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運動工作者的下一步:深化民主,擺脫被動的公民角色

Monday, May 27, 2019

圖片來源:Felix the Bear@維基共享資源 (CC BY 2.0)

 

因為經營議題,社運團體較有機會對政治人物做長期與近身的觀察,評價政治人物,形成政策看法,並向大眾傳播。但社運工作者的主張,只是海量資訊中的滄海一粟,曝光機會低,就算曝光也可能被轉移焦點,難以影響輿論走向。進步的異議者,正被社會邊緣化。反而投放資源進行公關操作的人,可以在短時間內成為輿論領袖,據此設定議題與引導輿論,甚至散佈假訊息與及詆毀對手。

 

如今一般民眾已經很難接觸到社運工作者的主張了,甚至還有特定議題被醜化成是宣傳迷惑。目前社運工作者若要向大眾訴求,不僅媒體戰難突圍,組織戰也遠遠輸給與基層組織結合的保守議題團體,他們還能透過基層組織網絡(例如宗教團體),在一般民眾的生活圈中散播自己的主張,影響選民做出保守選擇。

 

連目前動員實力最強的同志運動團體,也在去年大選敗下陣來,更不用說其他動員實力弱的進步團體。今年擁核團體又提了一案公投案,進步方是否會再次重挫?社運工作者們仍在思索如何與民眾合作,以使民眾投給進步選項。過去,大多數社運團體工作者,會向政治人物施壓或遊說,也會影響政治人物的表態與相關決策的幕僚、支持者互動,質疑與挑戰他們原本的政策主張。

 

但遺憾的是,社運工作者與政治人物、幕僚與支持者間的許多思辨、對話與爭論,卻不太會被多數主流媒體重視,民眾也難有機會看到推動政策落實的艱辛過程。反倒當議題走到政治人物必須決斷的關鍵時刻,社運工作者必須集結最大民意施壓,形成高張的對立態勢時,媒體才大張旗鼓的報導,並放大當中的激動情緒、衝突場面與控訴說詞。這其實已簡化議題,不僅讓大多數民眾沒有時間去理解議題並做出判斷,甚至會使民眾感到困惑甚至產生厭惡,或使不同立場的人放棄理解,相互攻擊。這更易使中國利用台灣內部的社會矛盾,引起人心不安與對民主喪失信心。

 

面對眼前的民主危機,社運工作者或許可以回頭去想,多年來向社會大眾訴求的「民主深化」,能如何回應現狀?這幾年間的社會運動,賦予「民主深化」實際內容,如「修改公投法」、「公民監督議會」、「審議式民主」,或是「公民不服從」的權利,甚至迎向「憲法時刻」。但面對中國意圖瓦解台灣民主的現狀,「民主深化」的內容可以是什麼?我想也是從具體的實踐來賦予新義。

 

之前「民主深化」的實踐,已讓台灣人民擁有了更多改變現狀的條件與機會,往後,社運工作者如何與已經投入、或是預備投入改革運動的自主公民合作?過去社運工作者與公民的關係,多為指揮與被指揮的關係。公民接受社運工作者帶來的權威論述,在社運工作者的號召下投入運動的某個任務中。我認為下一階段的「民主深化」,是讓我們的公民擺脫被動地位,能從日常生活中挖掘並發動議題,並將不同的公民組織起來,共同推動某議題的進展。

 

過程中會發現自己與其他公民的專長與侷限,截短補長,相互交流與合作,從具體實踐中認識各自的價值堅持,並一同探究各自關心議題的困境,因此對這整個社會能有更深刻的認識,並創造出更能影響大眾的行動方案。

 

某些公民社群已經如上所述的介入現實,社會運動工作者除了更加精進專業以外,與自主的公民社群合作,建構廣泛的社會團結,形成「在地的」與「日常的」資訊交換及互助行動網絡。這不一定能夠對抗中國的混合戰,但將提高分化台灣社會、瓦解民主制度的成本。

 

此刻,除了制定各種法案等體制內手段之外,如何善用我們仍擁有的民主,一方面防堵中國銳實力的進犯,另外一方面鞏固改革成果(同婚、年改等),只能寄望信仰民主的政治工作者與社會運動工作者,合作建構出能夠產生有效反映民意的代議政治,與有效凝結民意的社會同盟,形成政治部門與公民社會間的對等合作關係。厚植公民社會不是新概念,但,這是唯一的逃生口。

 

 

 

作者長期投身基層組織工作,成就感來自於,一同合作過的民眾在共事後,積極投身改革運動。堅持體制外路線,期待新共和國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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