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與他的時代:賽巴斯提安‧哈夫納《一個德國人的故事》的現代啟示

Thursday, June 6, 2019

德國著名的記者兼政治評論家賽巴斯提安‧哈夫納。圖片來源:維基百科wiki

 

一九九九年德國著名的記者兼政治評論家賽巴斯提安‧哈夫納(本名Raimund Pretzel)與世長辭,隔年其回憶錄《一個德國人的故事》(Geschichte eines Deutschen)由兒子整理、出版後在歐美文藝界立刻受到廣泛的關注與討論。

 

這是一本塵封了六十一年的回憶錄,寫於一九三九年哈夫納為逃離納粹政權而流亡英國的時刻。全書從其處於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童年開始說起,結束於哈夫納完成實習法官的資格修業。但事實上,在哈夫納之子所整理出來的遺稿中可以得知,這本回憶錄原本預計寫完其流亡到英國的整個過程,而本書之所以中斷於一九三三年希特勒(Adolf Hitler)成為德國總理那年的原因,便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戰事加劇使其不得不停止寫作。

 

《一個德國人的故事》足為全世界的文學、歷史、文化等領域帶來相當富有意義的資源。不只是因為這本回憶錄忠實紀錄了一個成長於兩次世界大戰的德國青年如何看待他的世界,更由於這是一部對納粹(Nazi)政黨如何崛起的沉痛省思。圖片來源:博客來

 

然而,這本未完成的回憶錄卻足為全世界的文學、歷史、文化等領域帶來相當富有意義的資源。不只是因為這本回憶錄忠實紀錄了一個成長於兩次世界大戰的德國青年如何看待他的世界所發生的種種變化,更由於這是一部對納粹(Nazi)政黨如何崛起的沉痛省思。

 

回憶錄不同於歷史學研究,它是一種文學形式,而文學強調作者的「自我認同」(self-identity)。閱讀回憶錄時,可以知道作者想透過怎樣的理念直接傳達予讀者,對於發生事件的因果解釋也不必像歷史學般需要受到嚴格約束與檢視。在回憶錄的開頭,哈夫納第一句便指出這是他與時代「對決」的一個紀錄,如同悲劇中的英雄航行在未知、充滿危險與磨難的旅途之中,所呈現便是一個知識份子用自己的良知、勇氣以及判斷力來克服災難環伺的故事。

 

那麼,對於當今二十一世紀的人們而言,閱讀這樣一冊充滿冒險氣質的回憶錄具有甚麼樣的益處或是啟示呢?筆者認為我們可以分成三種層次來閱讀這樣一部著作:

 

首先是「經驗」的層次。我們這個時代已經難以清楚地認識將近一個世紀以前的時代景象與氛圍,即使透過歷史教科書或史家的研究也只能大概地理解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而缺乏觸及時人對時代的主觀感受。透過閱讀回憶錄,讀者在作者樸質、無拘無束的語言當中彷彿跟著「參與」了那段瘋狂的歲月,想像著那一幕幕的事件如何在自己眼前發生,自己的情感隨著當事人澎湃起伏,對那段歷史記憶也更加充滿了「認同」。

 

我們從回憶錄中可以感受到那些沒有在第一線戰場的德國人,因軍隊突然的投降而感到的錯愕及憤怒。也可以感受到威瑪民主時代的德國人因無法找到理想的生活目標而時常花天酒地、夜夜笙歌,更可以感受到納粹崛起時存在於整個德國社會的衝突與緊張感。

 

第二種層次是「道德」的層次。閱讀是作者與讀者互動的過程,回憶錄中所傳達的理念、情感與記憶必然在讀者的心靈當中經過重新審視。讀者會用自己的閱歷、情緒與知識來評價作者在書頁裡所記錄的一切,進而重構其對那一段歷史歲月的主觀認知,進而昇華成一種認識世界的倫理價值。

 

這本回憶錄雖然充滿了哈夫納的道德警語,但我們也從中感受到德國政治轉型所必須面對的叛亂和暗殺行動是多麼的瘋狂、多麼的令人無法置身事外。又或者,當納粹的支持者以暴力威脅猶太人或是政治立場相左的團體時,即時不是德國人也會對這種違反人性和文明的行為感到憤怒、同情。

 

最後一種閱讀則是「現實」層次。人們尋求知識、藝術以及歷史往往是為了「行動」(action)。因此,回憶錄不只是扮演一場早已過去的行動,更為了指引渴望行動的人們而被閱讀的指南。納粹德國的暴行雖然早已過去了七十多年,但直到今天的台灣乃至世界各地仍就活在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的陰影之中。藉由閱讀哈夫納的冒險經歷,台灣人似乎更有機會去警覺極權勢力的危險性,並且在有可能預先防範的情況下加以展開相關的行動。

 

歷史尚未遠去,我們仍走在歷史的中午,這樣一個「黑暗時代」(Dark Times)。透過哈夫納的這本回憶錄,就如同暗夜中微微的星辰,指引我們走出陰暗的洞穴,並透過歷史的技藝(craft of history)來豐富我們的文化。哈夫納與他的時代的對決,也正好是台灣人與他的時代的對決,歷史(這裡指的是那些具有教訓意味的,而非學院的)給予我們生命的動力,好讓我們不在迷失方向。

 

同樣在納粹時代流亡到美國的德國小說家湯瑪斯‧曼(Thomas Mann),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版的長篇小說《浮士德博士》(Doctor Faustus)同樣是一篇尋求自我認同之作。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同樣在納粹時代流亡到美國的德國小說家湯瑪斯‧曼(Thomas Mann),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版的長篇小說《浮士德博士》(Doctor Faustus)同樣是一篇尋求自我認同之作。在這部小說裡,曼指出了那些以往被德國高知識分子愛好的民族文化中,潛藏容易受到納粹與戰爭誘惑的因子。透過虛構的傳奇音樂家雷維庫恩(Lebenkuehn)瘋狂的一生,暗示德國人為了國家富強反而犧牲了自己的前途。

 

曼對德國文化的批判在歷史學或社會科學的嚴格視角下不一定站得住腳,但和哈夫納一樣的是,兩人都希望透過寫作來傳達自己對時代的認同,並且透過文學的演繹提升人們的道德良知,以及防範那樣的時代悲劇再次發生。

 

展讀為這冊《一個德國人的故事》之後,筆者彷彿深刻感覺這個時代對我們所提出的肅殺的提問。我懷疑自己能否像哈夫納一樣,在這個即將降臨的「第二次黑暗時代」中拿出勇氣為自己的良知尋找出路。但就如同愛爾蘭劇作家薩謬爾‧貝克特(Samuel Beckett)所說:「I can not go on, but I will go on.」即使前方道路未明、困難重重,但我仍必須前進,只因為那是「命運」。

 

 

 

作者現職為研究生,專攻西洋政治思想史,將英國史家愛德華‧卡耳的名言:「歷史是過去與現在的不斷對話」作為座右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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