,本質上是排斥學生的。

文章前段談到對合影活動裡抗議學生的批評中,包含「沒有禮貌」、「沒有家教」等,這些言論苛責的並不是進入公領域的青少年,而是苛責青少年進入公領域後的姿態挑戰了既有的權力秩序——青少年(學生)必須「敬重」長者(師長和校方),並接受長者(師長或校方)的指導和教訓。

同樣的邏輯也運作在高中校園的公共決策體系中。實務層面上,我曾親身經歷、也曾耳聞就讀其他學校的同學在校務會議中被與會師長「教訓」;制度層面上,會議看似納入「行政、教師、學生」三方,實際上卻是學生面對利益趨同的校方和教師,在會議中的席次比例低的懸殊,同時,校園的公共事務中,透過各級會議(導師會報、行政會報等)將大多數師長皆納入決策體系中,面對學生,卻僅是以朝會、升旗的方式單方面宣導政策,而將大多數學生排除在外。部份教師的觀念和制度的設計邏輯中,依然預設了學生是受教育、治理的一方,而非和教師和校方對等,同樣是參與校園生活的主體。

開放校園的公共決策體系讓學生進入,透過實作對公共議題的溝通和協商有更深刻的理解,並刺激學生能夠思考學生身份與校園中的權力關係,進而對爭取自身權利有所意識。只是在公民課上談論法治觀念和政治理論是不夠的——那只是基礎。如果社會持續預設青少年只是需要被教育的、被治理的客體,將無助於讓青少年能夠建立起參與公共事務的能力——公民不是天生的,正如沒有人一長到法定年齡就知道如何投票。公民是在民主社會中養成的。

從過去的反課綱運動,到近期的抵制假新聞、聲援香港反送終行動,都出現了越來越多高中生的自發參與。這不是什麼天然獨世代或綠營洗腦,而是資訊逐漸發達的世代,我們得以組織、得以串連,得以從身份、群體,甚至是世代的角度去思考,我們未來想活在一個什麼樣的社會裡。我們都清楚,民主是我們得以如此掌握自身命運的關鍵,而校園的民主化不會自己到來,正如台灣的民主化不是當權者的善意,而是需要爭取、需要捍衛的。

我們從來就活在一個「不純潔」的社會裡,教育無法從其中分開。學生的發聲行動不是政治干擾,而是對政治干擾的抗議——高雄學生親眼見證了自己從小成長的城市,在短短幾個月的時間幾乎成了自己不認識的樣子——這個世代的青少年不會輕易接受謊言,也不會選擇沈默。

而你,還只是「表示尊重」嗎?

作者高雄中學畢業,接下來將就讀於台灣大學社會學系。高中時參與學生自治、學生獨立媒體《諫燈Lighter》,現為學生異議性組織「風狗浪.港都學生思潮」成員。關注學權、性別、轉型正義及國族議題,相信青少年也能改變社會,期待一個天光的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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