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重返天安門: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

Friday, May 31, 2019

 

 

 

第五章 母親

 

「我漸漸從個人的悲痛走出來,把這種悲痛轉化為追求真實、尋求正義的勇氣,它支持我走過了十幾年艱難的路程。喪子之痛不會淡忘,但『分擔別人的痛苦,也會減輕自己的痛苦。』」──張先玲

 

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中,留下記憶是危險的。即使只是一個公開的紀念行為,也能暴露出那棟國家精心建造的官方歷史大廈有多麼脆弱。中國足足花了一整代的時間來造它的骨,然後又用嚴格審查、公然造假和蓄意遺忘來補它的肉,但儘管如此依然一碰就碎。這就是為什麼區區一位五呎高的七十六歲老奶奶就足以構成威脅,需要動用一群國家安全機構的護衛隊——有時多達四十人——跟蹤她上果菜市場或是去看牙醫。

 

「他們知道你要來。」這是張先玲打開門見到我的第一句話,還對我投以熱情的微笑。她的公寓很整潔,位在一棟外觀單調的高樓大廈的九樓。她說話的口氣很輕鬆,彷彿只是在評論天氣或豬肉的價格。乍看之下,張先玲就是個典型的中國老太太模樣,有一頭整齊的灰色短髮,穿著一條寬鬆的休閒褲和一件拉上拉鍊的亮藍色羊毛衫,渾身散恬靜安詳的氣息。不過,她的外表並沒有遮蓋住那令人敬畏的性格和非凡的韌性。

 

她解釋道,當地警察局曾打電話來,問她那天早上是否要出門,還順道問了她今天是否有客人來訪?也許是一個外國人?她露出一絲滿意的神情,坦白地告訴來電者,她在等一個朋友的朋友——可能是「在外國的中國人」,不然就是「在中國的外國人什麼的」——簡單俐落地總結了我的混血兒背景。這二十多年來與國家安全機構周旋的經驗,讓她學會了使用如此直接又模糊的說話方式。

 

張先玲是退休的航太工程師,從共產黨在她十二歲那年「解放」中國的那一刻起,她的出身背景就注定了她將被社會唾棄。她出身自清朝高官家族的第八代,生活在祖傳留下的腐朽輝煌之中,其位於中國東部安徽省桐城的老家,迷宮般的傳統建築及園林足足有十一個足球場那麼大。我問她,在文革之前究竟她家有多大,她只能很粗略地猜測——大概七十或八十個房間上下——不過她確實記得,若要從居住的區域走到正門,必須要穿越七個院子。在張先玲十五歲的時候,整個古老建築院落都被解放軍占領,她和家人則被送到一個舊糧倉。

 

在地主被妖魔化成階級敵人的時期,張先玲的地主階級身分迫使她只能被動地參與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政治運動。她常常是一個旁觀者,偶爾是一個受害者,但從來不是主角,她覺得自己不配參與其中。她強大的原罪意識——憑藉著出身,剝削普通老百姓血汗長大——驅使她在十五歲時,寫了一部自我批評的作品,長度堪比一部小說。

 

然而如今,張先玲親筆書寫的公開信卻有雲泥之別。她和身體虛弱但意志堅強的前北京人民大學美學教授丁子霖一起合作,從受害者轉變成積極行動者,轉變成道德巨人,這些存在都是要凸顯國家違反道德的行為。

 

這兩位女士因為遭遇相同的不幸而走到了一起。她們十多歲的兒子同樣都於六月三日晚上到六月四日清晨之間在北京被槍殺身亡。她們成為「天安門母親」的創始成員,這是一個由六四死者親屬所組成的先鋒團體,目前已成為中國最接近政治遊說團體的組織。她們的訴求可以概括成三個簡單的詞:真相、補償、問責,每一個詞都對中共領導人拋出最直接的挑戰。自一九九五年起,他們每年都會在橡皮圖章立法機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開幕式時,寫一封公開信重申他們的訴求。六月初,他們又再寫一份請願書,提醒中國領導人不要忘了那個被其極盡可能抹去存在的周年紀念日。直至二〇一三年,天安門母親已經遞交了超過十二份的請願書,卻是一個回應都沒有收到。

 

除了進行遊說,天安門母親也身兼偵探,自行整理出一份遭軍隊襲擊的受害者名單。他們煞費苦心地一一確認在鎮壓中喪生的兩百多名受害者的身分。張先玲有著獵犬般的韌性以及沉穩的自信,她把追尋真理過程中聽到的那些小謊言當成樂趣。但讓她追尋的動力終究源於她個人的傷痛。她必須跨過的第一道高牆是,讓自己能夠擺脫恐懼與沉默的桎梏,探索摯愛的兒子死去的過程。

 

死亡報告書

 

我們約在張先玲的公寓碰面,她住在一棟平凡無奇的一般民宅,這些民宅讓北京的冬天像極了一幅失色的畫布。我每一次去拜訪,每一次都驚訝地發現,原來這棟建築物是粉紅色的,只因它跟灰色的背景實在融入得太好。她的公寓恰好位於中國最優秀的音樂學院校園裡頭,一定程度上減輕了它的醜陋感。這裡時常有樂曲在空氣中翩翩飄蕩,還有學生們拿著形狀各異的樂器盒,忙碌地穿梭其中趕著上課。張先玲的丈夫王範地是中國一流的琵琶老師之一。在他們一塵不染的客廳裡,王範地的琵琶懸掛在一個小角落的架子上,上方還有一張他彈奏琵琶的黑白照片,宛如時髦的中國版佛雷.亞斯坦(Fred Astaire)。餐桌後面是一個書櫃,整整齊齊地擺放著書籍、磁帶和藥瓶。在與視線等高的一個書格中,放著一個小相框,照片上是他們逝去的十九歲兒子王楠,他露齒而笑,一副天真爛漫的樣子。

張先玲拿來一個鞋盒,在裡面翻出了一張又一張她死去兒子的照片。其中一張,他正在笑著。照片中的他將近成年,笑得很開心,戴著眼鏡的雙眼閃著光,因為在一個朋友的生日派對上喝了酒,所以臉紅通通的。她說,王楠是那種儘管不擅長,但仍很愛唱歌的男孩;即使沒有人要求他,仍會每天為老師帶熱水瓶上樓。在一張與兩個神情嚴肅的哥哥的合照中,他直視鏡頭,露出滿懷希望的純真表情。那時他六歲,高興地眼睛閃閃發亮,咧嘴而笑,露出大大的牙縫。

 

然而在王楠人生的最後一張照片裡,他的表情變嚴肅了。這張照片攝於一九八九年五月的軍訓營,王楠身穿迷彩服,配米色褲子和布質運動鞋,頭戴解放軍軍帽,一把機關槍很隨興地扛在肩上。那一年,他的班級必須參加軍訓營;王楠對此跟對所有事情一樣全力以赴,當士兵們送給他一條軍用腰帶作禮物時,他好高興。照片中的他,看上去像是一個小孩在玩當兵遊戲。

 

接著,他的母親拿出一張薄如面紙,很像國營商場裡臉色陰沉的店員不情不願開的那種白色收據。但這張收據的標題卻是「死亡報告書」。下面一個項目欄寫著「死者姓名」,有人在隔壁空白欄位寫上王楠的名字。「死亡原因」則是潦草寫著「槍傷在外死亡」。表格上蓋有護國寺中醫醫院的官用印章。官方機構用了簡單幾句話,就證明了一個年輕生命的殞落。

 

為了記錄歷史

 

一九八九年,王楠從鄰近大學區的住處搭乘公車,前往距離天安門不遠的高中去上課,在這半小時的車程中,他意外見識了另一種政治教育現場。公車經過一群遊行的學生的時候,王楠把頭探出車窗外,興味盎然地看著學生們高舉布條,所有人的臉上都洋溢著對另一種未來的熱切嚮往。他立志作為一名有抱負的攝影記者,現在是大好機會可以近身見證歷史。王楠常常利用午餐休息時間,衝到天安門廣場去給學生駐紮的營地拍照。當膠捲用完時,他又跟母親再要了一點錢去買膠捲。張先玲曾試圖警告他不要太涉入其中。「你不要太積極,」她提醒道,「學生運動是沒有好下場的。」

 

但到了五月中,王楠已經完全投身於學生政治活動,還組織一群高中同學參加支持絕食抗議的大型遊行。當王楠帶領一群十幾歲的遊行者時,還不忘警告所有人不要喊太過極端的口號(例如「打倒李鵬!」)去攻擊那位不受歡迎的總理。張先玲認為這是王楠的典型作風。

 

六月三日晚上,家人的朋友來公寓聚餐。吃飯的時候,主要的談話內容都圍繞在政府如何趕走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媽,你說會開槍嗎?」王楠問道。「不可能!」她回答,因為即使是文化大革命造成了大混亂,中國共產黨政府也從未向自己的人民開火過。

 

當晚,王楠在臉盆裡用手洗了幾件衣物。他睡在隔壁棟的一間單人房裡,剛好從他們家的公寓可以看得到。這個房間是奇怪的公寓分配制度分發給他們的。睡覺前,王楠要求母親,如果明天早上出太陽的話,再把他的衣服掛去陽台。「想不到這句話竟成了我們母子倆的最後訣別。」兒子逝世十五周年紀念時,張先玲在天安門母親網站上登的一篇文章〈為了記錄歷史的真實〉 中寫道:「可憐的孩子啊,他怎麼能想到從此再也見不到太陽升起了呢!」

 

那天晚上,槍戰開始了,她起初無法置信會使用真的彈藥。時間一分一秒過去,槍聲持續不斷響起,她的懷疑變成了恐懼。她從窗外望向她兒子的房間,看到他的燈還亮著,以為他應該在家。儘管如此,她依舊徹夜未眠,一直擔心著街上發生的事。直到第二天早上,她跑去王楠的房間,才發現他的床沒有人睡過的痕跡。他留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媽,我去找同學了。」

 

後來,她從一個鄰居那裡得知,王楠身穿軍服,頭戴紅色的摩托車頭盔,肩上背著書包,在半夜的時候溜出去。他那天沒有回家。張先玲每天晚上都熬夜苦等,恐懼攻占了她的每個細胞。親朋好友相繼來陪她,安慰她,他們認為有可能王楠是被捕了。她丈夫還有其他親戚也開始在首都的各個醫院尋找他們的兒子。前後去了二十四間不同的醫院,都沒有找到王楠的身影,但是他們在醫院走廊上看到數十具裹著被單的屍體,其中包括一名裹著腳的老婦人。這十天來日復一日,張先玲沒有收到任何關於她兒子的隻字片語。

 

事實上,她丈夫對她隱瞞了這輩子最大的秘密。丈夫早已得知他們的兒子在六月四日遇害了,但他不敢把這個消息告訴妻子,因為她的悲傷把他嚇壞了。八天以來,他一直保持沉默,擔心真相會使他傷心欲絕的妻子崩潰。張先玲覺得,就是因為她先生一直獨自一人強忍悲痛而傷透了心,從那之後,慢性心臟病一直折磨著他。

 

六月十四日,大屠殺十天後,張先玲接到了一通她望穿秋水的電話。她兒子學校的一名職員告訴她,有一具年齡和外貌都與她兒子相似的屍體在護國寺中醫醫院。因為其他地方的太平間都滿了,所以就被送到了這家不起眼的小醫院。她到醫院去認屍,果然是她的兒子沒錯。一顆子彈射進了他的前額,再從他的左耳後面出去,射穿了他的紅色頭盔。他的頭上纏著繃帶,看得出有人曾試圖幫他止血救命。

她渴望知道她的兒子是怎麼被殺的,還有是誰包紮了他的頭。然而在王楠腐爛的屍體能被火化之前,家屬要先歷經一段令人痛苦難耐的等待期。即使是人死為大,中國的官僚體制仍握有掌控權。王楠的家人等了一個星期後才獲准在六月二十二日火化屍體。在抵達八寶山革命公墓時,張先玲就發現,大屠殺事件發生已經超過兩周了,公墓前的空地仍擠滿運送屍體的車輛。

 

起初,張先玲擔心自己的悲傷會毀了她,擔心自己會選擇自暴自棄而失去理智。在她兒子的屍體被找到之後,一周內她的頭髮就全都變白了。「從這一天起,我的一切幻想都破滅了,」 張先玲在組織網站上的文章寫道。然後某天她突然下定決心,要重振內心的理智,把痛苦轉化為更有建設性的行動。她想要弄清楚兒子是如何度過他生命的最後時光。畢竟,兒子是為了記錄歷史而死,所以張先玲強迫自己要為了記錄他的死而活著。她原本期待這會是通往解脫的第一步,事實上卻將她帶往了另一個方向。

 

經過

 

張先玲找到的第一個目擊證人是一名計程車司機。當天凌晨一點三十分的時候,他在天安門廣場西北角南長街和長安街的交叉口附近,當時士兵開始開火。槍林彈雨之際,他目睹一名年輕人衝出去拍照,然後隨即中彈倒地。他後來才知道原來那個年輕人就是王楠。幾位目擊者跑上前去想要幫助他,但都被軍隊擋住了去路,拒絕任何人接近他。過了一陣子,他被士兵拖到路邊。一個老太太看到他的臉,就跪下來哀求道:「他還是個孩子呢!求求你讓大家去救他吧!」一名士兵轉身對她說:「他是個暴徒。誰敢上前一步,我就斃了誰。」

 

就在這時,兩輛沿著南長街開過來的救護車被士兵攔住。一名醫生從其中一輛救護車下來,但部隊不允許他去幫助王楠以及另外兩名同樣遭槍擊的市民。最後救護車只得撤退,留下傷者在原地淌血。後來找到的另外兩名目擊者,他們也向張先玲證實了這個狀況。

 

她又花了八個月才找到管道了解接下來發生了什麼事。她得知,原來在六月四日早上,有一位吳先生打電話到她兒子學校通報死訊。張先玲循著吳先生在電話中留下的蛛絲馬跡,確認了他在北京一家醫院實習。她追查到吳先生的下落,並寫信給他,希望能與之取得聯繫。她原先並沒有期待會收到回音。突然在一九九○年一月的某一天,他和一些同事出現在她家。他帶來了王楠的家裡鑰匙還有他的學生證。

 

吳先生告訴她,他和另外兩名同事在鎮壓當晚自願提供醫療支援。他們三個緊跟在部隊的路線後面走。在凌晨兩點時,差不多是王楠受傷之後半小時,他們抵達了他被槍擊的十字路口。王楠倒在路邊不省人事,心跳微弱。三名實習醫生請求士兵允許他們將他和另外兩名受傷的平民送往醫院,但遭到拒絕。他們拿剩下的最後一塊繃帶包紮王楠的頭傷,並幫他施行人工呼吸,但當時他已失血過多,最終在三點三十分宣告不治。那兩名市民也死在路邊。

 

這些實習醫生提議將遺體送往醫院,讓家屬可以指認屍體。軍隊再次拒絕了他們,甚至威脅要逮捕醫護人員。在離開王楠屍體之前,吳醫生將他的學生證藏了起來,以便確保之後可以讓他的父母知道兒子的下落。清晨六點,吳醫生打電話到王楠的學校通報死訊。

 

死者遺體被扔在事發現場,剛好在一所學校大門口附近。這所學校現在被稱為北京一六一中學,位於長安街,鄰近中國最高領導層所在的中南海。張先玲從學校的夜間守衛口中拼湊出接下來的事情經過。夜間守衛說,天剛亮,一群士兵就來敲學校的大門。他們借了鐵鍬,然後在學校門口的花壇挖了一個淺淺的墓穴。那天早上,王楠的屍體就和另外兩具無名屍一起被任意埋葬於此。

 

六月四日早上開始下雨,之後連續幾天都有陣雨。六月七日,一股惡臭從之前埋的淺坑中散溢出來,死者的衣服也開始從新翻的土堆中露出來。學校原計畫在五天內重新開學,但大門前埋了腐朽的屍體,著實是個大問題。學校聯絡了當地警方和衛生部門,衛生部門派人挖出了三具屍體。因為年齡和身上的軍服、軍用皮帶,王楠被誤認為是一名士兵,所以他的屍體被送往了醫院,沒有被當作身分不明的暴徒立即火化。張先玲很感激這個小小的幸運,讓她在餘生中免於真相未明之苦。

 

但令她震驚的是,她的兒子躺在大街上奄奄一息,開槍的士兵卻拒絕讓他接受治療或其他援助。 「即使兩軍交戰,也沒有不准救護傷員的,」她在文章中寫道,「而在北京的長安街上,政府不僅動用機槍、坦克殺戮老百姓,還不准救護傷員,天理何在?人性安存?」

 

對張先玲來說,每一個新發現的資訊都是一種折磨。「我儘量不想,」她告訴我,「如果一想這個事,我幾天都睡不著覺。」她坦承,在我首次拜訪的前天晚上,整理關於王楠的資料整理到痛哭失聲。「我想他最後幾個小時肯定是很痛苦。我記得最早在雜誌上發表過的一篇文章,就是寫我的小孩兒。有幾句描寫,就是孩子在最後彌留狀態,就想著『媽媽呀,我好冷啊,媽媽我好冷』。」她的聲音漸漸低得像耳語。「我想起這些,現在我心裡還是很難過。」但這個探尋真相的過程確實改變了她。「我開始對共產黨產生懷疑,對幾十年灌入我腦子裡的道理產生了很多問號,促使我去學習、思考,」她寫道,「我漸漸從個人的悲痛走出來,把這種悲痛轉化為追求真實、尋求正義的勇氣,它支持我走過了十幾年艱難的路程。喪子之痛不會淡忘,但『分擔別人的痛苦,也會減輕自己的痛苦』。」在這條路上,丁子霖一直是她的夥伴和精神支柱,丁的十七歲兒子被解放軍從背後開槍。

 

相遇

 

這兩位天安門母親創始人的外表差異很大,性格也南轅北轍。丁子霖體虛瘦弱,渾身散發著悲傷的氣息,手腳不靈活地在公寓裡走來走去,這裡也是她兒子蔣捷連的最後安息處。這套北京大學區公寓很通風,擺著優雅的中國傳統家具和用來做帽架的雕刻圖騰柱。牆上一幅油畫描繪了她兒子的模樣,一個高大削瘦的年輕人,有著陽剛的下巴和自信的微笑,他揮舞著一面錦旗,頭帶著紅色遊行隊伍的頭帶——這個頭帶他相當引以為豪,在火化時也戴著。

 

在旁邊牆上的一張照片中,他跟他的同學們手拉手地從學校走出來遊行,一切彷彿都凍結在時光中化為永恆。和張先玲的兒子一樣,蔣捷連也對這場運動充滿熱忱,協助組織自己學校的學生上街遊行支持大學生。我的目光被他的遊行同伴舉著的一個紙牌吸引住,那個紙牌寫著黑色粗大的傳統書法字,但標語內容對中國統治者來說卻帶有一種不符合儒家思想的威脅語氣:「你將會下台,我們仍會在這裡!」一個刻有字樣的基座上面,放著丁子霖那嚴肅又有著寬闊肩膀的兒子的骨灰,照片的存在像是一種鄙視,彷彿是在責備當年的年輕氣盛。

 

在人生的最低谷,丁子霖和張先玲找到了彼此。她們透過一個來自九三學社的官員搭上線。九三學社是一個共產黨認可卻有名無實的政黨,其成員主要是知識分子和科學家,兩人的丈夫也是成員之一。這個以營造政治多元化假象為目的而存在的「橡皮圖章黨」,促成了天安門母親組織的成形,諷刺的是,共產黨對此可不怎麼欣賞。 天安門母親持續不斷地發展,成為中國政府控制之外最早、最知名的草根組織之一。

 

一開始,這兩個家庭只是一起彼此療傷。丁子霖的情況很糟,身體已不良於行,在公寓裡只能靠沿著牆壁摸索走動。六月三日晚上,她曾花兩個小時勸說兒子不要出去。最後,他將自己鎖在一樓的廁所,然後再從窗戶溜出去。不到三個小時之後,一顆子彈射穿了他的背,死了。丁子霖覺得自己沒有保護好兒子。不斷想著尋死的她,一顆顆囤積起安眠藥。後來有一天,張先玲和丈夫騎著自行車去探望她,漸漸地,這兩位女士開始找到了一個新的目標。

 

 

 

作者目前是澳洲墨爾本大學進階新聞中心(Centre for Advancing Journalism)資深講師。父親為新加坡華人,母親為英國人,曾在香港度過童年。1989年時她在英國利茲大學(Leeds University)研讀當代中國研究,於2003年起先後任職於英國廣播公司(BBC)與美國國家公共廣播電臺(NPR),派駐北京長達十年。

 

在天安門事件二十五週年之際,她應牛津出版社之邀寫下此書。在北京撰寫本書期間,她從不在電子郵件或電話中討論本書,使用不上網的筆電寫作,並把書稿鎖在臥室的保險箱內。除了極少數的人,無人知道她的寫作計畫。

 

書名:《重返天安門: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追尋六四的歷史真相》

作者:林慕蓮(Louisa Lim)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時間:201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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